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續寫《馬伯樂》
１９４０年，蕭紅以完成她的代表作《呼蘭河傳》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無論是寫作、出書和參與社會活動，這一年都是她收獲最大的一年。她和端木蕻良度過一個愉快的舊曆新年，向朋友郵去自製的賀年卡。１月２４日，她給華崗的信中提到：“香港舊年很熱鬧，想去年在此時，剛來不久，現已一年了。”“香港天氣正好，出外野遊的人漸漸多了”。
２月初，蕭紅和端木蕻良又搬回樂道８號２樓，這回是住在大時代書局一側。這裏的房子都是４０平方米左右辦公室式的房間。屋裏中間一張大床，共同用一張桌子，還有一個取暖烘火用的小爐子，很簡陋。隔壁是一家雜誌社，無人坐班，這樣兩人可以各占一屋寫作，還有電話使用，又可會客，無形中成了兩個房間。雖沒有什麼家務，仍請了一個小時工來料理，平時到附近小鋪就餐，兩人食量不大，花銷有限，騰出時間和精力多用於寫作和編刊及社會活動。
已住香港一年，蕭紅身心感覺都比剛來的時候好。２月１４日給華崗信中說：“香江並不似重慶那麼大的霧，所以天氣很好，又加住此漸久，一切熟悉，若兄亦能來此，旅行，暢談，其有趣也。”當然，“在外久居，未免的就要思念家國”，但能寫作，目前就是最大的寄托了。比起初來時，對氣候、飲食、住宿、交友種種的障礙，現在她已完全適應了環境。
對１９４１年，他們帶著熱情的憧憬，端木蕻良表示：“還想寫長篇，大概１９４１年又是一個筆杆年。”
元旦伊始，端木蕻良的《三十年來中國新文學運動》在香港《大公報》發表。同時，他回憶家鄉曆史和家庭變遷的紀實性長篇《科爾沁前史》正在香港《時代批評》上連載。題目和署名都是蕭紅所題。
《科爾沁前史》和《呼蘭河傳》是蕭紅和端木蕻良夫妻作家同題材創作的又一個生動體現。隻是蕭紅側重藝術性，用她擅長的散文體，用感情濃重的筆調，如影如繪，細細勾勒出故鄉呼蘭小城的曆史風俗畫卷。這是一部紀實性很強的小說。端木晚年回憶說，因為當時的環境，不容你有時間和精力完全真實地回想起每一個細節，隻要把事說明白就行了，因此張冠李戴的地方很多，但事情一般都有，能順下來寫出來當時就不錯了。正如他當年所說：“這年頭兒，十全十美的事不要想了，寫出來更算沒白活，不然還要帶到墳墓去”。因此，《呼蘭河傳》是一部記實性的小說，而《科爾沁前史》，文筆似敘事散文，又似在用散文形式寫論文。它要說明的是：“我親眼看見兩個大崩潰，一個是東北草原的整個崩潰下來（包括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一個是我父親的那一族的老的小的各式各樣的滅亡。”如果說，蕭紅的《呼蘭河傳》取了曆史的橫截麵，那麼端木蕻良的《科爾沁前史》則是從曆史的縱向來表現，而他們又是共同地用文學形式來闡釋華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中純理論的東西。
蕭紅和端木蕻良結合後，兩人創作量大增，從重慶到香港達到佳境。他們的工作得到文協的肯定。遠在新疆的茅盾在１９４０年３月給上海朋友寫信說：“端木已赴港，為某書店辦文學叢刊”。“紅姑娘創作甚努力，聞有長篇在《星島日報》副刊排日登載”。４月《文藝陣地》發一《記端木蕻良》的長消息，稱他“自渝偕蕭紅飛港，於文藝工作，致力甚勤”。後來到港的柳亞子寫詩讚譽他們是“文壇馳騁聯雙璧”。
完成《呼蘭河傳》後，蕭紅又開始續寫《馬伯樂》。此時她正在研讀華崗《民族史》的第二部。１９４０年夏，她完成的《馬伯樂》於１９４１年２月作為端木蕻良主編的“大時代文藝叢書”的一種正式出版，而續寫的《馬伯樂》，２月１日在《時代批評》雜誌開始連載。出版的《馬伯樂》並沒有標出上冊、上編的字樣，續寫的《馬伯樂》也未標出下冊或下編，甚至連“續寫”字樣也沒有，隻是在後來的出書廣告上，寫於１９４０年的未分章節的１０萬字標出《馬伯樂》（上篇），這樣寫於１９４１年已公開發表的９章《馬伯樂》可以稱為“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