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這麼大年紀的老頭，而且還是一個帝國的首腦，居然向全天下百姓道歉，其勇氣可嘉，其清醒的認識更讓古代許多帝王不可企及。《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在評論漢武帝下罪己詔時這樣說道：漢武帝和秦始皇相比並沒有區別，漢武帝和秦始皇是一個樣，都建立了大功勳，同時在後期也把帝國折騰得奄奄一息。但是漢武帝有亡秦之過，而沒有亡秦之失。就是因為他雖然有秦始皇的過錯，但是沒有造成秦始皇亡國的結果。原因很簡單：秦始皇至死都沒有想到自己有過錯，而漢武帝卻在晚年知道悔改，一個平常人做到這點都不容易，更何況是主宰天下的君王呢！
雖然，這個時候，漢武帝的懸涯勒馬已經晚了。但他隻需要開這樣一個好頭就足夠了，在他死後，漢朝天下之所以沒有像秦帝國那樣土崩瓦解，就是因為他晚年對重大政策的調整。在他還有兩年的時間裏，他結束了一切對外戰爭，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如果說，漢朝統治又延續許多年是昭宣二帝勵精圖治的話，那麼，讓這兩位皇帝和兩朝臣子同心協力創下“昭宣之治”的起始點就是漢武帝晚年的改弦易轍。
而讓這起始點並沒有停下的就是漢武帝所選的輔政大臣霍光。
前麵我們談到，霍光此人為人塌實，辦事穩重。這樣的人辦事能力絕不會高超，但絕不會走歪路。事實也正是如此。
霍光輔政後，一方麵，動用權力資源，對漢武帝的某些政策作必要的調整，如在對匈奴和戰問題上，根據漢武帝對匈奴戰爭的實際後果，結合西漢王朝當時的政治、經濟需要，在屯軍戍邊，對匈奴小規模人侵進行必要還擊的同時，穩妥持重，不再主動出擊；在經濟政策方麵，改革鹽鐵官營的某些弊端，廢除酒榷，化解舒緩來自社會的怨懣和壓力。另一方麵，又保持清醒頭腦，避免矯枉過正，旗幟鮮明地從總體上肯定漢武帝的曆史功績，堅持貫徹鹽鐵官營等基本政策，做到“霸王道雜用之”，確保漢朝統治的國本不致於被動搖，從而在穩定有序的前提下，巧妙度過漢武帝身後一觸即發的政治危機。
大漢王朝的前途被漢武帝暫時賭對了，但是，按照帝國的製度，僅僅有輔臣是不夠的。江山永遠屬於劉姓，這是劉邦規定的，更是帝國製度規定的。所以，要尋找一個自己的子孫，來作為皇帝。
5、接班人在哪裏
重大國策的調整，並不能挽救漢帝國的延續問題，一個帝國的延續如果沒有一個優秀的帝王和一班臣子，即使前一個帝王無論在建設上有多麼重大的成果，都是枉費心機。
如果不是發生“巫蠱之禍”，太子劉據必將是漢帝國的下一位皇帝。第一，漢武帝在漸漸地意識到像他那樣東征西討的帝王作風已經不適合帝國的前途，所以，漢武帝認定的接班人就應該是劉據這樣的“仁恕溫謹”之人。第二，劉據沒有犯過原則性的大問題，在漢朝以嫡長子繼統的建儲製要求下，他不可能隨便就把劉據拿下。第三，“巫惑之禍”發生時，漢武帝身體已每況俞下，如果沒有特殊情況，他不可能在接班人的問題上再大動手術。
但是，“巫蠱之禍”發生了，漢武帝不得不再重新尋找接班人。這個時候的漢武帝首先要考慮的是維護漢家統治的大局，著眼於現時政治需要，所以，他才希望後來者能反己所為，做一個安頓天下的“守成之主”。這種心態的轉變，雖然不是痛定思痛，但絕對是漢帝國當時客觀環境的要求，就像當初劉邦四處征伐而留下的爛攤子希望後繼者能實現無為之道一樣。
擺在他麵前的人選有四個，都是他的親兒子。燕王劉旦、廣陵王劉胥、昌邑王（骨+傅去單人）、少子劉弗陵。
劉旦與劉胥的母親是李姬，元狩六年（前119年），兩人同時受封為王。李姬始終就沒有受到過漢武帝的寵愛，在“子以母貴”的帝製時代，兩人根本就不被漢武帝所重視。正是由於沒有想要當皇帝的理想，所以兩人在分封國時就驕縱不法，很不得人心。兩人的性格象極了年輕時的漢武帝，在漢武帝心中，兩人都不是“守成之主”。
劉據剛死，劉旦就上疏漢武帝，要求到他身邊幫助他，以太子的身份入宮宿衛，漢武帝大為惱火，更對此人疏遠不顧。至於劉胥，總喜歡在武力上下功夫，根本不具備漢武帝所要求的政治素質，所以，兩人被漢武帝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