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懷念師長
長0000感天動地夫妻情
——記賈植芳先生和任敏師母1997年10月8日，普通的一天，中午當我走進先生家的時候，看見任敏師母獨自坐在飯廳的一張靠背椅子上，一臉的疲倦，顏色灰黃，五官有點模糊不清。我像往常一樣匆匆打個招呼就進去看望先生，後來回想起來，當時真有一絲不祥的征兆掠過心頭，但我輕易放過了。我照例在先生家吃午飯，圍桌而坐的就是先生、師母和我，還有兩位青年朋友。飯桌上我問起先生的身體健康狀況，先生還朗聲笑著說：“我最近胃口不好，任敏倒是身體不錯，東西也吃得多一些了。”師母在一邊笑笑，也沒有表示特別的讚同。近幾年師母有一種反應遲鈍的症狀，說話不多，不過那天她吃得特別少，一會兒就放下了筷子。飯後，我與先生先離開飯桌，師母似乎站不起來，用手掌在桌麵上支撐了一下，有點吃力的樣子。第二次的不祥之兆又在瞬間滑過我的心裏。
大約半個小時左右，我們在客廳裏聊天，先生從房間裏出來說，師母有些頭痛，我們連忙走進去，看見師母趴在床邊的書桌上，渾身顫抖，嘴角流著口水。我們立刻叫來了救護車，把師母送進第一人民醫院。醫生馬上診斷病人是中風。
醫生的第一次搶救做得很順利。半個月以後師母出院了，那天我正出差在外，中午還特地打電話過去，說情況很好。可是誰也沒有想到，病人回家隻坐了一頓飯的工夫，又糊塗過去了。接著是第二次送進醫院，師母再也沒有清醒過。
半年過去了，師母的病日重一日，不僅完全沒有知覺，而且因為肺部感染而整日發出淒慘的長嘯，一條走廊裏布滿了不安的聲音，隻要踏出電梯，嘯聲就撲麵而來，仿佛是命運之門被嘀嘀地敲響。師母住的病房是個重病房，每一次有病人去了，都會引起人們的不安聯想。醫生也不止一次地暗示病人家屬，應該充分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當時我和我的妻子，還有我的學生們，都日夜在醫院裏輪流照顧病人，對於師母的嚴重狀況早有了準備，唯一使我們擔心的是先生的承受能力，誰都知道老人夫婦是如何地相依為命從苦難中走過來，走到此時此刻，先生已經八十二歲，他會怎樣來麵對命運之神的無情到來？我們一次次話到嘴邊都被先生擋了回去。他每天在家裏等待著師母康複的消息，遇到人第一句話就問：老太太好點嗎？他毫無醫學知識和病情觀念，隻聽進別人安慰他的話，卻聽不進一句危險的警告。當別人告訴他病人很危險很危險，他總是搖搖頭，說，會好的，你們要當心噢。於是，別人本來想說的話都咽回去了。
師母除了腦中風外，又感染了肺炎，大量的痰湧在喉頭，呼吸極為困難，進食完全是靠輸液和鼻飼，一人身上插了許多管子，醫生是司空見慣，但旁人看了心驚膽戰。還是在觀察室裏，每天用藥五百多，錢到領藥，旁觀者都嘖嘖歎息，不知是可憐病人還是惋惜那水樣流出去的錢。我知道師母當年因先生一案所累，西遷青海任教員，退休回上海後，當地教育局連退休薪金也數年不寄來，遑論醫藥保險。先生已經退休，微薄的收入僅夠日常開銷，哪裏經得起如此折騰？旁邊的好心人突然多了起來，當然不是捐款，而是閑言碎語：人到如此，何必再花冤枉錢？這樣的意思，甚至在醫務人員的私下談話裏也有所流露。這種時候，隻要對病人的信心有一絲動搖，治療就很難堅持下去。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條人命是被認為不值得用更多的錢去換的。但唯有先生，他絲毫也不動搖。家裏所有的積蓄都用上了，正好某出版社雪中送炭地彙來一筆稿費，大約有萬把元，他看也不看就交到學生手裏，說趕快送到醫院去。他還親自找治療醫生，動感情地說：“我和任敏，來上海時手裏隻有幾個銅板，一卷鋪蓋，現在是有一個像樣子的家了，我大不了再拿幾個銅板回老家去住。”這就是賈先生的真心話，我想，先生從來就不是一個隻說空話的人，他心裏早就做好了回老家的打算，才這麼豁出去了。
