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世人終漸識真吾
一、 昂首猶作花
“文革”結束，舉國皆歡，而王世襄那“蒼天胡不仁？問天堪一哭！”的時代，也隨之終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當歲月流逝而去，當那個顛倒的時代不再重現時，王世襄畢生學習和積累的學術文化，才逐漸被人們認識、1979年5月，王世襄在漏室中工作。
頂棚脫落，地上積水。對麵
即睡人的大櫃。袁荃猷速寫。
重視，漸漸變得有意義起來。
當然，中國的改革開放，猶如一條沉重而疲憊的大船，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曆史長河裏，才剛剛拋錨啟航，長期之鎖國閉門，慢慢被逐一開放。但改革開放之初，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時有極左者、好事者，還熱衷於此道；中國善良的知識分子，對“文革”之陰霾，尚心有餘悸；但與劍拔弩張、人與人鬥、人與天鬥，那長長的苦不堪言的日子相比，畢竟舒坦多了；與“文革”時期那打砸搶批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語了。
鬥轉星移，八十年代以後，人民沐浴於改革開放的春天，知識者終有了一定的自主精神，而我們的傳主王世襄的個人命運，也隨曆史性的轉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長期以來使他抬不起頭的不白之冤，也慢慢得以昭雪。雖然，那時還沒有一個代表權威的政權機構，給過他一個正式的文件，以洗刷他的不該有的冤屈。當然，一如他這樣遭遇的知識者，在我們大地上也可說比比皆是，但是他們總有隱痛，總希望有一紙文字，得以說個明白，這大概是我們的一個長期的傳統“口說無憑”，總期望以一個“紅頭文件”為準，心靈方有可靠的踏實感。這在我與王世襄先生的多次對談中，他對於這樣的紅頭文件，時時耿耿於懷，不斷地提到。
改革開放後，雖在“摸著石頭過河”，但終究換了人間思想。整個社會活動，學術交流，已不再對他封閉、歧視。國門開放，國內外專家學者、親朋好友，紛紛前來看望他，他的學術成就也得以傳播。這對於王世襄來說，可以說這是最大的人生幸福和享受。
“春搴蘭草秋芝草，朝啖團魚暮鱖魚。日日逍遙無一事，鹹寧雖好卻愁予！”對於往昔那些不能忘卻的日子，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曆史細節，也許曆史從未有記載，因為，這正是紅色曆史中的一點綠色，他不忘以詩記之。這樣親曆的場麵，他是終生不忘的。不是嗎，正當臨近中秋之時，已九十四歲高齡的他，還特地為筆者書寫了一幅墨跡，秀勁筆鋒下，卻就是這首詩。
我想，興許他不止為我一人書寫過，這些詩他會倒背如流；那不能讓他做事的蹉跎歲月，那在鹹寧白白流走的光陰，那令人憂心如焚的日子……興許，每當他書寫時，他總沉思在那樣的回憶之中。如我們今日再重回頭去看，在王世襄撰寫的眾多詩詞裏，這首詩，似乎就成了當時他不能“成有用事”的象征意蘊了。
有人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最憂患國事的知識者，他們對國事極為關心，總希冀有朝一日能夠為國家所倚重。追溯中國曆史，屈原是這樣的人，司馬遷同樣也是。屈原的《國殤》中說，“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而到司馬遷寫《史記·屈原列傳》時，也有同病相憐知遇之感。“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時光流逝至唐代的李白，無不如此；宋代的蘇東坡寫了許多詩文，也同樣如此。中國近現代的知識分子，無多大改觀，依然如此。盡管曆代朝廷，均不太重視知識者們，甚或使他們報國無門。但是，一旦顛倒的是非，重又顛倒過來時，中國的知識者，又會發出“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呼聲。
