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院最糟，政治係不成樣子，經濟空虛，法律則幾都是律師。
……[28]
以上諸事盡管紛亂，但總算有線索人頭可尋，最令傅斯年頭疼的是增設的幾個學院，按照此前“複興北大”的指導方針，朱家驊、蔣夢麟等政學兩界大佬，積極主張複員後的北大增設工、農、醫三個學院，以增加綜合性大學的砝碼與氣勢。而傅斯年認為，工、醫學院費錢太多，出力難以討好，最看好的則是創辦農學院，在致胡適的信中，傅氏以憂國憂民的情懷說道：“農學院甚有意思，在華北之將來，其用無窮，我們不能老坐而論道，我們總當與人民接近，總當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來，而且我們學校最大的毛病，是：學生一入學，便走大街，英文永遠學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級搬到城外去受嚴格訓練，有個農學院，可以開這個端。……不過清華也要同時辦，正商量中，或者出於‘分工合作’。”又說：“如果清華也堅持三十五年度辦，教育部為難。但我們這些年與清華合作，清華得到安定，我們得到卑視——孟鄰先生之情感，關於聯大者，並非無其理由——所以我想這一點是不讓他的。”[29]傅氏決意不讓對方，但清華也不是省油的燈，想方設法予以反擊。傅斯年在接下來致胡適的信中說：“追加複員費，此事曾引起清華、南開之衝動，鬧得教育部甚為煩惱。”又說：“在教育部領到二百時，有我們五；四百時，有我們十；六百時，有我們十五；八百時，有我們二十。此已與騮先原則說好，他並無難色，因他人更凶也。周鯁生來信要三十，兼大罵。”[30]
就北大而言，抗戰時期與清華、南開共同創業的近九年，不能說所得到的隻有被“卑視”，當然有它光榮與輝煌的一麵，但傅斯年信中所述也不是信口開河，或者說空穴來風。事實上，清華憑借美國庚款的後盾、紮實的學風，以及幾十年形成的一整套組織係統，在許多方麵，其強勁的風頭均蓋過了北大與南開，這一狀況令號稱老子天下第一的北大同人深感失落，並產生受對方“卑視”，進而滋生了一些不便為外人道的芥蒂與怨憤心理。錢穆晚年在他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提到的北大同人在雲南蒙自聯大分校，為文學院院長由清華的馮友蘭擔任而不讓北大的湯用彤沾邊之事發生爭吵，並向前往視察的蔣夢麟建議北大獨立之事即屬此類。盡管最後經錢穆解釋，同人們以抗戰大局為重，“不再言”，但不等於說北大教授們心中就不再有芥蒂和情緒。此時傅斯年對胡適所發的牢騷，在某種程度上道出了北大同人憋在心中積悶日久的怨氣。既然聯大已經解體，北大複員獨立，當然也就有了重整旗鼓，與清華爭個高下的新機緣。因而傅斯年在致胡適的信中要求胡借留美之機，設法為北大新開辦的幾個學院募集書籍、儀器及款項，一旦就緒，便趕緊歸國。因為“我這幾個月必然鬧得空氣緊張，非先生早回來，有出大岔子之可能，那才糟呢！先生回來後，我當留校二三月協助，然後赴美治病……”[31]
傅斯年踐行了當初的承諾，胡適一到北大，他就主動把自己坐得溫熱的校長椅子用毛巾擦了擦，搬到胡老師屁股下連扶加抬地將其請了上去，笑逐顏開的胡適盡管有點不好意思，還是打著哈哈當仁不讓地坐穩了。傅斯年不但要把胡老師扶上北大第一把交椅，還要按中國特色的“扶上馬，送一程”的老規矩，再送夫子一程，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仍留在北平，把一切敵對勢力和半敵對勢力蕩平鏟除之後方可卸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