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12日，《中央組織部關於確認於再同誌為中共黨員的決定》中稱：
於再，原名於鎮華，男，一九二一年生，浙江省餘杭縣人。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四川奉節縣經蔡去非同誌介紹入黨，預備期一個月，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按時轉為中共正式黨員。……於再同誌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到一九四四年冬，都在我黨領導下工作，表現一直很好，是一名優秀共產黨員。唯一九四四年冬，離重慶參加抗日遠征軍赴印度，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昆明犧牲，這期間雖無黨的組織關係，但烈士在“一二·一”運動中為革命英勇獻身的行為，已反映出一個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因此，於再同誌的這段黨籍應予承認。根據上述同誌的證明和“一二·一”運動中的表現，確認於再同誌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其黨齡從一九三九年一月算起。
（《一二·一運動》）
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形成以上兩份文件時，朱家驊檔案仍封存於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未解密，大陸方麵的有關人士不可能看到此檔和華羅庚的這份報告。
朱檔於20世紀90年代解密後，華的報告才浮出水麵，於潘二人為國民黨員的記載才為大陸人士所知。但真理隻有一個，關於這一牾問題，至少存在以下幾種情況：第一，華羅庚的報告是錯誤的；第二，中共組織部門所采取的其他部門的調查有疏漏；第三，兩人皆有雙重黨籍，即既是共產黨又是國民黨，而國共雙方皆不知其雙重身份，故各自確認一方。但無論屬哪種情形，凡關心這方麵的研究者與黨務工作者都無法繞開這一相互牾的情結，並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特別是對西南聯大發生的“一二·一”運動真相的研究將有大的裨益。
[24]原載1945年12月7日罷委會通訊，轉引自《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傅斯年所說自己與關麟征是朋友的事實，後來披露的有關他此前的通信、言論中沒有發現直接證據，倒是從梅貽琦日記中可找到一些線索。因為這一線索，亦可見出在“一二·一”慘案發生之前各自的心理狀態。
傅斯年在接替蔣夢麟出任西南聯大常委和北京大學代校長後，曾於1945年10月21日抵達昆明與梅貽琦相見，並對聯大做短暫視事。此時關麟征亦到昆明不久，尚未正式就職。據梅貽琦日記說，10月26日晚，駐昆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約梅貽琦等人吃飯，“席三桌，多為第五軍將校。席間為懲治盜匪問題，關雨東有梟首及暴屍之主張，餘等力勸之”。
關雨東即關麟征，看來此人一到昆明就擺出一副赳赳武夫大殺大砍的架勢，其間是否有項莊舞劍，故意導演給梅氏等學人觀看，以達恫嚇之目的，不得而知。
但這番氣勢洶洶的言論，確也表明後來慘案的發生不是偶然的。
10月27日，梅日記載：“下午四時約聯大教授會各位茶敘，藉以歡迎傅孟真到校。傅有演詞，述及遷移困難及可能之時間為春夏間。晚六時，李主席為歡宴S.O.S.將校（Col.Creasy，Col.Eisenshaft，Col.Harris，F.A.T.C.）之約，與孟真同往。孟真席次為執事者列在下級，餘以為不當，即向李指出，後孟真又以字條向李抗議，李則一再道歉。客散時堅留談話，乃與傅、熊又留半時。”
這段記載說明，至少在此時傅斯年與李宗黃已在昆明見麵並對學校的相關事宜有所涉及。
10月28日，梅記道：“晚赴章矛塵之約，同座為傅、楊、樊、錢、周、湯，皆北大同人。食螃蟹，為漢口帶來者，餘菜亦頗精美。食後談及時局及學校將來問題，頗興奮。蓋倘國共問題不得解決，則校內師生意見更將分歧，而負責者欲於此情況中維持局麵，實大難事。民主自由果將如何解釋？學術自由又將如何保持？使人憂惶！深盼短期內得有解決，否則匪但數月之內，數年之內將無真正教育可言也！”此時學校紛亂已生，梅對學校前途的憂慮溢於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