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大就要分開了，北大、清華和南開，不久就要回到老家去啦！這當然是值得高興的，我也和大家一樣，懷念故鄉，懷念清華園。可惜，如今除了那半個中國之外，哪兒也不會有安樂土！比如說，這座美麗的花園，多麼幽靜！這個會場多麼歡暢！你們可也知道：醜惡的東西就躲在旁邊，要威脅，要破壞這個會議，要帶軍警前來檢查，要把他們的反動貨色硬塞進會場，連這樣一點高興，也不甘心讓人享受，連這樣一個惜別聯歡的會，也違反了什麼集會法。現在總算開起來了。但是，這使我不能不想到北平，在那裏等待著我們的恐怕不是什麼幸福，也許是更醜惡的災難！
……今天我想說的是，這三個大學都和美國關係很密切，我們都是在美國式的教育裏培養出來的，固然也可以學得一些知識和技術，但是經過這八年的檢驗，可以說，過去受的美國教育實在太壞了。它教我們隻顧自己，脫離人民，不顧國家民族，這就是所謂的個人主義吧，幾乎害了我一輩子！有些人畢業了，留了洋，幹脆不回來了；有的人爬上去了，做了教授，或者當了校長，或者當了大官，有了地位，就顯得不同，想的和說的也和別人不一樣啦！其實，這些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
別人又以為我在罵人了。是的，對於反動的不公道的不對的事情，為什麼不該罵？
前幾天有個刊物隱約地罵了蔣介石，於是他的黨徒們嚷起來了，說侮辱了什麼似的，還有些好心腸的知識分子跟著說這太過分了，難道說，他這些年造了那麼多的孽，害了那麼多的人民，罵一下都不行嗎？咱們應該講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就要罵！[51]
據參加會議的馮友蘭回憶，聞一多越說越慷慨激昂，有一段說：
大家都說清華有優良的傳統，這不對，清華沒有優良傳統，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傳統。我受了這種傳統的毒害，現在才剛有點覺醒。我向青年學習，學會了一件事，那就是心裏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比如我現在想說蔣介石是個混賬王八蛋，我就說蔣介石是個混賬王八蛋，他就是個混賬王八蛋！[52]
聞一多的演說，令在場者大為驚悚，許多人認為有些過分，也有人認為這是聞氏故意聳人聽聞，博取聲名，當然也有一部分人為之拍手叫好。作為聯大駐校負責人的梅貽琦聽了別人的轉述，自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下午昆明聯大校友會有“話別”會，餘因惡其十二月強梁改組之舉動，故未往。晚，勉仲（南按：查良釗）來告開會情形，更為失望。會中由聞一多開謾罵之端，起而繼之者亦即把持該會者。對於學校大肆批評，對於教授橫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義被此輩玷汙矣。然學校之將來更可慮也。[53]
第二天，即4月15日，梅貽琦又記道：“午前馬約翰來，談及昨日校友會情形，極為氣憤。”對此，梅貽琦曾產生了清華大學複員後，將解聘聞一多的念頭，而“在這個時候，梅貽琦接到美國加州大學的一封信，說是他們想請一位能講中國文學的人到他們那裏去開課，請梅貽琦推薦一個人。梅貽琦想推薦聞一多去，向聞一多一說，他就拒絕了。他要留身於‘是非之地’，繼續鬥爭下去”。[54]
梅貽琦本想來個順水推舟，把聞一多這個棘手的“鬥士”弄到美國，讓其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東西兩海岸之間，與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麵對麵地“鬥”下去，直至“鬥”出個名堂來。但聞一多深知自己一旦到了美國佬的一畝三分地，不但“鬥”不出什麼名堂，弄不好連自己也“鬥”進去，在漆黑的監獄裏蹲著了，因而並未聽從梅貽琦的指令，堅決要留在聯大與中國人“鬥”。因了聞的強硬態度，尚有謙謙君子之風的梅貽琦亦不強人所難，隻好聽之任之。隻是梅氏沒有想到，隻隔了兩個多月，聞一多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其“鬥”至死的重大意義正如馮友蘭所說：“他以他的一死把聯大的‘民主堡壘’的地位推到當時的最高峰，把當時的民主運動推到最高潮。就在這個最高潮中，聯大結束了它的八年的曆程。”[55]
1946年5月4日，也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爆發27周年紀念日，眾人翹首以待的三校複員之日終於到來了。西南聯大師生與特邀來賓在校圖書館前廣場上，舉辦了校史上最後一次結業典禮。唯一在昆明統攬全局的聯大常委梅貽琦做了具有曆史紀念意義的報告，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代表湯用彤、葉企孫、蔡維藩相繼致辭。會後，全體師生來到校舍後麵的小山，樹起了代表聯大師生情感與精神寄托的紀念碑。按照傳統款式，紀念碑署名分別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係教授聞一多篆額；中國文學係主任羅庸書丹。”碑之背麵刻著西南聯大自抗戰以來共834名參軍入伍的學生名單。碑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