王世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中國“十年浩劫”之後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的新國策以及能過上正常的社會生活，總無不以一顆善良之心，視為“恩同再造”。以此，他曾賦詩感之：“風雨摧園蔬，根出莖半死。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
他曾說這便是他的座右銘！正因為有了這般的人生信念和堅忍不拔的精神，他才沒有在命運不濟時自暴自棄，也沒有在“出而不入，往而不返”的年代，無所作為，無謂地去浪費著自己的生命。正因如此，每當劫亂過後，他的靠長期積累的知識，才又發芽開花，一本本專著又相繼問世。“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劫難後的生活，真似乎使王世襄有了返老還童的神力。
20世紀80年代，他已近六十六歲了，由他編著的《竹刻藝術》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世襄先生的二舅金東溪和四舅金西崖都擅長竹刻，在民國時期已勤於著述，富有收藏。受此影響，王世襄自幼喜愛竹刻，一生與中國竹刻結下不解之緣。20世紀50年代前後，金西崖年事已高，再三囑托王世襄為他整理《刻竹小言》的手稿，這使王世襄從喜歡竹刻到研究竹刻。我們知道，民國時期曾有刻竹名家張誌魚撰寫了一本《曆代竹刻人之小傳》，雖那本老辭海於“竹刻”條目中，引用較多，但錯漏處不少，鑒此，王世襄曾寫過《論竹刻的分派》，糾正了很多錯處。
“外家才藝殊，兩舅工刻竹。”那日，筆者在王老的迪陽公寓家中，他又一如哼山歌般又呼出了這兩句詩。一介衰翁，還興致很濃地和我們談著他的兩位舅舅以及中國的竹刻藝術。九十四歲高齡的他，時常為經他整理的《竹刻小言》成為研究竹刻藝術的經典而高興。
王世襄在六十至七十歲後的那段生活，他還藏有老友黃苗子一詩，正是一種充分的反映，詩是這樣寫的：“浮生聚散幻耶真？相見花都曆劫身。拜盧浮宮憐倦足，炒麻豆腐待歸人。鬥蟲得失添閑話，雕竹磨蹭有下文。更喜鴻篇頒啟老，迢迢萬裏倍相親。”不是嗎，改革開放後，活像是一個開放之神，忽從天而降，王世襄於童年，青少年時期的一切玩物，也一如阿裏巴巴所得之奇寶，神奇般地重放起光彩來，凡經他的雙手摩挲後，似又重新著妙生花了。如寫於六十年代的一篇題目叫《說匏》的文章，竟被壓了幾十年之久，一經他修訂刊出，從此，那匏器又重現出了寶葫蘆般的光彩。
王世老最近還對筆者興奮不已地說：“你看，天南地北，現在到處都有匏器之種植了，它成為了一種重要的工藝品，價值越來越高！”的確如此，比如，有一北方窮地的農戶，在王世襄的指導下，一年收成就有十多萬。你看，有一張照片正記錄了當王世襄與種植農戶張金通師傅一起站在葫蘆架下,當他看到一度失傳的葫蘆種植工藝，又重新在神州大地上得以恢複，他真是笑逐顏開。
1980年，改革開放進一步得以深化，在政治上，國家從多方麵妥善解決曆史遺留的問題，調整了各方麵的社會政治關係。在經濟上，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在整個國家向著文明進步發展之際，王世襄在北京的生活已有了很大的起色。如果，我們今日用圖來說明生活狀態改變的話，有一幅照片，正是記錄了王世襄在“文革”結束後的歡樂日子。那是一些昔日的好友們，又能常常相聚相晤了，照片記錄的是在三聯書店總經理、出版家範用家中歡聚的場景。你看，王世襄博學多才，但他卻又是一位美食大家。有著美食家之稱的王世襄，這下可又派上了用場，真猶如當年他與老舍先生在美國相識時，他快樂地做菜。他與眾多文人朋友相聚，他左手拿盆，右手拿筷，笑眯眯地正在下鍋掌勺，這足可印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那段記憶中的開放的日子。
