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的文藝觀點是極其樸實的，而這又正是魯迅先生提倡的東西，她一直奉為圭臬。魯迅在給他們的第一封信裏就提到：“不必問現在要什麼，隻要問自己能做什麼。現在需要的是鬥爭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鬥爭者，那麼，無論他寫什麼，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鬥爭的。就是寫咖啡館跳舞場罷，少爺們和革命者的作品，也決不會一樣。”再則，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９日，魯迅先生回複她的信中提到：“中國作家的新作，實在稀薄得很，多看並沒有好處，其病根：一是對事物太不注意，二是還因為沒有好遺產。”先生的觀點對照今天的文壇仍是有借鑒的。蕭紅的作品並不宏大，也不華麗，她常從小處著眼，人們習以為常的東西，她拿來當素材，寫得津津有味，叫讀者從心靈深處產生共鳴，她的這份遺產是應該好好繼承的。
５月１日，蕭紅散文《記鹿地夫婦》發表在《文藝陣地》第一卷２期上。這裏她近半年來發的第二部作品，離１月發表書評《〈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相隔了４個月。同月裏，在《七月》上發表了端木蕻良的《燃燒——記池田幸子》一文，從此時開始，蕭紅和端木有不少作品是相同題材的，反映他們作為作家夫婦的一個創作特點。
《七月》同期上，又發表了蕭紅新作《無題》，這是一篇值得關注的文章，也是長期以來被人們忽視的文章。在文中她描述一位南方詩人被黃土高原的黃沙塵暴所懾服和敬畏，她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為什麼強蠻的東西要被人敬畏被人謳歌？莫非麵向日本帝國主義也要謳歌了？她為什麼這麼激憤？文中把筆一轉，寫出如下一段話來：
被合理所影響的事物，人們認為是沒有力量的——弱的——或者也就被說成生命力已經被損害了的——所謂生命力不強的——比方屠介格涅夫在作家裏，人們一提到他：好是好的，但，但……但怎麼樣呢？我就看到過很多對屠介格涅夫搖頭的人，這搖頭是為什麼呢？不能無所因。久了，同時也因為我對搖頭的人過於琢磨的緣故，默默之中感到了，並且在我的靈感達到最高潮的時候，也就無恐懼起來，我就替搖頭者們嚷著說：“他的生命力不強！”
屠介（格）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寧靜的，正路的，他是從靈魂而後走到本能的作家。和他走同一道路的，還有法國的羅曼?羅蘭。
別的作家們他們則不同，他們暴亂、邪狂、破碎，他們是先從本能出發——或者一切從本能出發——而後走到靈魂。有慢慢走到靈魂的，也有永久走不到靈魂的，那永久走不到靈魂的，他就永久站在他的本能上喊著：“我的生命力強啊！我的生命力強啊！”但不要聽錯了，這可並不是他自己對自己的惋惜，一方麵是在驕傲著生命力弱的，另一麵是在招呼那些尚在向靈魂出發的在半途上感到吃力，正停在樹下冒汗的朋友們。
聽他這一招呼，可見生命力強的也是孤獨的，於是我這佩服之感也就不完整了。
偏偏給我看到的生命力頂強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人家都說日本帝國主義野蠻，是獸類，是爬蟲類，是沒有血液的東西。完全荒毛的呀！
那麼，在蕭紅眼裏，誰是像屠格涅夫、羅曼羅蘭，看來“生命力不強”，卻是“合理的，幽美的，寧靜的，正路的”，是“從靈魂而後走到本能的作家”？誰是“暴亂，邪狂，破碎”，喊著“我的生命力強啊”！而“永遠走不到靈魂的”作家？想來當年的讀者對此是心知肚明的，這，也算蕭紅的一個公開答辯吧。這篇文章發表在５月１７日的《七月》３集２期上。巧得是，這是蕭紅在《七月》上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７月１６日《七月》停刊。
這個時期，蕭紅交往的麵再一次廣泛開來。１９３８年，她在哈爾濱時期牽牛坊的中共黨員朋友羅烽、白朗夫婦和舒群都在武漢。羅烽當時主編《哨崗》半月刊，舒群主編《戰地》半月刊，蕭紅雖未在這些刊物上發文章，由於誤會解除，交往又密切了。４月，臧運遠等人創辦了《自由中國》，茅盾在廣州創辦了半月刊《文藝陣地》；５月，全國文協創辦了《抗戰文藝》。此時，她和端木蕻良又結交了老舍、臧克家、王西彥、曹靖華、姚雪垠等不少朋友。蕭紅和端木蕻良能走到一起，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視文學為自己的事業。魯迅、茅盾、胡風、巴金等和許多刊物，扶植了蕭紅和端木蕻良，使他們步入文壇，取得成功，這本來是文壇的佳話。他們對任何一位幫助過的人都是尊重的，都是交往的，但決不勢利，決不巴結，這是他們誌同道合同心相印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