終於有一天，師母高燒不退，時有抽搐，醫生已經發出了危險的警告，意思是過不了今夜了，快讓病人家屬再來看一眼吧。我有點慌，也有點緊張，連忙安排學生去接先生到醫院來。先生來了，他一手拄著拐棍，一手緊緊握著師母的手，大聲叫著：任敏！任敏！他看著毫無反應的師母的臉，認真地說：“任敏啊，以前別人整我們，我們沒有辦法，現在好了，我們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來。”真奇怪啊，從住院以來從來沒有反應的病中師母突然淚似噴泉，流得滿麵都是。而且，這一夜竟然被抗過來了。第二天清晨，我趕去醫院，見病房門口全是人，心裏暗暗叫不好，可是跑過去一看，是另一張床上的老人悄悄離世，而師母卻渡過了難關。
有一次隻有我和先生相對而坐的時候，我忍不住勸先生想開一些，我自作聰明地舉了陳從周先生的例子。當年從周先生葬亡妻歸來，先生曾去吊唁，從周先生對先生說，此刻的感覺與“文革”中從幹校回家一樣，一身輕鬆了。先生聽出了我的意思，他沉吟良久，徐徐而說：“人總是會走這條路的，我當然知道。不過能治就一定要治，盡可能搶救，我怕我一鬆勁，大家就不盡心了。”原來先生心裏完全明白啊。我近日常常想起中國有一句古老的話，叫做一寸光陰一寸金，那是教人勉學的意思，但我真實地感覺到另一重意思：人的生命，也是這樣一寸寸地買回來的，而這買生命的“金”，不僅是金錢的金，它還是唯人所有的像金子一樣的心，黃金的心。
先生麵對任敏師母的病，一定想過很多很多。如果說世上真有所謂的患難夫妻，那麼，他們當是非常恰配的一個例子。抗戰初期，在日本攻讀社會學的先生放棄學業回國參加抗戰，一度流落西安古城，因為懂日語，被一個駐紮在黃河邊上的國民黨工兵部隊招聘去翻譯日文技術材料，師母正在西安商業專科學校會計係念書，由喜讀抗日的文藝雜誌《七月》，進而被人介紹認識了在《七月》上經常發表創作的先生，他們因愛而結合，而同居在黃河邊上。他們沒有辦過任何社會法律認可的手續，也沒有雙方家庭的財富和對方的地位作保證，師母隻說了一句話，她這人苦吃得起，就是氣受不起，所以生活在一起，吃苦不怕，隻要不受氣就行。先生說他一輩子都遵守這個承諾，可是他沒有想到，她以後跟著他吃的苦，竟是那麼的大。他們新婚不久，軍隊裏有人懷疑這對浪漫青年的加入是別有企圖，懷疑他們是共產黨派來的，要秘密逮捕先生，幸好有人通風報信，於是先生帶著師母夤夜逃亡。先生晚年所著的回憶錄《獄裏獄外》一書裏，記載著這麼一個細節：這一夜天特別黑，真是伸手不見五指，我們不敢走大路，就翻山逃命。一路都是荒山巨石，我走在前麵，慢慢地往前摸，爬過一塊大石，就輕輕喊任敏，她沿著聲音走過來。就這樣整整逃了一夜，才脫了危險。我想，有過這樣經曆的人是很難忘懷這一切的，先生那低沉的“任敏、任敏”的叫喚聲，一定伴隨了師母坎坷的一生。就是這一聲，吃得起苦的師母付出了多大的代價——1955年先生因胡風冤案牽連入獄，師母也跟著被捕審查，接著發配青海，第二次被捕入獄，整整幾年都掙紮在饑餓線上。直到自然災害時期，她被釋放出來，當時她的生活道路可以有多種的選擇，但師母毫不猶豫地選擇回先生的山西老家，與姑翁生活在一起，代替獄中丈夫盡孝道，為兩個老人送了終。所以，那昏沉沉遊蕩在陰陽界的師母之魂，分明是聽到了先生的叫喚，她又返回來了呀！
《獄裏獄外》還有一段記載：任敏這許多年受的委屈和苦難，我關在監獄裏一點也不知道，隻是憑經驗猜想她到青海會凶多吉少。一九六三年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一個包裹，包裹的布是家鄉織的土布，裏麵隻有一雙黑麵圓口的布鞋，鞋裏放著四顆紅棗，四顆核桃，是我們家鄉求吉利的習俗。雖然一個字也沒有，但我心裏明白，任敏還活著，她已經回到了我的家鄉了。這件事使我在監獄裏激動了很久很久。這些棗子和核桃的意象，也一定是伴隨了先生坎坷的後半生。當師母病倒以後，先生特地找出珍藏多年的書信和日記，精心挑選出他與師母在“文革”後期到平反前後的通信，以及“文革”後等待平反期間的日記，編成厚厚的一本《解凍時節》出版。出版社把校樣寄來時，先生親自拿到醫院裏，對著昏迷不醒的師母不停地說，看吧，你寫的信，你寫的文章，我們都保留下來了……師母又一次淚流滿麵。