1980年後的一天，王世襄忽然接到一位美國朋友電話，說中午要到王世襄家吃飯。且這正是王世襄三十年前與這位外國朋友的一次君子協定。當時，王家突接電告，毫無準備且時間又緊，隻能用熟菜和罐頭來接待自大洋彼岸來訪的客人了事。又隔了一年，那位熟悉的美國朋友，又到他家來。當時已是冬令，文人美食家王世襄，即親手做了幾個冷碟給他嚐嚐；其有南味的酥魚和羊羔，福州的炸油菜鬆和冬菇冒筍，有北京的炒素菜絲和仿蝦米居的野兔脯，浙江的糟雞，還有糖醋辣白菜墩、醬爪炒山雞丁等。
王世襄能親自做出這麼多可口的中國家常特色菜，而且那中國菜，經王世襄之調理，色香味齊全，這次他的美國朋友，終如願以償，就像演化了一次魔方，可真讓這位遠方的朋友，佩服透了，同時也讓王世襄這位美食家，爭回了中國菜肴的特色與榮譽。1983年11月，王世襄曾以特邀顧問，參加了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烹飪名師技術表演鑒定會。他從此寫了許多飲食的詩歌、美文，引得國內外讀者常讀常鮮，隻引人無限豔羨。
說起這位有學問的美食家，有一事，應在這裏記其一筆。2008年4月，正是北京草長鶯飛的好時節，筆者專程赴京與他作訪談，早上去他家，相談到了中午，發覺在京已居住了八十多年，平時講的是一口京腔；可是，當和我這位南方後輩交談時，他卻又能講一口南方濃軟的吳語，有時還夾帶著上海本幫話。這興許是他祖父王仁東，晚年居住上海；父親早年也畢業於上海南洋公學，王世襄九十四歲在家中寫信
老上海對他有很深的淵源之故。
九十四歲的他，還非常好客，真有古風“有客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精神，他定要請我們吃飯。看他坐著輪椅下電梯，到馬路上下地，就自己推著輪椅走。我們跟著他走到了王老家附近的一家名為“義和雅居”的餐廳。甫座後，令我驚詫的是，當女服務員請他點菜時，他卻不緊不慢地從老式藍布衫的口袋裏拿出一張紙，原來他早已在我們不知不覺中，事先親擬好了一個菜單，那刻，他手持菜單一一詢問某食材有否？並開始交代一道道菜的具體做法。女服務員與店經理一見如此，慌忙將大師傅喚來。隻聽王老向廚師問道：“有鮮蘆筍嗎？不是那罐頭的，而要新鮮的……有鮮蠶豆不？是剝兩層皮的那種嗎？……再來一隻烤鴨，可要按傳統刀法片，不要太油膩，然後拿那鴨架燉娃娃菜吃……另要一個家常豆腐，得少擱辣，多擱邳縣的豆瓣，白斬雞有嗎？……”
聽著王老與廚師這一番對答，已令我們大家暗自歎服，同時也讓我知道所謂美食大家，便是並不隨著餐廳的菜單來吃，而自有“吃主兒”的主見，講究的是新鮮的食材，隻求味純，並不求貴。一如汪曾祺、陸文夫，台灣的逯耀東等美食家，無不如此。
席間，王老談起自己在湖北鹹寧“五七”幹校時，艱難時刻也體現美食家形象，善待自己。采蓮蓬、吃蓮子，一氣買十四條公鱖魚，自創了空前絕後的“香糟蒲菜燴鱖魚白”之美食菜肴。真可謂地上事物，隻在他的食中，創造了“幹校六記”外的另一種記事。然而，對比記憶中的味道，王老也感歎菜肴的味道今不如昔，餐廳為了經營不斷推出各種花式菜肴，卻喪失了原有的口味，很多食材如新鮮蝦仁、大開洋、鱖魚等也因生存環境的變化而難覓蹤影。最後上桌的是最具京味的烤鴨，餐廳為吸引食客眼球，讓廚師現場將烤鴨片成薄片，根據王老的傳統片法的要求是每一片都連皮帶肉，而不像時下大多餐廳裏片烤鴨一般是皮肉分離。烤鴨過後，端上的是王老的獨家菜式：鴨架燉娃娃菜，隻見湯汁呈奶黃色，味道醇厚鮮美，娃娃菜也已燉得軟糯甘甜且吸足了老鴨湯的鮮味。王老對自己這一獨創菜式十分得意，開心地對餐廳經理和大家說：“這道菜式可加進菜單裏，一般人啊，都不在意這鴨架，吃完烤鴨便完了，其實鴨架燉湯真是鮮美無比。” 用看似不起眼的食材，做出令人讚歎的美味，比用昂貴的食材烹調，更讓人耐味。
