這段日記表明，留校人員對這個“南飛計劃”與少數南飛人員並不買賬，也不認同，且從心底裏生發出一股抵觸對立情緒。正因這一情緒，又繁衍出對校內態度不明的“動搖分子”加以警惕的敵對之心。而此時的“動搖分子”，不知對暗中射來的可怕的“警惕”眼光是否有所察覺，亦不知有多少此類分子最終南行。但可以想見的是，在不久的將來，隨著解放軍代表正式接管清華園，要想出走就難上加難。在未來的歲月裏，那些未能南行的“動搖分子”，與坐在清華靜等解放軍前來解放的“堅定者”，形成了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族群，當初的“搖”與“定”，成為革命與反革命的分水嶺與試金石。在這塊試金石麵前，“搖”者成為“定”者監視和鎮壓的群鬼，而這一嚴重後果，是“動搖分子”們當初萬萬沒有料到的。
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長
就在朱家驊、俞大維、傅斯年、蔣經國等人坐鎮南京調集飛機全力“搶救”北平學人的短暫時間裏，從北方飄入江南的風聲越發令人慌亂和驚懼，蔣家王朝搖搖欲墜的跡象也越發分明，國民政府必須請求美國迅速投入大批武器裝備與美元才能扶大廈之將傾。在蔣介石授意下，孫科內閣緊急督請胡適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即刻出麵與美國交涉，盡快爭取援助，以為岌岌可危的國民政府“打一劑救命針”。胡適聞訊，極不高興地對助手胡頌平說：“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怎樣抬得起頭來向外人說話！”[52]堅決予以拒絕。盡管胡氏一舉揮去了向自己頭上飛來的兩頂耀眼奪目的官帽，但他即將使美求援的風聲還是傳了出來，引起社會各界強烈關注。12月18日，聯合社與《申報》等新聞媒體專門就這一問題登門采訪，胡氏以外交辭令答稱“外傳種種，絕對不確”，但沒否認蔣政權遭遇的重大困難和希望外援的急迫。當天聯合社發出的電訊稱：“北大校長胡適表示，蔣總統將繼續剿共戰事，惟無外援恐難長期作戰。胡氏認為中共為蘇聯型共產黨，與之組織聯合政府，結果必蹈捷克複轍。胡氏並稱，吾人固欲和平，即總統亦然，惟不能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當記者向其詢問對於大局與國共和戰意見時，胡以沉重的語氣答道：“和比戰難，和比戰也許難十倍，難百倍。”[53]
這組消息透出蔣家王朝獨木難支與蔣、胡等人決心困獸猶鬥，反共到底的同時，也暗含了胡適將出使美國求援的可能。隻是此時一切或明或暗的動作，都無法挽回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頹局，正可謂“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隨著戰事越來越糟以及國民黨高層相互傾軋，包括朱家驊辭職、梅貽琦拒不入彀、傅斯年血壓高漲即將病倒等一連串事件發生，原來沸騰火熱的心漸漸冷卻，再也沒有人主動出麵組織赴平“搶救學人”之事了。此一計劃隨著國民黨軍的潰敗與李宗仁集團逼迫蔣介石去職下野的呼聲高漲而虎頭蛇尾地結束了曆史使命。
1948年年底，淮海戰場國民黨軍全線潰退，北平城破在即，國民黨敗局已定，蔣介石決定辭廟下野。在退出曆史舞台之前，蔣氏通過行政院突然任命心腹幹將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傾全力經營台灣，為國民黨撤退做準備。這道命令，連時任副總統的李宗仁和台灣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對此，被晾在一邊的李宗仁後來曾滿腔悲憤地抱怨道：迫於解放軍步步進逼的形勢，蔣介石於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我當了代總統。因蔣暗中操縱掣肘，使我不能有絲毫作為。蔣“在決定引退之時，即已準備放棄大陸，退保台灣，以貫徹其改造黨政軍成為三位一體的心願，維持一個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陸放棄之後，國際情勢必益惡化，第三次大戰亦必隨之爆發，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陸重溫接收政權的美夢。為布置這一退路，蔣先生於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孫科的行政院任命陳誠為台灣省省主席。前已言之，陳誠於1948年春初自東北铩羽歸來之後，在京滬一帶的東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殺陳誠而後快。蔣先生不得已，準陳誠辭職赴台，托辭養屙，實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職突然公布時，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無所知。陳誠得令後，立即自草山遷入台北。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職視事。行動的敏捷，為國民黨執政以來所鮮見。由此可知蔣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又說：“陳誠上任後，蔣先生便密令將國庫所存全部銀元、黃金、美鈔運台。因自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之後，民間所藏的銀元、黃金、美鈔為政府一網打盡。據當時監察院財政委員會秘密會議報告，國庫庫存金鈔共值三億三千五百萬美元。此數字還是依據中國公開市場的價格計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數。庫存全部黃金為三百九十萬盎司，外彙七千萬美元和價值七千萬美元的白銀。各項總計約在美元五億上下。”正是蔣的這一切安排，“在我就任代總統之日，手頭一文不名，為維持軍餉，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飭財政部將運台的國庫銀元金鈔運回一部分備用。但是在台負保管責任的陳誠奉蔣暗示，竟做充耳不聞的無言抗命。”[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