就這樣，當錢花到無錢可花、藥用到無藥可用、夢做到無夢可做的時候，任敏師母奇跡般地闖過了生死大關，回到了自己的家裏。她依然是昏睡不醒，但能夠吃東西，能夠被攙扶著走下地來。她回到了先生的身邊，安心地昏睡著，到現在已經是第三個年頭了。
這下子忙壞了高齡的賈先生，他請來了侄女管理他的家，又請了保姆專門負責照料病人。他聽說病人每天吃四種水果：蘋果、香蕉、橘子和獼猴桃，對身體有好處，就親自去購買，親自來監督師母吃下去，再加上按家鄉風俗製做的小米、大棗、核桃、麥片等各種食物煮成的粥，每天不斷地喂養著病人。先生親自照料著這一切，每到晚上，他看著師母已經把一天安排的食物都吃下去了，他伸手摸摸師母的額頭，一切都正常了，他才放心地睡下去。有一次，師母因感染在長海醫院裏住了幾天，治愈後學生們送她回家，先生站在門口，用手撫摸著師母的額頭，嘴裏嘮叨著，任敏不用怕了，咱們回家了。是的，在這個世界上，師母隻有在先生的身邊才會不感到害怕，而隻有師母在先生的身邊，先生才是最放心的。
但是，善良的願望仍然是要落實到具體的經濟問題上，我這裏還要談到先生的困窘的生活狀況。先生早在上世紀的50年代為複旦中文係建立了現代文學教研室，成為這一學科的學術帶頭人。80年代複出以後，他又以精湛的外國文學造詣開拓了複旦大學的比較文學學科，成為全國最早的研究中外文學關係領域的博士生導師。他從50年代起教書育人，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術人才。這且不說也罷，但就在他最需要經濟上支持的時候，他的退休工資隻有一千元左右，沒有其他的津貼。這當然不是先生個人的遭遇，一般高校裏的退休的老教授大約處境差不多，可是對一個沒有子女補貼，又要負擔重病在身的老妻的生活狀況，也未免特別艱難了一些。但這些也不說罷了。我想寫寫先生的，不是他的實際生活麵臨的困難，而是先生麵對這樣困難的態度和精神大氣。
賈植芳先生，他在被師母的病拖得山窮水盡的時候，已經是八十幾歲的老人了，但是他跟任何人，包括他的學生，如同他親生子女一樣的學生，都沒有吐露過一句關於經濟困難的意思。反之，從那時候起，他不聲不響地整理起自己的舊稿、日記、書信、回憶錄，以及寫作各類長短文章。他每天伏案，著述不已。這幾年來，他的著作一本接著一本地出版，如回憶錄《獄裏獄外》的修訂版（2001年），紀實體的文獻資料《解凍時節》（2000年），散文集《雕蟲雜技》（1998年），《不能忘卻的紀念》（2001年），自選集《曆史的背麵》（1998年），書信集《寫給學生》（2000年）、《賈植芳致胡風書劄》（影印本，2001年）以及重新修訂出版的譯著《契訶夫手記》（2000年）等。最近，他又有一部散文集《餘年新墨》即將問世。這就是賈植芳先生在這短短四年裏的工作。
我把先生的著述放在這麼一種環境裏論述，絕對沒有忽視這些著述的學術價值和文學價值的意思，正相反，凡讀過《獄裏獄外》、《解凍時節》的讀者不會忘記這兩部書所傳遞的曆史真實信息的重要意義。有些書，用不著商業操作和傳媒渲染，它會讓一代代讀者為之感動和珍愛，先生的書就是這樣的書。我也絕對沒有把這些書的出版看作是純粹的經濟動機，事實上我明明知道其中有幾種書的出版作者是拿不到一分稿酬的；但是，我還是要在經濟動機上高聲讚美賈植芳先生，曆來為有誌氣的文人所不屑一顧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行為，在當代文人賈植芳先生身上卻煥發出崇高的道德和氣節。他一生多災難，多坎坷，這已經是他的曆史了，但現在，就在他八十多歲的衰朽晚年，他仍然用自己的特立獨行的思想和艱辛勞動，塑造著一個硬硬朗朗的老知識分子的自我形象。
