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邦妮是一位80後女生,卻是好多重頭戲的編劇。她是李少紅執導的新版《紅樓夢》的主力編劇,也是電影《花木蘭》的編劇之一。

其實在幾年之前,網絡上就流行過她的一篇經典小文《給我妹妹和那些早熟敏感的孩子》,最後那句—“告訴自己,我值得擁有最好的一切”成了很多女孩子的座右銘。

這個來自異鄉的女孩,沒有任何可以依靠的背景和後盾,靠著一支筆,一路跌跌撞撞走過來,仍能保持明朗、童真、誠懇以及對人的信任和熱情,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是她運氣好,而是她內心太美好,美好到雖然品嚐過黑暗、挫折和孤獨,還可以滿臉笑容地告訴這世界:“我愛你。”

退學,

一生最正確的選擇

有一次,邦妮采訪張曼玉,和張大美人開玩笑,說:“我們都是港姐喔。”嚇了張大美人一跳。

其實邦妮的“港”,是指她的家鄉—連雲港,一個海邊的小城市,她在那裏度過了大學前的所有時光。

那時她過得並不是很快樂,在自卑和自傲的兩極中搖擺。在父母和老師的評價體係裏,她不是一個好孩子。幾乎每晚飯桌上,母親都要把她和鄰居家一個年齡相仿的女孩子比較:“你看看人家,那個漂亮,那個苗條,那個成績好,那個聽話,那個懂事!”邦妮的心裏由此有了陰影,總是避免和那個女孩子出現在同一個場合。大年初一的團拜會,估計那個女孩子會參加,邦妮寧可窩在家裏一天也不願意出去被人比較。另一方麵,她對自己的文字才能又有著超強的自信,盡管老師們並不那樣認為。邦妮將自己的文章抄在一個塑料封麵的筆記本裏,用以孤芳自賞。但是很快,那個本子就在同學間流傳開來。

最後邦妮考取了南京藝術學院,主修編劇專業。學校裏有位老師來自北京電影學院,經常給他們講北京和電影。那是一個在她幻想中遙遠而瑰麗的世界,每一次她都聽得熱血沸騰,興奮地想: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長久的向往中,邦妮終於在大二時,按捺不住想去北京。她天天去找校長,軟磨硬泡,讓校長幫她保留學籍,讓她可以回來考試,但不用在這裏聽課。她的熱情,也感染了學校裏的其他老師,大家都幫著她向校長求情,竟然破例讓她得償心願。

之後,邦妮來了北京,在電影學院做一名自費的旁聽生,可以看到在別的地方看不到的電影,可以觸摸到老師們思想的溫度,可以享受和許多同學的交流和相互激發。她記得有一次,剛來北京沒多久,上廁所時聽見隔壁的男廁所裏有人在高唱電影《永恒與一日》的主題曲。她知道那是一部非常高深的藝術電影,如今竟然聽到有人在廁所裏唱它的主題曲,這就是北京電影學院啊!她慶幸自己終於來到了這裏,至今也認為這是她做過的最正確的選擇。

大三時,邦妮就開始給人家寫劇本。後來無心插柳,她應朋友之邀開始給時尚雜誌做明星專訪,竟然做得風生水起。明星們都喜歡她,點名要她來采訪,但是她心裏,對自己的期許,遠遠不止做一個娛記。

有一天,業內的一位著名編劇,出於好心對她說:“你的性格適合做記者,而且也做得這麼好,幹脆改行得了。”可以想象,這樣的話,尤其是出於一位著名編劇之口,給了她怎樣的打擊。她想:難道真的要放棄嗎?

從《紅樓夢》

到《花木蘭》

那是邦妮在北京最低穀的時間吧。也許上天就是這樣,考驗你、折磨你,認證你對理想的忠誠,考驗合格之後才將機會放心地交到你的手中。

有一天,朋友問邦妮:“著名導演李少紅正在尋找新版《紅樓夢》的編劇,你想不想試試?”“當然想啊。”她說。於是朋友將她引薦給了李少紅。李少紅看看她,這麼年輕的一個女孩子,隻是說:“你回去寫吧,紅樓夢裏你自己挑兩回,改編成劇本,然後我們再談。”她回去寫了,也沒覺得怎樣忐忑,反正就是寫唄,結果不是自己可以控製的。她挑選了《紅樓夢》的第十一和十二回。

寫完了交過去,等待回音,那幾天她一直在給自己打預防針:不要抱希望,希望多大失望就有多大,這麼大的製作哪能輪到我?可這一次真的輪到她了,她接到了李少紅的電話,邀請她擔任新版《紅樓夢》的編劇之一,而且負責了許多重頭戲的編劇工作,比如:“黛玉之死”和“寶玉大婚”。

讓邦妮感到有些難度的是“黛玉之死”這場戲,李少紅要求她不能寫得很淒涼,要很從容、有美感,且不能借助台詞和動作的輔助。太難了,邦妮為這場戲絞盡腦汁,最終還是順利解決了這個難題,讓導演非常滿意。邦妮說她後來看見紅學家對她改編的這場戲的點評,隻大大一個字:“好!”究竟是怎樣解決的呢?邦妮神秘地笑了笑:“你到時候去看電視劇吧。”

邦妮其實一直想聽到導演對自己的評價,可李少紅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從沒聽她誇過誰。2009年10月,李少紅在上海指導“紅樓夢水上情景秀”,作為給上海世博會的獻禮,再次邀請她做編劇。沒想到,這次合作中,李少紅興奮地發郵件誇她:寫得特別好,感情充沛,構思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