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的理由之一，就是文化革命，教育革命，學製縮短，批判師道尊嚴，以勞動為主，完全打破已有教育思想的科學體係。“教育革命”的結果是造就了又一代文盲、法盲……
“教育也要革命”
“教育革命”或“教育改革”，始終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1966年8月8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第十條即為“教學改革”。其具體內容為：
“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在各類學校中，必須貫徹執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學製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
這段文字成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盡管以後的實踐多方麵超出了它所規定的範圍和程度。
1969年4月，黨的九大政治報告提出：
“在上層建築領域中，文化、藝術、教育、新聞、衛生等部門占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無產階級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陣地牢固地占領下來，用毛澤東思想把它們改造過來，是能不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關鍵問題。毛主席非常重視這方麵的工作，親自抓典型，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文化大革命”中，類似的社論、文章、文件、講話很多，這些文字與當時的實踐一起，使人們對“教育革命”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產生了強烈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雖然在1966年就已被提出，但直到1967年間才有一些零星的、時斷時續的試驗。在1969年至1971年間的鬥、批、改運動中，“教育革命”在全國各地廣泛、深入地展開，並達到高潮。1972年至1973年間，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在周恩來領導的對極左思潮的批判和清理中，教育工作中一些“左”的和極左的觀點、做法受到遏製和批判，一些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教育觀點和方法被提出、推廣，受到普遍的支持和歡迎。在1974年間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左”的和極左的思潮再次泛濫。1975年，在鄧小平領導的全麵整頓中，同其他各方麵的工作一樣，教育領域裏也出現了轉機和進步。但是，這種良好的發展勢頭旋即被1975年底至1976年開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所中斷，教育領域重新陷入一片沉悶、緊張和荒謬的局麵之中。
1969年至1971年間，處於高潮階段的“教育革命”，涉及到教育領域裏諸如領導體製、教學體製、專業設置、學校布局、教材教法，師資隊伍，學生組織等所有方麵，以其典型的形式反映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內涵與核心。它也從一個特定的側麵，反映出在經曆了“大破”、“大亂”之後，“文化大革命”在鬥、批、改階段所要“大立”的理想社會的某些一般特征。同時，它也暴露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反黨分子以極左麵目出現，打著“教育革命”的幌子，推行極左路線，迫害知識分子，打擊一大批學校管理幹部，毀滅中國教育的種種罪行；反映了黨內外健康力量在困難的環境中，頑強地抵製極左思潮、糾正“左”傾錯誤的種種努力，正是這種努力，大大減輕了“文化大革命”對我國教育工作的破壞。
對學校領導體製、教學體製和招生製度的“革命”或改革，是這場“教育革命”中具有代表性的三個方麵。通過對這三個方麵的了解和分析，有助於我們從總體上把握這場“教育革命”的一般特征和實質。
“三結合”的領導體製
“鬥、批、改”運動中的“教育革命”，像當時其他許多方麵的“革命”一樣，也把“領導權”、領導體製的問題放在了第一位。這一問題的提出，除有“文化大革命”中“全麵奪權”的一般背景外，也有教育領域中的一些特殊原因。
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後，隨著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的發展，毛澤東對意識形態和教育領域以及知識分子隊伍中的階級鬥爭狀況作出了越來越嚴重的估計。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他對教育領域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在這裏，毛澤東不僅錯誤地估計了當時我國知識分子的狀況，也錯誤地估計了我國教育界的狀況。而正是這樣的錯誤估計和判斷，構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直接前提。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別有用心地封鎖、歪曲了毛澤東的一些正確、科學的意見，利用了他在思想理論上的某些失誤，並將這些失誤推向極端，以達到其篡黨奪權的目的，在教育領域裏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