但是我知道，先生的願望還遠不止這些。有一次，楊浦區區委書記去看望先生，問他有什麼困難，先生毫不遲疑地回答，能不能讓任敏再醒過來，好好再過一陣子？
我想，這也是我們所有人的願望。2002年5月5日於黑水齋思念一年
——《賈植芳紀念集》編後今天剛剛校讀完先生紀念集的清樣初稿，天已經黑了，就這麼想到，先生已經辭世一年。燈下的情緒有點黯然。隔壁的電視機吵著，但仿佛離我越來越遠，我的思念在那上海北郊的一片墳場，先生您是否會寂寞地等待，我們在您的忌日前來探望您。
我想把這本紀念集印成厚厚的，精裝的，送到您的麵前，寄托我們的哀思。就像當年您從那個非人的地方回到人世間來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在資料室翻閱當年舊報刊，您想知道在您隔世期間每個人的表現，到底是人是鬼；我想您在寂寞時可以翻翻這部紀念集，您離開我們後我們是多麼思念您，有多少人，您相熟的朋友學生，還是不相熟的讀者鄉親，都表達了由衷的思念。在您的追悼會上，您的老友、九十高齡的錢穀融先生和徐中玉先生都來與您告別，曉風也是白發飄飄了，她為您帶來了北京的朋友們對您的懷念和情義。還有一件事也要告訴您，在您身後，複旦大學堅持繼續申報您參評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突出貢獻獎，我代您去做了口頭彙報，其實也不用我的介紹，您的煌煌四卷文集，還有您的《獄裏獄外》、《解凍時節》、《曆史的背麵》等等著述已經足夠說明了您晚年在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和文學創作上的成就。我粗粗統計了一下，您在年輕時代出入戰火、監獄中寫出的文字，主要是小說、散文和翻譯；您從六十四歲到九十二歲，繼續筆耕大量文字，是學術研究論文和演講、提攜後進的序跋書信，以及您作為曆史見證的回憶錄和散文，這還不包括您主編、編譯、策劃的大量資料文獻。後者的文字數量大大超過了前者，所涉及的領域更加廣寬，創作發展成了驚心動魄的回憶錄，翻譯演變成中外文學比較的研究，文學批評成為對現代文學的研究和資料彙編。從六十歲到九十歲，多少人都會覺得這是一個無所事事、享受幸福晚年的人生階段，但您卻用您的辛勞工作，實實在在掙回了前二十幾年被剝奪了的時間和早該獲得的成就。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宿命，您多次這樣對我說，知識分子總是要遇到荊冠與十字架，但也總是會摸索向前的。
00當報上公布了您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突出貢獻獎，我知道您不會太在乎這個獎，但是您會高興，我也為您高興。畢竟是這個獎第一次授予了一個已經去世了的知識分子。可以理解為這是一個歉意，畢竟學術界對您的學術成果關注得太遲了，您所經受的苦難以及對苦難的闡釋，如黃鍾大呂，彌天而起，但它掩蓋了您作為一個教授、學者、學科創始人的重要貢獻。我在主編這部紀念集時，特意突出了您的學術研究的成果，業鬆構思了四個主題：先生之書（讀書界對您的著作的評論），先生之學（學術界對您的學術成果的評價），先生之人（媒體和書刊有關您的人格的紀錄），先生之風（在您身後的媒體報道和哀思文章）四類，業鬆收集文稿耗了很多心思，內容相當齊全，洋洋大觀數百萬言，我在審閱時限於篇幅，不得不刪除了大量文章，但即使如此，也有七十萬字數百頁的篇幅，不厚重不能表達我們對您的敬意和思念，不厚重不能傳達您生存在這個淺薄浮躁時代有多麼重要的意義。