那日，最令我深感驚異的是，當憶念起那幹校的日子時，老人沒有一點苦大深深的憤怨，反而隻銘記了其中的幽默與快樂。從飲食之談，一掃往日多少坎坷愁緒、多少磨難。其實，在他的一堆堆《錦灰堆》著作裏，不是早已清楚地向我們寫著：他與夫人袁荃猷最後決心走出一條自珍之路，那就是說用十年、二十年甚或三十年，默默地幹，最後，讓“世人終漸識真吾”。如今，他已經把一章章事，那自己想做的經緯分明東西，都做到了。無論在中國乃至世界的人生舞台上，隻要你在網上一點一查，立馬讓我們切實地了解王世襄說到的，都實現了。真可謂達到了“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真的，那席間聽著王老點點滴滴的回憶，雖沒飲多少酒，但卻讓人暈乎乎的，有點兒動情，似看到了1972年那些個多麼不平靜的日夜，以及他在鹹寧甘棠鄉與牛犢在一起的身影。雖如彈指一揮，時間悄然地過去了三十六年。那時日，在他生命之旅上，不知是夢，是癡，是醉，是謎嗎？我想，於博學多才的王世襄身上，似乎都不是。但是，如不是他在人生的骨節眼上，挺過來並昂首走著，那對於他的人生，就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二、 幾度春秋一盞燈
80年代，開放初始，作者有稿出書，並非易事，所以隻要有出版社願意出《明式家具研究》，王世襄甚至願把辛苦收藏了一輩子的明式家具全交給出版社，作為出版費用也同意。故當時的香港三聯與他聯係出版事宜時，王世襄毅然就答應了香港三聯所提出的條件。
想當年他收集明代家具時，尚是青壯年，如今為要出版明式家具的專著時，已頭白、目衰，王世襄年近古稀，似有隔世之感。但他還是拚著老命全力以赴，靠的是他年輕時打下的體質壯健的基礎。但他整整用了兩年時間，訪求實物，延聘名匠，將家中所藏明式家具修飾完整，又四處求借，全用彩色膠卷拍攝。他還撰寫了長篇論文《明式家具概述》，作為該書的前言。
王世襄對明代家具視為至寶，這已是人所皆知。經過近四十年的搜集，王世襄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不乏有數百年曆史的精品，堪稱絕世瑰寶。明式家具國內外有許多收藏者，但既要花幾十年收藏，又要對他開展學術性研究，並最後把這些曆史器物的藝術價值，撰寫成書公布於世，這就不是一般人可做到的事。他深入到明式家具的內部結構、材質及製作等方麵的研究，使今人認識到古代名匠高手們，所遺存下來的器物，有著重要文化價值與審美藝術。這些幸存下來的家具，終在王世襄筆下複活了。作為學者，王世襄的最大心願，當然就是把自己研究明式家具的成果結集出版。
1981年，他將自己四十年的研究心血《明式家具研究》投交了文物出版社，並附有圖片數百張。這期間，三聯書店香港分店讀到了王世襄關於家具研究的多篇論文，同時在得知王世襄有這樣一部書稿後，他們於1982年主動要求與文物出版社共同合作出版。
1985年秋，這本定名為《明式家具珍賞》的大型圖錄出版，問世後很快引起轟動，受到海內外學術界和收藏界廣泛關注。1985年9月14日，一天之中，香港幾十家報紙，都用大量篇幅報道了《明式家具珍賞》的出版。僅僅從1985年至1988年的三年間，就有包括台灣中文本與盜印本，以及英、美、泰國等不同的出版社的英文本、法文本、德文本的九個版本問世，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海內外最具影響力的文物圖集。
但是，就在1985年8月，王世襄到香港參加《明式家具珍賞》的首發式後，得知文物出版社已於1984年9、10月間與香港三聯簽訂“協議”，將《珍賞》和還沒有出版的《明式家具研究》兩本書的“世界各種文版版權”轉讓給了香港三聯書店。王世襄聽到這消息後，十分驚訝，他知道“世界各種文版版權”對一個作者來說，就是把著作權交給了別人。
