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當時這種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的局勢，楚國和山東六國中的其他五國都十分清楚地感到秦的威脅。同時也產生了聯合抗秦的要求。從公元前334年開始，山東六國相繼接受了洛陽策士蘇秦關於聯合抗秦的主張，委他掛六國相印，由南到北組成一條縱線抗擊秦國，這就是曆史上的“合縱”政策。在“合縱”過程中，楚國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一度居“長”的地位。與此同時，秦國也在公元前328年，用魏國人張儀為丞相，采取分化瓦解，遠交近攻的策略對六國進行各個擊破，史稱“連橫”。“合縱”和“連橫”兩種勢力鬥爭的結果，也就決定著秦和山東六國生死存亡的命運。
屈原就是在這種戰亂而複雜的年代中成長起來的。高貴的家族出身使他從小具有良好的文化素養、超群的才華和非凡的抱負。他比一般的楚國人更關心楚國的命運和前途。
第一次被放逐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次年由其子熊槐即位，是為楚懷王。楚懷王統治時期，還是很有一番作為的，對內發布限製舊貴族的法令，對外出兵打敗魏國。年輕的屈原看到楚懷王有變法圖強的要求，便於懷王十年（前319），懷著崇高的理想和一腔愛國熱忱，從家鄉秭歸來到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開始，屈原擔任文學侍臣。他利用在工作上的便利，以自己淵博的知識，明於治亂的本領和善於辭令的特長，和楚懷王高談闊論。從遠古怎樣開頭，到天地怎樣形成，從吳起變法的失敗，到商鞅變法成功，從秦楚兩國的對比，說到變法的必要，終於贏得了楚懷王的信任。懷王十一年，屈原由文學侍臣被擢升為左徒。左徒在當時的楚國是一個很重要的官職，地位僅次於今尹（宰相），能參與商討國家大事，負責發布命令，接待各國使節，處理外交事務。這一年，屈原才二十二歲，他躊躇滿誌，決心像伊尹、呂望輔佐商場、周文王那樣去輔佐懷王，解決當時楚國在內政外交上麵臨的問題。
楚國當時在外交上沒有確定的策略。楚懷王缺乏政治遠見，自恃武力強大，不時攻打周圍鄰國，結果使自己陷於孤立。屈原明白楚國的有利條件，但他也正視秦強於楚的客觀事實。他向懷王分析了形勢後，提出楚國在外交上必須采取合縱政策，最重要的是聯齊抗秦。楚懷王聽了屈原對各國形勢的分析，覺得很有道理，決定在外交上實行聯齊抗秦的政策，即派屈原出使齊國，談判兩國聯盟的事宜。當時齊國的國君是齊宣王，由於齊國以前不斷受到楚國的進攻，他開始時對楚懷王要求與齊聯盟表示懷疑。但在屈原的說服下，終於同意簽訂盟約。之後，楚齊等山東六國在楚都郢開會，結成合縱聯盟，並推舉楚懷王為“縱約長”，聯合攻秦。聯軍雖在軍事上沒有什麼結果，但也給秦國以很大威脅，使其不敢再輕視楚國。
隨著楚國地位的提高，楚懷王感到屈原主張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功，因此對他更加信任和器重。於是決定采納屈原的建議，修明法度，在內政方麵實行改革，並任命屈原秘密著手起草一部《憲令》，待將來公布實行。
正如任何革新和進步都無一例外地會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一樣，屈原的政治措施也很快成為楚王周圍盤根錯節的奴隸主貴族勢力詆毀和攻擊的目標。
首先向屈原發難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他和懷王少子子蘭都是楚懷王的親信近臣，他們互相勾結利用，形成懷王身邊的一個腐朽反動集團。看到懷王重用屈原，他們心中自然不滿。一次，屈原接受懷王的命令，草擬了一份新的政策法令，稿子還沒有寫定，心懷叵測的靳尚就要強行搶來按自己的意思改動。屈原為保守國家機密，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堅決不把草稿交出去。這樣就惹怒了靳尚，他便到懷王麵前去告屈原的狀，並煞有介事地說：“現在外麵的人都在私下議論大王讓屈原起草《憲令》的事！這件事除了屈原以外，還有誰會泄露出去呢？他還對別人說在楚國除了他，別人是訂不出來的。連大王您也幹不了……”一向妄自尊大、自以為是的楚懷王聽了靳尚的讒言，不僅認為屈原泄露了國家秘密，更使他惱怒的是，屈原連他這個大王也不放在眼裏。回宮後，又聽寵姬鄭袖添油加醋地說了屈原的一些壞話，不禁對屈原厭惡起來。正當屈原廢寢忘食地伏案起草《憲令》，立誌報效國家的時候，突然傳來了楚懷王的命令，免除了他的左徒官職，降為三閭大夫。
三閭大夫是楚國特設的一種官職，主要掌管屈、昭、景三姓的宗族事務，主持教化，沒有什麼實權。楚懷王把屈原降為三閭大夫，實際上是將他從高級領導集團中趕了出來。事後，屈原一次次地向楚懷王表示自己的忠貞，但奏章根本到不了懷王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