您離開了我們，但是您生前的高貴遺風始終會影響我們，您的睿智和洞察力，會幫助我們從容應對世道變異，保持人文精神的節氣和風骨。您的洞察力與睿智寬容是相輔相成的，雖然這方麵您寫得很少，但說得很多，做得很實在。如現在網上到處議論“臥底”、“告密”等閑話，好像是多大的新鮮事，如果您九泉有知，一定會鼻子輕輕一哼：那個時代，這種事多著呢。當年有個青年助教曾經檢舉揭發您的所謂“罪行”，寫過許多批判文章，過火的話說了不少，但後來在他的職稱屢屢不能通過時，唯有您站出來打了圓場，幫他過關。我記得您當時對我說：“時代風氣壞了，好人做事也有壞的結果；時代風氣好了，壞人做事可能會有好的結果。要問的是誰把時代風氣搞壞了。”真是一語中的，您是寄托於時代風氣的好轉來轉變壞人壞事，雖然您自己則在最流行告密和臥底的時代裏毫不猶豫地拒絕了誘惑，甘願與朋友一起坐牢。現在被人追究的那些臥底和告密，也曾經是您的年輕時代的朋友，如果還健在，您一定會坐在您的客廳裏說出許多沉痛而精辟的妙語，可惜我們沒有機緣聆聽了。
紀念集還刊有您分別給胡風、李輝、董大中、欽鴻的書信共十來萬字，都是第一次公開發表。您晚年與胡風的通信全部收在裏麵，是曉風從胡風遺物裏整理出來的，不僅表達了你們患難之交的真摯友情，也是了解這一階段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見證。您給李輝的書信裏屢屢提到我的名字，李輝說，他重讀這批書信時感動不能自已。我也是，三十年的深情厚意都曆曆在目，難以忘懷。想起來也令人傷感，近幾年來，您走了，元化先生走了，巴老走了，正直的老人越來越少了，高山流水幾成絕響，而時尚的話題，卻是到處流傳告密啊臥底啊編造年齡啊，真是壽則多辱麼？
您走了一年，家裏一切都安好如常。賈英認真妥善安排了您的後事，學校裏順利解決了醫院欠款，桂馥的傷痛還未平息，說起您的時候還時時抹淚，張晌快上學了，章先生身體還好，範先生的《插圖本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引起了學界巨大反響，我們還借著他的著作舉辦了學術研討會，現代文學雅俗對立的格局有望得到彌合，您的學生們還是照常做事、讀書、寫作，中文係的發展一如您健在時那樣蒸蒸日上。唯有我去年暑天不再染發，換來了一頭白發，看去老了十多年，年底的師門聚會時我說，先生已經不在，我無須再顯得年輕了。
這部先生紀念集將由複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您的學生集體參與編輯，願隨同我們一瓣心香獻到您的靈前，您會覺得，我們沒有離開您，您也沒有離開我們。2009年4月19日晚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一個多月來，不少在媒體工作的朋友約我寫紀念賈植芳先生的文章，我都答應了，卻遲遲地寫不了一個字。頭腦從未有過的遲鈍，思緒從未有過的滯澀，我都嚐到了。直到今天，謝天振教授建議並主持了先生的追思會。我在場內突然明白過來，我的無意識裏，何嚐不是在暗暗拒絕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先生真的離我而去了。
一個多月來，我昏天黑地地忙碌，差不多一直在外地跑來跑去，用緊張的工作去麻醉自己，努力不去碰這樣一個事實。我希望先生還坐在他的書房會客，讀書，寫他的日記，發出他的朗朗笑聲。先生高齡卻無大病，性格豁達，看淡生死，晚年他的生活平靜而幸福。他生前最後幾個月一直住在第一人民醫院的特需病房，享受著醫院裏一流的照顧。醫生告訴我先生睡在病床上，伸手碰得到的地方全是書，始終關心著醫院外發生的事情。十天前醫生發現他有心髒停搏的跡象，中文係馬上送去了費用為他安裝起搏器，那天，去醫院探望的是副係主任祝克懿老師，回來告訴我，先生的笑聲響徹病房。當時我想，先生其實是老年性各種器官都趨向衰弱，並不是致命的病，即便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大約也還可以維持較長一段時期。對於先生那樣堅強的生命，任何奇跡都是可能出現的。但是我沒有想到，十天以後，先生的腸道、呼吸都出了問題，突然間的，撒手離開了這個世界。