文物出版社通過“轉讓”他這兩本書外文版版權，為的是能從香港三聯那裏得到中文版的《明式家具研究》內頁印張1500冊，中文版《明式家具珍賞》內頁印張1300冊的利益。雙方均沒有經得作者所認可的“協議”，隻是由文物出版社的總編輯王代文，“香港三聯”的經理蕭滋，兩人具體簽字而成。
回到北京後，王世襄以直接損害了作者的利益向“有關部門”反映此出版實情。然而文物出版社，也向上級機關反映。至此雙方馬拉鬆式的爭論拉開了序幕，書的作者與出版社，均各自向有關部門反映了情況，以至驚動了中央統戰部、文化部、原國家出版局、國家文物局等上級部門。
由於這不愉快的出版事宜，王世襄決定將《明式家具研究》的書稿，從文物出版社撤回。 1986年5月，文物出版社再次向上級打報告，同意王世襄撤回《明式家具研究》一書的書稿，但提出，王世襄必須賠償出版社為出版此書所付出的“損失”。但雙方沒有達成這樣的協議，王世襄的書稿，文物出版社仍不退還給他。
1986年6月，香港三聯書店的負責人蕭滋到北京，此行除了和王世襄及文物出版社進一步洽談出版《明式家具研究》外，就是蕭與文物出版社在應付王世襄方麵達成一致。1986年6月17日，文物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就“關於合作出版《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兩書未盡事宜，簽署了一份‘會談紀要’”。 但“會談紀要”其實是玩了偷換概念的把戲。
另外，蕭滋這次來北京也與王世襄簽訂了一份出版《明式家具研究》的合同。王世襄曾與筆者談起，當時他同意仍由“文物”和香港三聯合作出版， 他同意將《明式家具研究》的版樣於1986年底以前畫好，待本人蒞港出席學術討論會時過目，能於1987年6月底以前出版。這對王世襄來說，這完全出於“忍痛”與“忍讓”而做，唯一的希望，是待《明式家具研究》能早日出版問世。並因在當時，曾得到蕭滋先生的許諾。
但至1987年8月，《明式家具研究》仍未出版，王世襄“一再函詢”，對方一再拖延，這讓老人十分失望。8月23日，王世襄同時給文物出版社和香港三聯書店寫了兩封長信，要求撤回書稿，言辭激烈而沉痛，他寫道：“《研究》發稿你們一再拖延，和《珍賞》的晝夜加班，克日完成，形成了鮮明對比。”同時說，“三聯書店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推遲，已不能取信於人，和本人希望《研究》能早日出版問世的初衷，大相違忤，因此也就辜負了我忍痛同意仍由你們兩家合作出版所作出的犧牲。請不要忘記《研究》早在1982年已經脫稿，準備出版，隻是為了滿足你們要先出《珍賞》的要求，才把《研究》壓了下來。算一算，此書的出版已經被你們耽誤了五年了，你們對得起用了四十年才寫成此書的老作者嗎？！”
老人的信，遭到了冷冰冰地拒絕。王世襄於9月17日，再次致信文物出版社，要求索還書稿，但仍無下文。而香港方麵的態度似乎稍有不同，在他們多次解釋後，王世襄同意《明式家具研究》延至1988年9月出版，但王世襄明確表示，如到期還不能出版，一切責任及後果將由三聯書店承擔。但這次香港三聯收店仍違了約，於是老人的希望，再次落了空。萬般無奈之下，總得找個說理的地方吧。1988年8月22日，時年七十四歲的王世襄，終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版權處提交了一份書麵陳述。
王世襄於陳述中說“‘文物社’與‘香港三聯’所定合同第七條，文物社將兩書的世界各種文版版權轉讓與三聯的規定，超出了專有出版權範圍，嚴重侵犯了作者的版權，並且對作者的稿酬給付，未作任何規定，也侵犯了作者的版權。鑒於上述理由，本人對文物、三聯兩社已失去信任，故要求收回《明式家具研究》一書的稿件；除已出版的《珍賞》中、英、法文版，不予追究外，其餘文本版權屬於本人，不經本人同意，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翻譯出版。”
