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蔣介石日記》，載《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秦孝儀主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1978年出版。
[16][17][20]《黃炎培日記摘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書局1979年1月出版。
[18][23][42][43][44]黃炎培《延安歸來》，載《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黃炎培著，文彙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黃炎培日記》，轉載《無窮的困惑——黃炎培、張君勱與現代中國》，許紀霖著，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22]郭明生《傅斯年和毛澤東、周恩來的一段交往》，載《文史春秋》，2004年6期。
[24]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
[25]《李敖快意恩仇錄·星火記》，李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6]《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7]《毛澤東自傳》，斯諾錄，汪衡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30]《西行漫記》，[美]埃加德·斯諾著，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
[29]傅樂成《傅孟真先生與五四運動》，轉引《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另，1954年在大陸興起的批判胡適與傅斯年等人的運動中，有人以為此舉主要與毛澤東的個人心態有關。毛在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這是他早期成長過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因為這一經曆，毛澤東與陳獨秀、李大釗熟識，並在他們的影響下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結識了胡適、傅斯年並有過接觸，後來胡適赴美國，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的學生毛澤東”“共產黨裏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我的學生毛澤東”等話（《胡適口述自傳》，第208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原因是毛沒有完全遵從他“老師”指導。但不能諱言的是，毛那時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頗低，加上一些北大師生與他接觸時態度倨傲，這無疑使自尊心極強的毛產生一種挫折感，這種情緒在他與斯諾的談話中已有些流露，毛後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心態與這一曆史陰影有著不可割裂的關係。中共建國後，北大校慶活動邀請毛澤東，不管是逢五的“小慶”，還是逢十的“大慶”，他老人家都未曾再踏入北大校園一步。“文革”中，據說毛澤東對北大的狀況極為不滿，曾有“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之語相贈，算是對他當年工作過的北大做了定論。
[31][47]《傅斯年全集》，歐陽哲生主編，第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2]何茲全《憶傅孟真師》，載台北《傳記文學》，第60卷第2期，1992年2月。
[33]《容庚與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一封公開信》，北平《正報》，1945年11月7日。此話是容庚攻擊傅斯年時所引用。抗戰勝利後，傅斯年作為北大代理校長奉命接收北大校產，並發表談話，表示南遷學校複員後堅決不用偽北大教員。時正任教於偽北大的容庚屬於被驅逐之列，對傅的講話和做法表示不能理解，於是有了這封辯駁性質的公開信。其中寫道：“公之被命代理校長，全校方翹首跂足，望公之來如望歲焉，於今兩月矣。誠不測公所以姍姍來遲之故。意者以漢奸走狗，不堪下刀欲其澌滅於無形乎。公嚐自負為‘喑嗚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餘年，未嚐不冀公能變化氣質，為‘豁達大度，善於將將’之漢高祖。故敢為公借前箸籌之。”（下章有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