先生真的離我而去。校園裏掛滿了學生自發手疊的白色紙鶴。我走在那些白紙鶴行列之間，突然想起了先生曾經告訴我的一件事：1966年五六月間，先生作為胡風冤案的“骨幹分子”已經服刑後從監獄裏釋放出來，被安排在複旦大學的印刷廠，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一個很熱的中午，先生赤裸上身，拖著一輛沉重的拖車，從學校的工會禮堂前走過去。正巧禮堂門口站著一群中文係的老教授，他們衣冠楚楚，從裏麵走出來，說說笑笑，不曾注意迎麵走來的一個拖車夫。先生是遠遠地看見他們了，他們曾經是同事，是朋友，可是在1955年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麵，這是他出獄後第一次竟以這種難堪的方式與他們劈麵相對。先生說，當時他想回避，拖著車子繞開走，可是他的腳還是一直往前走著，終於走到了這群過去的朋友的麵前。他們都怔住了，噤了口，驚恐地看著狼狽不堪的先生。先生說他還是抬起了頭顱，默默地在同事們不同的眼神下走了過去。他心裏在念叨，你們也許比我還要狼狽了。果然，不久後史無前例的浩劫開始了，所有的教授都在劫難逃了。
我想說的是，先生做人的坦蕩。這是我從先生身上最強烈地感受到的一種品質。我們今天常常勸人走好一生的路，用“清清白白做人”來勉勵自己或者別人，但我覺得，做個坦坦蕩蕩的人，比做個清清白白的人，更加堅強和不容易。清清白白，可以從消極的立場上去拒絕和抵製這個社會上的汙濁；而坦坦蕩蕩的人是無所畏懼的人，他就是一腳踏進了汙泥濁水，他還是能夠坦坦蕩蕩，哪怕他坐在監獄裏，受千百人的唾罵、侮辱、迫害，他仍然是個仰俯無愧的人。先生一生的命運總是與國家命運的多難聯係在一起。抗戰爆發，先生在日本大學攻讀社會學，他為了抗戰，毅然決然放棄了學位奔回祖國，在槍林彈雨的中條山戰區出生入死；他的伯父身為買辦，膝下無子，卻廣有家產，曾經對先生說，你一生奔波，幾次入獄，還不如隨我做買賣，繼承家業。先生卻對伯父說：您出錢供我讀書，不就是想讓我活得像個人樣麼？如果您讓我去做個商人，何必要我苦苦讀書呢？先生拒絕了商人伯父的規勸，結果為了支持複旦大學進步學生運動而再度入獄。1955年，他的朋友胡風等人被誣陷成反革命集團，先生又一次為朋友的牽連蒙受二十五年的不白之冤。今天，一個崇尚金錢萬能的人很難想象，像先生那樣一個人，一次次拒絕了命運本來給他安排好的外國名校文憑學曆、高級白領、紅色教授的道路，卻投身到戰場、監獄、運動……當然這不是他的有意選擇，但是作為一個坦坦蕩蕩的人，在為國家盡忠誠，為知識分子尋理想，為朋友擔道義等大節上，他隻能作出這樣的選擇。
我感到奇怪的是，有過這樣命運的老人，卻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流露出苦難籠罩在他心裏的陰影。我不是說先生的心靈深處沒有這些苦難的陰影，但是他從未因為受了那些苦難而改變對生活的熱情和善意。比如說，對人的信任和熱情。先生這種性格特點在經曆過苦難的一代老人中是很少見的。我們中文係有一位老教授，也是極有聲望的老知識分子，性格非常豪放，他與先生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暢懷大笑，但是一旦有年輕人走近過去，他馬上就閉口不言，匆匆而辭。先生告訴我，那位老人以前在政治運動中吃過年輕人的虧，從此就不再信任年輕人，後來連研究生也不再招收。