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邦妮是一位80後女生，卻是好多重頭戲的編劇。她是李少紅執導的新版《紅樓夢》的主力編劇，也是電影《花木蘭》的編劇之一。
其實在幾年之前，網絡上就流行過她的一篇經典小文《給我妹妹和那些早熟敏感的孩子》，最後那句—“告訴自己，我值得擁有最好的一切”成了很多女孩子的座右銘。
這個來自異鄉的女孩，沒有任何可以依靠的背景和後盾，靠著一支筆，一路跌跌撞撞走過來，仍能保持明朗、童真、誠懇以及對人的信任和熱情，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是她運氣好，而是她內心太美好，美好到雖然品嚐過黑暗、挫折和孤獨，還可以滿臉笑容地告訴這世界：“我愛你。”
退學，
一生最正確的選擇
有一次，邦妮采訪張曼玉，和張大美人開玩笑，說：“我們都是港姐喔。”嚇了張大美人一跳。
其實邦妮的“港”，是指她的家鄉—連雲港，一個海邊的小城市，她在那裏度過了大學前的所有時光。
那時她過得並不是很快樂，在自卑和自傲的兩極中搖擺。在父母和老師的評價體係裏，她不是一個好孩子。幾乎每晚飯桌上，母親都要把她和鄰居家一個年齡相仿的女孩子比較：“你看看人家，那個漂亮，那個苗條，那個成績好，那個聽話，那個懂事！”邦妮的心裏由此有了陰影，總是避免和那個女孩子出現在同一個場合。大年初一的團拜會，估計那個女孩子會參加，邦妮寧可窩在家裏一天也不願意出去被人比較。另一方麵，她對自己的文字才能又有著超強的自信，盡管老師們並不那樣認為。邦妮將自己的文章抄在一個塑料封麵的筆記本裏，用以孤芳自賞。但是很快，那個本子就在同學間流傳開來。
最後邦妮考取了南京藝術學院，主修編劇專業。學校裏有位老師來自北京電影學院，經常給他們講北京和電影。那是一個在她幻想中遙遠而瑰麗的世界，每一次她都聽得熱血沸騰，興奮地想：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長久的向往中，邦妮終於在大二時，按捺不住想去北京。她天天去找校長，軟磨硬泡，讓校長幫她保留學籍，讓她可以回來考試，但不用在這裏聽課。她的熱情，也感染了學校裏的其他老師，大家都幫著她向校長求情，竟然破例讓她得償心願。
之後，邦妮來了北京，在電影學院做一名自費的旁聽生，可以看到在別的地方看不到的電影，可以觸摸到老師們思想的溫度，可以享受和許多同學的交流和相互激發。她記得有一次，剛來北京沒多久，上廁所時聽見隔壁的男廁所裏有人在高唱電影《永恒與一日》的主題曲。她知道那是一部非常高深的藝術電影，如今竟然聽到有人在廁所裏唱它的主題曲，這就是北京電影學院啊！她慶幸自己終於來到了這裏，至今也認為這是她做過的最正確的選擇。
大三時，邦妮就開始給人家寫劇本。後來無心插柳，她應朋友之邀開始給時尚雜誌做明星專訪，竟然做得風生水起。明星們都喜歡她，點名要她來采訪，但是她心裏，對自己的期許，遠遠不止做一個娛記。
有一天，業內的一位著名編劇，出於好心對她說：“你的性格適合做記者，而且也做得這麼好，幹脆改行得了。”可以想象，這樣的話，尤其是出於一位著名編劇之口，給了她怎樣的打擊。她想：難道真的要放棄嗎？
從《紅樓夢》
到《花木蘭》
那是邦妮在北京最低穀的時間吧。也許上天就是這樣，考驗你、折磨你，認證你對理想的忠誠，考驗合格之後才將機會放心地交到你的手中。
有一天，朋友問邦妮：“著名導演李少紅正在尋找新版《紅樓夢》的編劇，你想不想試試？”“當然想啊。”她說。於是朋友將她引薦給了李少紅。李少紅看看她，這麼年輕的一個女孩子，隻是說：“你回去寫吧，紅樓夢裏你自己挑兩回，改編成劇本，然後我們再談。”她回去寫了，也沒覺得怎樣忐忑，反正就是寫唄，結果不是自己可以控製的。她挑選了《紅樓夢》的第十一和十二回。
寫完了交過去，等待回音，那幾天她一直在給自己打預防針：不要抱希望，希望多大失望就有多大，這麼大的製作哪能輪到我？可這一次真的輪到她了，她接到了李少紅的電話，邀請她擔任新版《紅樓夢》的編劇之一，而且負責了許多重頭戲的編劇工作，比如：“黛玉之死”和“寶玉大婚”。
讓邦妮感到有些難度的是“黛玉之死”這場戲，李少紅要求她不能寫得很淒涼，要很從容、有美感，且不能借助台詞和動作的輔助。太難了，邦妮為這場戲絞盡腦汁，最終還是順利解決了這個難題，讓導演非常滿意。邦妮說她後來看見紅學家對她改編的這場戲的點評，隻大大一個字：“好！”究竟是怎樣解決的呢？邦妮神秘地笑了笑：“你到時候去看電視劇吧。”
邦妮其實一直想聽到導演對自己的評價，可李少紅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從沒聽她誇過誰。2009年10月，李少紅在上海指導“紅樓夢水上情景秀”，作為給上海世博會的獻禮，再次邀請她做編劇。沒想到，這次合作中，李少紅興奮地發郵件誇她：寫得特別好，感情充沛，構思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