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於是我們逆水行舟
——美國“黃金十年”的啟示
文/雲也退
曆史學界公認，沃倫·哈定是美國有史以來最英俊的一位總統，他出生俄亥俄州，曾幹過教師、保險推銷員和報紙編輯，在1920年55歲生日之際作為共和黨候選人，成功擊敗了已經半身癱瘓的伍德羅·威爾遜，當上了美國第29任總統。從那天起直到三年後的8月2日暴卒，哈定犯下了一係列讓他配得上“昏庸”二字的行為：沉溺煙酒、牌戲，任人唯親，在白宮私會情人，把供給海軍的石油儲備撥進了親信的腰包。這些情狀，連同他神秘的死一道作為一係列醜聞傳到了美國人耳目之中：有說他是吃了變質螃蟹食物中毒而死，有說他是動脈栓塞而死，更有說他是被強勢的哈定夫人毒死的，當然，由於弗洛茜·哈定拒絕進行屍檢，這最後一項也就成了臆測。
裏索爾·希林格8年前在《紐約客》上記錄了這樣一件事：一個叫凱爾·傑羅的耶魯大學生，時年23歲，正在發起一項動議，把哈定總統逝世的8月2日列為每年的國家哀悼日。傑羅是美式高校培養出來的典型的受好奇心驅動的曆史愛好者，他經過研究綜合了上麵的兩個猜想，斷定是哈定夫人用變質的螃蟹害死了丈夫，所以，哈定之死應該是一樁國家悲劇。不過，這個頭腦活躍的小夥子要用自己的方式紀念哈定逝世80周年，他打算在SOHO區上演街頭劇，他要讓舞台上的“哈定”大口地吞吃著夫人用勺子喂來的螃蟹，最後，被一隻恐怖的大螃蟹驅趕著跳起死亡之舞。對實驗藝術家的怪誕構想，希林格評說道：“盡管劇作人和學者們在哈定死因上永遠無法達成共識，但是，這位總統的聲譽正在上升。”
不管加上什麼樣的後現代發揮，沃倫·哈定總統的唐璜性格和小醜一樣的政治表現，都會讓人聯想到卡利古拉、康茂德、周幽王或宋徽宗之類的人物，還會聯想到，若不是在美國那樣的政治環境裏，這樣一位領導者上台，勢必要成為國家的災難。哈定的登基，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巴黎和會結束不久，美國剛剛履行完“拯救世界”的義務，正要進入“恢複常態”的時期。在總統的座位上，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也已經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終結了一戰，而且，他像後來的小羅斯福一樣，成為來自大西洋那邊的歐洲人的大救星，戰後出訪歐洲時，他在英格蘭、法國、意大利都受到了公眾山呼萬歲的禮遇。若是換到一個拉美、中東或東南亞國家，大英雄威爾遜或許可以把權柄繼續執掌下去。
然而，他屬於兩黨輪流執政的美國，在這裏，民眾的意願不管如何短淺、如何荒謬，畢竟要受到政界的重視，且通過投票真實地反映出來。正如曆史學家大衛·施特勞斯所說，戰爭聯結的美英、美法友誼經不起和平的輕輕一撞，同樣，戰爭給威爾遜帶來的國內聲譽很快也被和平摧毀了：美國人不會長期活在一個宏偉的世界夢想之中，不會為美國是否出兵水深火熱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而長期爭辯；決定他們把票投給誰的，是複員的兒子能不能趕緊找到稱心的工作，是自己能否在商店裏用合理的價格買到想要的東西。
威爾遜的白宮末日頗有點“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的淒涼。在國外，克雷孟梭們迅速翻臉，指責美國通過戰爭把整個歐洲變成了它的債務人，在國內，他敦促國會通過《凡爾賽和約》的努力宣告失敗，他全力促成國際聯盟的成立，也無法在國內找到支持——國人覺得他仍然生活在戰爭思維之中，而不去關心低迷的經濟和飛漲的物價。他們對這個老資格的理想主義者徹底厭倦了，哪怕1919年9月之後，這位可敬的總統已因劬勞國政而一病不起。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沃倫·哈定，這個有著幾分老牌影星味道的紈絝子弟被共和黨人從俄亥俄州的馬裏恩給挖了出來，事實證明，人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此刻喜歡的感覺：生活氣息，甚至可以說——享樂主義。
