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住在玫瑰園，仍勤奮地寫作。到７月，她的《馬伯樂》下篇已完成８萬多字。史沫特萊後來也提到蕭紅與她同住時在完成一部“戰爭小說”。
史沫特萊在內地時，與延安和國民政府接觸較多，知曉他們對戰爭走向的預見。到香港後，又與港英當局、在港人士及歐美聯係頻繁，因此對戰爭全局更有全麵的認識。當時港英當局已在做著堅持３個月的戰鬥準備，同時悄悄地把英國婦女和兒童撤往澳大利亞。史沫特萊在與當局這種偏見政策鬥爭同時，也力主蕭紅和端木蕻良及早離開香港。
蕭紅和端木蕻良早有離港回內地的打算，１９４０年上半年曾多次給華崗、艾青等朋友寫信商討回內地事宜，甚至具體到走哪一條路線。隻因國內戰爭局勢不測，回歸路線定不下來而拖延著。進入１９４１年，因皖南事變，大批文化人士紛紛由內地來港，回去也就無從談起，況且端木蕻良肩負文協的工作越來越重無法脫身。史沫特萊卻堅持他們應去南洋，認為到那裏回旋餘地大，對蕭紅養病也好。她還親自安排新加坡的朋友來港，與他們見麵，建立撤退的聯係。
看到史沫特萊如此認真對待香港戰爭的可能性，引起蕭紅和端木的重視，認為有必要把史沫特萊的看法轉告茅盾，請他也做好撤離的準備。
當時，在外國友人之間已經盛傳日軍攻打香港的可能，建議中國朋友做好撤離準備的並不是史沫特萊一例。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天，陳翰笙曾告訴薩空了，艾黎先生曾勸他迅速離港，但他認為沒這種必要，香港戰爭一時打不起來而沒有走。
１９４１年夏天，香港的美國總領館把史沫特萊列入若港島戰爭爆發，必須第一批轉移的美國公民，因為她被日本軍事當局視為最危險的敵人。這樣，史沫特萊不得不改變治病後重返中國內地的打算，決定回美國去，告訴美國人民，中國人是怎樣生活，怎樣為自由而戰的。史沫特萊收集了許多在延安和各地軍區、前線的多種宣傳材料，包括宣傳畫，牆頭詩、標語口號及戰報、捷報和各種軍事人物、政治家的合影等。她翻出這些東西給蕭紅和端木蕻良看，表示回國後要寫反映中國抗戰的圖書。
回國前，經端木蕻良提議，她留下１０篇她在中國戰場等地記錄下的作品。她也帶走了蕭紅和端木蕻良的一些作品，準備拿到美國翻譯發表。蕭紅還特地請她帶去《生死場》一書，轉送給美國現實主義作家辛克萊。在哈爾濱期間，她就讀過他的作品，排演過他的劇作。
史沫特萊回國了，她搭乘一艘挪威貨船，冒著敵國軍艦隨時會攔截或擊沉的危險，偷渡太平洋。回到美國，不顧美國政府刁難和迫害，到各地發表演講，把中國抗戰真相告之美國人民。同時，她與斯諾前妻海倫?福斯特取得聯係。福斯特當時正在主編《亞細亞》月刊，她立即寫信向蕭紅和端木蕻良約稿，並在９月號的刊物上，發表了她與別人合譯的蕭紅小說《馬房之夜》。辛克萊也及時收到了蕭紅的書信和贈書，６月中，辛克萊親筆回信表示感謝，並回贈了自己的書。端木蕻良當時正在籌辦《時代文學》，中美作家的這段珍貴交往，在不久創刊的《時代文學》上，留下永存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