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盟軍統帥部發布第1號命令，指出：“台灣及北緯16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日本高級指揮官以及所有陸海空軍和輔助部隊，應向蔣介石委員長投降。”[10]但中共軍隊向日偽軍進攻仍未停止。
對於中共表現的強硬態勢，蔣介石手下的軍政大員方寸盡失，竟不知如何應對。據唐縱8月18日日記載：“岡村來電，派其副參謀長今井武夫為投降代表，並電稱我國軍在蚌埠、蕪湖等各地襲擊日軍，請求製止。所謂襲擊日軍，便是共產黨的部隊。”在當天的日記中，唐縱於“上星期反省錄”一節，列舉了國民黨最急迫的四條“要務”：
一、敵人最後的試練。敵人唱中日一體，大東亞共榮者八年矣，而今落得投降，因出於迫不得已……
二、我國最後之試練。大規模受敵人投降在我國曆史上尚為第一次，不但受降的經驗罕有，而遭遇的困難又重新揭起。這次受降的事，如果辦得不好，將影響今後國際地位與國家盛衰治亂之機運。中共抓著了這點反抗政府，他知道政府投鼠忌器，故敢無所顧惜，如果把問題處理得好，國共的問題從此可以解決了。
三、失卻宣傳政策的失敗。朱德在此次敵人投降事件上狂妄已極，亂發命令，抗拒統帥部，並且將荒謬電文擅發號外，宣傳部對此毫無辦法，既不敢檢扣，又不敢不檢扣，要請示總裁。如此小事，要請示總裁，要設部為何事，餘誠不解。
四、……[11]
就在國共兩黨劍拔弩張、相持不下的紛亂爭吵中，中國抗戰勝利受降事宜在全國軍民與全世界目光注視下拉開了帷幕。
8月20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抵達湖南芷江受降——整個中國戰區受降工作由這裏發端，隨後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此次芷江受降，國軍高級將領本著蔣介石“以德報怨”“與人為善”“不要企圖報複”的精神，對已是膽戰心驚、垂頭喪氣的日本小鬼子還算客氣，且表現出一種雍容文雅的“仁義之師”風度。被派往芷江商談受降事宜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總代表今井武夫副參謀長等一行8人，麵對中國政府顯示的寬厚與得體的禮節，內心受到強烈震撼。後來今井武夫回憶道：“我深深感激中國軍人對戰敗軍使節那種令人懷念的態度，同時，並深深認識到這裏麵隱隱蘊藏著日本戰敗的原因。”[12]
就在中國軍隊於盟軍指定地區全麵展開受降之際，蔣介石於日理萬機的緊張忙碌中，仍沒有忘記躲在西南重鎮昆明的龍雲這個心腹之患，他不露聲色地下令把龍雲的滇係主力部隊六十軍和九十三軍編為第一方麵軍，由雲南地方勢力的二號人物、滇軍將領盧漢（字永衡）率領開往越南受降。[13]同時以軍力不足為由，把駐防昆明的十九師龍繩武（南按：龍雲的大兒子）部和暫編二十三師潘朔端部一並調去越南隨盧漢受降。此次與盧漢一起赴越南受降的另有廣東的第六十二軍黃濤部，國民黨中央軍第五十二軍趙公武部、第五十三軍周福成部、第九十三師呂國權部及榮譽第一師戴堅部，總兵力為五個軍、四個獨立師，計約20萬人。各部分別由滇越，桂越邊境的萊州、河陽、涼山、龍憑四路入越，定於9月21日以前到達北緯十六度以北的順化、河內、海防地區集合。按國民政府軍委會命令，凡入越受降部隊名義上統歸盧漢指揮，實際上盧漢能夠指揮的隻是滇軍各部，至於蔣介石的嫡係中央軍，則負責暗中監視盧漢不得因後方有變而私自將軍隊開回雲南的秘密使命，如發現盧部有可疑動作，立即以武力解決之。如此一來，龍雲在昆明的兵力隻有他二兒子龍繩祖名義上的一個暫編師，因一個團的官兵放假休養，實際兵力隻是一個憲兵團和警衛營。中央軍在昆明的部隊由雲南警備總司令杜聿明坐鎮指揮，可調動的兵力有邱清泉的第五軍全部、青年軍第二〇七師、機場守備司令部四個團以及憲兵第十三團等四五萬人的兵力。
當盧漢毫無察覺地率領幾乎全部滇軍告別昆明入越後，蔣介石認為解決龍雲的時機業已成熟，隻待某個月黑風高之夜一聲令下予以擒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