哈定的名聲在今天有所“複蘇”，固然有更易了的時間和審美作怪的緣故，然而，即使在當時，哈定的公共形象，就弗雷德裏克·劉易斯·艾倫的記述來看，也是相當正麵的。艾倫，著名的《哈潑斯》雜誌在1940年代的主編，以給1920年代美國社會立傳著稱，他被引用最多的一句名言是，“威爾遜想的是整個世界，而哈定首先考慮美國。最終，威爾遜想讓美國帶著尊嚴竭盡全力，哈定則隻想讓它休息片刻。”如果單看專家學者們對美國近百年來十多任總統的排名，哈定也就比林登·約翰遜強些，然而，艾倫指出，一種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國策對了美國人的胃口，也大大修補了哈定的負麵形象。
艾倫所描寫的哈定是一個“平凡無奇的小鎮男子”，“他最喜歡做的事，莫過於解開馬甲的紐扣，嘴裏叼著雪茄，手邊放著充足的啤酒冰塊，和老朋友聚在小酒館裏，在周末晚上消磨時光。”他的情婦南·布裏頓說他的嘴邊常掛著“哎，小寶貝”、“嗨，親愛的”這樣的俚俗之語，他在做俄亥俄參議員期間與南在百老彙一家旅館幽會時，被闖進來的聯邦探員撞個正著，他還辯稱，逮捕一位“趕往華盛頓途中為人民服務”的參議員是違法的。哈定入住白宮後，“華盛頓的旅館裏到處可見衣冠不整的紳士，嘴裏隨時叼著雪茄，口袋裏塞著成卷的百元美鈔”。魚從頭臭起，腐敗之風從國家的最高行政中心輻射開去，當權者大搞權力尋租，與商界勾結，導致權貴資本主義橫行，各個產業、金融業的大亨都懂得了要同政府要員搞好關係才能拿到國有資源的道理。
希望與失望在那個奇異的時刻是雙生的：一方麵，和平的到來與基本國策的變化帶來了經濟上的回暖，人們有了更多的理由和機遇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另一方麵，偏左的激進主義思潮在遭到了有力的彈壓，在共產主義思想、自由派思想的傳播以及勞資衝突這幾項關乎美國能否建成一個更公平的社會的問題上，局麵都無一例外地倒向了保守的一方。20世紀上半葉，美國最嚴重的兩次“右浪”都發生在“紅色恐怖”襲擊西方的戰後：二戰後是麥卡錫主義，一戰後則是1920—1921年間的帕爾默大搜捕。司法部長帕爾默發動的針對赤色分子的大搜捕拆散了許多清白的家庭，刷新了美國曆史上侵犯個人權利的新紀錄。這種官方開展的“維穩”行為受到了戰爭時期留下的緊張情緒，以及例如《煽動叛亂法》之類的法律的支持。
1922年，凱瑟琳·F．傑羅爾德在《哈潑斯》上寫道：“美國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國家，自由逐漸成了一句空話……我敢說，沒有一名理性的公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誠實的信念。”不過，就在她寫下此語時，左翼情緒及其激起的右翼激進主義卻都已奇跡般地消退了。“黃金十年”正在揭開它的序幕，這表明：繁榮的到來對所有形式的政治激進主義都是致命一擊，持續的繁榮，就連哈定總統醜聞的爆發，以及惡名昭彰的薩科—萬澤蒂事件，都無法占據人們太多注意力。
哈定曾簽署命令，將原本留給海軍的石油儲備地悄悄劃給自己的親信、內政部長福爾支配，結果可想而知；總統死後，此事內幕立即被挖了出來，隨後遭媒體披露，但是“受到媒體和公眾嚴厲譴責的，並不是欺騙政府的高官巨商，而是堅持揭露事實真相的人士”，因為這些人，在正待摩拳擦掌大幹一場的商人階級眼裏是在破壞“穩定高於一切”的大局，而對於好不容易盼來和平的普通民眾而言，那一小撮中飽私囊的家夥則與他們的生活沒有直接關係，沒有理由引起他們持久的義憤。石油醜聞被拿到了兩黨鬥爭的放大鏡下細細考察；這種情形，在克林頓總統的“拉鏈門”和斯塔爾報告一事中得到了複製，來自白宮的醜聞進入世紀末，除了繼續成為政治資本爭奪的陣地和危機公關的演練舞台外，對公眾來說，也就相當於娛樂新聞的一段延伸。
這些都是非常啟人深思的故事。所有當國者都可以從中汲取到這樣的教益：穩定是最有效的封口費，物質則是民心所趨的最大福祉。1920年代的美國，收音機、福特汽車、絲襪和短裙、中國麻將，靠著發行量猛增的報紙、排山倒海的廣告和足跡踏遍五十州的推銷員湧進上至國會議員、下至販夫走卒的廳堂鬥室，瘋狂興起的連鎖店、爵士樂、拳擊賽、飛行表演、心理療法專家、填字遊戲，對人們的閑暇時間展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轟炸；它們帶來的目不暇接之感絲毫不亞於今天一日三變的數碼產品，讓每個置身其中的人都能感到生逢其時，有所期待。至於虛無，那無非是黃昏才起飛的密涅瓦貓頭鷹，無非是劉易斯·艾倫之類的知識分子在回眸往事時竭力揭示的精神事實。
