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的李莊之行
陳寅恪與李莊失之交臂，標誌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由盛轉衰。當年史語所的主將趙元任，早在昆明時期就棄所而去，跑到美國任教於夏威夷大學，後轉耶魯與哈佛大學任教，從此再也沒有與戰火熊熊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史語所在李莊的另外幾員大將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隻能躺在病榻上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濟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方桂也已離開李莊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淩純聲不久即到重慶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長，隻有董作賓、吳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幾位元老還在李莊板栗坳這座孤獨的“山寨”裏艱難度日。麵對日漸冷清且有些悲涼的境地，大家仍苦撐待變。正如石璋如所說：“留下的幾個人不管如何，依舊規矩工作。”[1]
就在學者們於貧困、寂寞中，蟄伏在山坳裏默默做著案頭工作時，一位高個頭、大鼻子、藍眼睛的老外，來到了李莊，使揚子江頭落寞的古鎮掀起了略帶鹹澀味的微波。這個老外便是後來以《中國科學技術史》在中國學術界廣為人知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如大多數事業有成的人物留下的傳記所述，在愛爾蘭成長起來的李約瑟，也屬於聰明好學之士，1922年畢業於劍橋大學，1924年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後來，李約瑟更以研究生物化學聲名鵲起，37歲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其曾經轟動一時的生物化學與胚胎學方麵的成名著作《化學胚胎學》《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均在他40歲之前問世。[2]
可能與人的性格或天性有關，據李約瑟自己介紹，求學時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對科學史發生了濃厚興趣，後又把目光漸漸移向東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1922年夏天，剛從劍橋大學岡維爾-基茲學院畢業不久的李約瑟，無意中讀到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用英文在《國際倫理學雜誌》發表的一篇《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曆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的論文。文中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她自己的價值標準，她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來，如果中國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製天而不頌天的思想，那早就產生了科學。”[3]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後來任教清華、西南聯大、北大，並在“文革”期間跟在江青高翹的屁股後麵一度呼風喚雨的馮友蘭。
當年的李約瑟讀罷這篇奇文，於驚奇不解中生發出一係列感慨：許多年來，自以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無知、蔑視與偏見，以霸道甚至是渾蛋的邏輯搞出的所謂“歐洲文明中心論”與“中國文明西來說”等一係列偽學說，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已是極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難道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承認中國有過科學？！該文闡述的觀點與自輕自賤的“小賤人”做派，對李氏的精神產生了極大刺激，文章的作者馮友蘭的大名，也一並長久地積存於他的記憶之中。
1937年11月，中國的淞滬抗戰最為悲情壯烈之時，三位中國留學生來到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門下拜師學藝，分別是燕京大學的沈詩章、金陵大學的王應睞和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一位南京藥商的女兒魯桂珍。三位黃皮膚的年輕人不僅給李約瑟帶來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還給他帶來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堅定信念。這位大鼻子、藍眼睛的“夷人”，於人生中途突然轉向了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研究，而這一抉擇，與他和中國學生，特別是早年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理學院、時年33歲的魯桂珍相遇有極大關係。對於李、魯建立的友愛之情，李約瑟本人曾在多種場合坦誠地表示過，魯桂珍晚年也同樣不謙虛地“笑納”了。
比魯桂珍大3歲的李約瑟，先是愛慕魯的美貌和她一顰一笑所展現的典型東方大家閨秀的風韻，連帶地引發了他熱愛中國文化的強大衝動與興致。而對中國文化強烈的喜愛，又促使李約瑟提出並思考一係列問題，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所言：“我對他們的了解越深，我與他們的思想就越相接近，這就導致我尖銳地提出一問題：為什麼在公元1—15世紀的漫長歲月裏，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麵比西方更為有效並遙遙領先？中國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貢獻？為什麼中國的傳統科學一直處於原始的經驗主義階段，而沒能自發地產生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4]——這一連串的疑問，就是後來世人津津樂道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5]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