但文物出版社對王世襄索還書稿的要求，仍不同意。依然是書稿可以收回，但必須向文物社賠償“損失”。麵對如此“強辭”，王世襄毫無辦法。他求助了不少人，大家都對他表示同情，但麵對現實，連中國當今最權威的知識產權專家，似乎也無可奈何。
王世襄為知識產權向有關
領導所寫書信1
王世襄為知識產權向有關
領導所寫書信2
1988年12月27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版權處的調解下，王世襄與文物出版社簽署了“調解協議書”。兩個月後，《新聞出版報》這樣報道：“當北京市人民政府版權處召集雙方調解時，王世襄已感心力交瘁，當文物出版社提出要15000元賠償費時，王世襄毫不猶豫地同意了。”
這樣不愉快的事，時隔十數年後，老人最後說，“我今年已經八十八歲了，對一切事物都看得很淡，可以說更無所求，因此決不想再掀起什麼波瀾，不想謀求什麼經濟上的利益。——如果是為了這些，或者為了出口氣，我早就自己寫文章了。但是，今天我覺得把這件事的經過，實事求是地講出來，是值得的，可以讓大家借鑒，可以提醒大家，弘揚文化、鼓勵寫作，保護知識產權是十分重要的。《著作權法》對我們每個作者都是很重要的。”
人事轉換，世道滄桑。回首過去，王世襄與出版社的這起版權糾紛，反映了當時中國作者與出版社相比，普遍屬於弱勢地位。有權威人士評論說，中國曾有相當的曆史時期，在文化藝術、學術研究和科學研究方麵發展緩慢，而中國少有世界級的、有創造性的成果問世，與作者的權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不無關係。近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不斷增大，成績也有目共睹。現已實行了十年的《著作權法》做了一定的修訂，中國也加入了WTO，出版界和作者都將有更清晰、更公平、更有效的法規可以依循。
但願王世襄老人十幾年前的這次遭遇，再不會在中國其他作者身上發生。當然，真正要在人多地廣的中國，全麵做到享受知識產權的保護，還將期待時間的考驗。這出版事看來與王世襄人生大事關係不大，但在王老晚年之經曆上，卻是震動他心靈不小的遭遇。
在2008年9月8日，王世襄還為這件出版糾紛，特地從北京寄來掛號信一封。寄出時間是9月1日，收信9月5日。內附幾個資料。一是香港董橋給他的信，二是《中華讀書報》上關於這次有關著作權的訪談刊出。另附了當年由他用毛筆親書的上訴信。他還告訴我，憑著一種正義之心，認為應在他的傳記中有所表述，以鑒後世。筆者確也被他那種獨立之人格精神所感動，因為，已是九十四歲的一位老知識分子，可以說，他絕不是為了幾個錢，也並非為多幾本樣書的問題。他要的是：他用一生孜孜以求的一種人間的正義，他要討回的是一定程度內，作為一個著作者，應有的自由和獨立的人格記錄，與及著作人必須的知情權。說真的，當收到他用特大信封所裝的信時，我確是懷有一種深歎之情，來讀王世老所寫之信，以及關於這次著作權風波的報道。
1983年，王世襄到英國訪問，維多利亞·艾爾伯特博物館熱情地接待他的到來。當離別時，那裏的專家們，都非常誠懇地對他說：“如果你有幾本書不寫出來供大家閱讀，那你等於是犯罪！”
他們指的就是王世襄終身喜愛的蟋蟀及其用具、所養冬蟲及其葫蘆、鴿子及其鈴哨、還有養狗、獵獾等等。所以王世襄回國後，就準備著手撰寫。當然，外國人對王世襄的這些足以能反映中國文化的人與事，充溢著無限的興趣，因為那正是反映了我國數千年的民俗文化。可惜，那時的中國人自己，還尚未把這些玩意兒作為一種文化，更沒有意識到還是世界人類共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