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勝利的前夜(7)(2 / 2)

[15]《蔣介石日記》,載《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秦孝儀主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1978年出版。

[16][17][20]《黃炎培日記摘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書局1979年1月出版。

[18][23][42][43][44]黃炎培《延安歸來》,載《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黃炎培著,文彙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黃炎培日記》,轉載《無窮的困惑——黃炎培、張君勱與現代中國》,許紀霖著,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22]郭明生《傅斯年和毛澤東、周恩來的一段交往》,載《文史春秋》,2004年6期。

[24]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

[25]《李敖快意恩仇錄·星火記》,李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6]《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7]《毛澤東自傳》,斯諾錄,汪衡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30]《西行漫記》,[美]埃加德·斯諾著,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

[29]傅樂成《傅孟真先生與五四運動》,轉引《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另,1954年在大陸興起的批判胡適與傅斯年等人的運動中,有人以為此舉主要與毛澤東的個人心態有關。毛在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這是他早期成長過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因為這一經曆,毛澤東與陳獨秀、李大釗熟識,並在他們的影響下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結識了胡適、傅斯年並有過接觸,後來胡適赴美國,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的學生毛澤東”“共產黨裏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我的學生毛澤東”等話(《胡適口述自傳》,第208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原因是毛沒有完全遵從他“老師”指導。但不能諱言的是,毛那時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頗低,加上一些北大師生與他接觸時態度倨傲,這無疑使自尊心極強的毛產生一種挫折感,這種情緒在他與斯諾的談話中已有些流露,毛後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心態與這一曆史陰影有著不可割裂的關係。中共建國後,北大校慶活動邀請毛澤東,不管是逢五的“小慶”,還是逢十的“大慶”,他老人家都未曾再踏入北大校園一步。“文革”中,據說毛澤東對北大的狀況極為不滿,曾有“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之語相贈,算是對他當年工作過的北大做了定論。

[31][47]《傅斯年全集》,歐陽哲生主編,第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2]何茲全《憶傅孟真師》,載台北《傳記文學》,第60卷第2期,1992年2月。

[33]《容庚與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一封公開信》,北平《正報》,1945年11月7日。此話是容庚攻擊傅斯年時所引用。抗戰勝利後,傅斯年作為北大代理校長奉命接收北大校產,並發表談話,表示南遷學校複員後堅決不用偽北大教員。時正任教於偽北大的容庚屬於被驅逐之列,對傅的講話和做法表示不能理解,於是有了這封辯駁性質的公開信。其中寫道:“公之被命代理校長,全校方翹首跂足,望公之來如望歲焉,於今兩月矣。誠不測公所以姍姍來遲之故。意者以漢奸走狗,不堪下刀欲其澌滅於無形乎。公嚐自負為‘喑嗚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餘年,未嚐不冀公能變化氣質,為‘豁達大度,善於將將’之漢高祖。故敢為公借前箸籌之。”(下章有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