我想這位老人的心靈一定是很寂寞的。而先生不是這樣，他對人的信任有口皆碑。我親身遇到過一件事：大約是80年代，先生去蘇州大學開會，會上有位來自廣西的大學教師，回廣西途中需在上海中轉，他想在上海住幾天，有人就介紹他可以住在先生家裏，並且給先生作了說明。可是那次外出師母沒有同去，先生耳背，根本沒有聽清楚是怎麼回事，還以為那位教師是蘇大安排送他回上海的工作人員。就這樣，那位教師心安理得地在先生家裏住了三天，先生也每天好煙好酒地招待，三天以後客人回了廣西，他才疑疑惑惑地問我：那位客人是什麼人？為什麼在他家裏住那麼久？這時候我才發現，先生根本連客人的名字、身份、緣由完全都不知道。這種事情在俗人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對於一個坦誠君子來說，卻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先生常常喜歡說一句江湖話：出門靠朋友。他說他是十幾歲離開家庭，在社會上闖蕩大半輩子，靠的全是朋友的情誼和幫助，盡管“朋友”這層關係也給他帶來了災難，但這個責任不應該由朋友來承擔的。先生對“朋友”這個稱呼極為看重，如果誰被他稱為“我的朋友”，那就意味著他將與你肝膽相照，赤誠以待。
正因為先生是個坦蕩的人，所以他能夠通達地放得開自己所經受的苦難，放得開一生所經曆的大小恩怨故事，顧全大局，胸懷大的目標，從來不會在一些雞毛蒜皮的所謂名利、麵子、檔次等一般文人最喜歡糾纏的小節上計較是非。我聽說過一件事，先生陪幾位外賓去某地參加一個活動，開飯時，當地主辦單位的領導臨時趕到，聽說有外賓出席（80年代外賓出席還是很少見的），就立刻安排另席招待，匆匆把幾位外賓請走了。因為那位領導不認識先生，就沒有順手邀請，旁人可能感到有些難堪，先生卻一點也不在乎，依然說說笑笑。一會兒，那位領導又匆匆趕來，原來他聽說了先生在場，連忙趕來道歉，再請先生也過去用餐。照一般人想，先生也許會生氣，拒絕參加，但先生毫不介意，照樣開開心心地出席用餐了。那位領導才鬆了一口氣。事後，先生從未與我說起這件事，倒是那位領導有一次感動地向我訴說了先生的高尚人品。我覺得，這就是先生的坦蕩之處，他從來沒有擺出老人的尊嚴，所以他精神始終年輕；他從來沒有擺出名流的架子，所以他的朋友遍天下；他從來沒有把自己曾經受過的苦難當作一種資本，憤世嫉俗，所以他笑口常開，仁者長壽。
先生這樣的通達為人，絕不是鄉願處世的態度。經曆過如此大風大浪的人，他對於世態看得非常清楚，隻是不該計較的事情他絕不放在心上。我可以說出許多這樣的故事。如，他冤案平反不久，恢複了教授的身份，學校有關部門安排他去當圖書館館長。我本以為先生會拒絕這樣乏味的工作。因為聽先生說，老校長陳望道曾經公開說過，先生是個“無政府主義”，上午讓他當官，晚上就要下台。但沒有想到，“無政府主義”的先生還是接受了這項工作。我曾經表達了我的意思，先生笑著對我說，上麵要落實政策嘛，就讓他們落實一下，不要讓他們為難了。他就認認真真地在館長的任上工作了幾年，還修建了文科圖書館大樓。過了一任，先生已經七十歲，學校裏通知他要退休了。很多朋友為他抱不平，認為學校這樣對待他是不公正的，梅誌先生特意來信，勸他在退休前提出離休的待遇，還表示願意為他寫證明。先生也是笑了一笑，對我說，這種“幹部檔次”，我要它幹啥？於是就坦然地按照一般高級知識分子的標準退休了。這兩件事，看上去好像有相反的含義，但表現了先生對於名利、對於工作、對於個人的道德追求，完全是一以貫之的。先生善解人意，一般也不拒絕社會上對他的好意相助，但並不是沒有原則，對於一些社會上流行的特權，他非但不屑於計較，而且有時候會表現出非常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