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不會知道，在她死後幾十年，還有一批人，甚至打著她的“知己”旗號，借著對她的“悼念”，借她的“口”，來貶損她，來打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因此害了人，他不負責任”的。蕭紅地下有知，該做何想法。
當年華崗表示由他出麵去作些解釋工作，蕭紅卻表示：“關於胡（風）之亂語，他自己不去撤消，似乎別人去諫一點議，他也要不以為然的。那就是他不是胡塗人，不是胡塗人說出來的話，還會不正確的嗎？他自己一定是以為很正確。假如有人去解釋，我怕連那去解釋的人也要受到他心靈上的反感。那還是隨他去吧！”
蕭紅太善良了，想得也單純了。這件事，幸虧有當年給華崗的信保存下來，才使後來的人了解了真相，而又有多少因缺乏資料，無法澄清的事實呢？在中國，“做人也特別難”。——魯迅的感慨，仍沒有過時。
蕭紅和端木蕻良與華崗的友誼繼續保持著，到香港後，他們一直在為華崗一部重要著作的出版而傾注了心力。
華崗在被當時長江局書記王明撤職後，住在重慶大田窪“養病”。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他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一卷脫稿。早在１９３０年，華崗寫成一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國大革命史》。當時因工作繁忙，無暇再修改，又恐難於保存，就交給“春耕書局”印刷數千冊，想先聽聽讀者意見再作修訂。不料，該書正在刊行中他即遭被捕，７年後出獄，發現此書不斷再版，甚至被譯成了日文，而書中錯印之處甚多。他一直想修訂，總因《新華日報》工作太重。直到被迫“養病”，他索性“改編擴充”，想寫成《中國民族解放運史》３卷本。
前兩卷寫完後，他委托端木蕻良和蕭紅聯係出版。他們把書稿交給了上海的“雞鳴書店”。這家出版社就是“晨光書店”，前身為“良友”。在孤島期間，化名“雞鳴”，其寓意非常明顯。“晨光”的書都有一個“公雞報曉”的形象標誌。到了香港，他們仍在為此書出版而操心。到１９４０年７月，由於上海紙張價高，還未開印，他們一直去信催促。８月底，蕭紅寫信告訴華崗：“民族史出版了，為你道賀。”這是指第一卷。到年底前第二卷也出版了。到１９４１年２月，蕭紅和端木蕻良都在仔細閱讀這兩卷書。２月１４日蕭紅給華崗信上說：“第二部我在讀，寫的實在的好。中國無有第二人也。”蕭紅和端木蕻良還很關心他的第三卷。華崗的第三卷當時還未完成，後來全部遺失，很是可惜。已出版的兩卷，有４０萬字。
兩卷書是從鴉片戰爭寫到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第一卷是從“鴉片戰爭——開始新民民主義革命的五四”，第二卷是五四後至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這本書於１９３９年開寫，當時正值抗日戰爭緊張時期，讀者十分需要有關民族解放運動的讀本，本書即應這種需要而產生。此書主要任務是提供中國近代民族解放運動的史實與經驗教訓，借以鼓舞抗日戰爭的情緒，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民主抗戰方針，反對中途妥協，避免重蹈過去民族抗戰失敗的覆轍。由此可見，蕭紅和端木蕻良當時正在閱讀的這本書是一本地道的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寫作的理論讀本，這對他們的寫作無疑會產生影響，也對今天來認識他們此間的作品是一個有力的評判標準。蕭紅和端木蕻良讀後認為書中觀點非常正確，表示要寫讀後感，並將此書向青年讀者推薦。
１９４１年３月，端木蕻良籌備的一個大型文學刊物即將出刊。那時華崗正在寫《社會發展史綱》。這部書是應生活書店的《青年自學叢書》而寫的。華崗後來指出，這部書的特點，不僅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了人類社會發展史，而且結合中國社會的社會狀況證實馬克主義的觀點是正確的，還第一次正麵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形態。這部書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無疑起到重要作用。對此，端木蕻良提出把此書的第一章郵來在他即將出版的新文學刊物上連載。蕭紅甚至提出，在這個文學刊物“專設一個部門”來登華崗的社會科學理論著作“也是應該的”。在一個純粹的文學刊物刊登政治性著作，實屬罕見，而連載革命理論著作，更需要極大的勇氣和熱情。蕭紅和端木蕻良卻一致主動要求開辟“陣地”，蕭紅的心態和政治熱情用她自己的言行得到透徹的體現，與共產黨人的知己友誼，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