繼哈定執政的，是清教徒性格的卡爾文·柯立芝，他當然不會延續往日白宮的奢靡浮誇，但在繼續給商人以足夠自由，用五光十色的商業產品摧毀人們對政治、宗教、愛情殘存的理想主義這一點上，他比前任猶有過之。誠如艾倫所說，所謂的“柯立芝繁榮”，建立在一個用絕對現實主義的態度對待財富的民族的基礎之上。著名社會學家、評論家阿瑟·施萊辛格、大衛·裏斯曼等人，都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斯圖亞特·蔡斯推為在1920年代的商業大潮中逆水行舟的最優秀的學者，他始終在警告美國人，警惕商業體係對自己的種種扭曲，“商人作為我們命運的主宰者，取代了政客、牧師和哲學家，開創了道德倫理和行為舉止的標準，成了引領美國社會的最終權威。”
對知識分子（或用個有點諷刺味道的表述：那些“憂國憂民的人”）而言，極度的物質繁華必然通向精神危機的爆發，隨之漫溢的虛無感是他們可寄托的最後希望。公共通道被畫滿了酒色財氣的大幅海報貼滿，信箱、車窗、洗衣籃裏塞進了成堆的廣告，報紙廣播見天渲染著一夜暴富的奇跡，年輕人用跌破底線的裝扮博取眼球，富人炫耀自己在高爾夫俱樂部裏贏來的桂冠佳釀，電視選秀、真人相親的招牌和普通人如影隨形，冷血的謀殺案打開莊家的財路——每到這些時候，那少數不願放棄的知識分子免不了要暗暗盼望，人們終有被虛無驚醒並幡然悔悟的一天。
時移世易，就連“美國夢”一詞也成了鑲在“黃金十年”上的一顆耀眼鑽石，它隨著司各特·菲茨傑拉德與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流傳開來。《了不起的蓋茨比》是一支鑲了金邊的憂鬱歌謠，不過，作家的諷刺與傷悼並不足以教人放棄那個夢，因為蓋茨比的死畢竟是一個意外，並不是西卵別墅夜夜笙歌的業報。看上去，他錯就錯在不該眷戀黛茜那麼一個輕浮陰險的女子，甚至可以說，他錯在不願在物質的汪洋之中沒頂，還企圖曲線救國，借助物質找回昔日理想的愛情。這個不徹底的哈定，懷著幾分威爾遜式浪漫的哈定，死在了自己首鼠兩端之中。小說末尾史詩般的詠歎，就像是一段寫給一代人的墓誌銘：
“於是我們繼續奮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斷地向後推，被推入過去。”
劉易斯·艾倫在寫到飛行英雄林德伯格的事跡時，也提到了那種精神上的物極必反，在他看來，對林德伯格的追捧說明公眾並非毫無判斷力，他們也會厭煩無所不用其極的商業炒作，而去選擇崇拜一個疏遠商業機器的名人。林德伯格把垂涎三尺的電影製片商和廣告商拒之門外，拒不滿足小報記者的窺私欲，寧可去搞幾場慈善飛行，這種對名譽的淡定在“喧囂歲月”裏如此稀有，給無法出人頭地的芸芸眾生帶去了莫大的安慰。
艾倫的這一大段評論照亮了整本書，有必要引用如下：
“一個幻想破滅的國家沉浸於毫不可信的豪言壯語，深受醜聞犯罪的影響，對人性的墮落極為反感，為自己曾沉迷於此深感厭惡。多年來，美國人民渴望得到精神寄托。他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最初的理想、幻想和希望相繼破滅，受到一係列事件和觀念的侵蝕：戰後的局麵令人失望，科學學說和心理學理論摧毀了他們的宗教信仰，嘲諷了他們的情感理念，政壇腐敗和街頭犯罪一樣層出不窮，近來的報紙對淫穢內容和犯罪凶殺情有獨鍾。浪漫愛情、騎士精神和自我奉獻遭到否定；古往今來的英雄不經意間原形畢露，載入史冊的聖徒不過是稀奇古怪的凡夫俗子。盡管還有商業之神可以崇拜，但是人們心中的懷疑揮之不去：這尊神像莫不是黃銅做的？喧囂炒作讓公眾對當代英雄頂禮膜拜，可這些英雄卻從電影片約和他人代筆的文章裏獲利豐厚，讓人無法心悅誠服。如果人們希望相安無事，與世人和平相處，必然需要某種他們生活裏缺少的特質。霎時間，林德伯格帶來了一切……”
一個“幻想破滅”的國家為自己曾墮落於醜聞犯罪而“深感厭惡”，果是如此，也未嚐不是一件幸事。我們總是依靠知識分子的記述來了解過去，有時難免懷疑：他們是不是也活在自己想象之中，因而不可全信？美國從哈定政府開始休息，睜開眼時已到了鈔票如廢紙的1929年。菲茨傑拉德關於“逆水行舟”的預見對個體或許不幸言中——但對國家則未必：大蕭條之後，它的自我認知應該站上了一個更高的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