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生須惜少年時
大節勿汙千載史，少時便盡百年身。
——陸遊《自規》
一出生與時代
王國維有詞雲：“一生須惜少年時，那能白首下書帷！”（《浣溪沙·草偃雲低》）他的少年時代離我們已很遙遠了，但回望他輝煌的學術業績，卻與我們如此貼近。
1877年12月3日，王國維出生於海寧鹽官鎮雙仁巷的王氏舊宅。他自述，“維之八字為丁醜十月廿九日辰時。”王國維《致羅振玉》，《王國維全集·書信》（以下簡稱《書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00頁。丁醜是牛年，辰時為上午八九點鍾。“苦覺秋風欺病骨，不堪宵夢續塵勞。”王國維《塵勞》詩裏的這兩句詩，倒頗合他的生辰八字：塵世勞碌開始之時，恰是他這頭幼犢呱呱墜地之刻。
王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庵，又字伯隅。他十六歲考秀才，名錄上已寫了“王國維（靜庵）”。自此以後，他讀書任事、著書立說，悉署此名、字。筆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中國人文傳統上通行的則是“號”。在王國維曾用之號裏，以《人間詞話》為標誌的“人間”，與以《觀堂集林》為標誌的“觀堂”，馳譽中外，輝映近現代中國文化學術史冊。這當然是後話了。
王國維出生的這一年，是清光緒三年。三歲坐了龍廷的“維新”悲劇皇帝——光緒帝載湉，此時才六歲。繼太平天國天京陷落（1864年）之後出現的所謂“同治中興”，隨短命的同治帝猝死而告結束；被王國維稱為“五十年間天下母”的西太後葉赫·那拉氏，其時正懷抱著這位在“狂風怒號，沙土飛揚”的“夜間極冷”［英］濮蘭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紀》，轉引孫孝恩、丁琪《光緒傳》，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頁。中迎進宮禁“入承大統”的“嗣皇帝”，“垂簾”操持國政……
王國維塑像
然而，在曆史的視野裏，王國維生當帝製向共和轉型的大時代。傳統要光大，學術要發展，文化要創新。在此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造就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巨匠大師，王國維是其中之一。
與同時代學者相比，王國維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算是搭上了“末班車”。不過，梁啟超隻在其學術史結尾對他的戲曲史研究掃了一筆參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十一《樂曲學》。，因為他的新史學開山業績胥出於“共和”之後；錢穆則將他與“共和”前的“並世譯才數嚴林”的嚴複、林紓，自稱“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的梁啟超與被梁氏稱為“過渡人物”的康有為，以及生前即享“國學大師”盛譽的章太炎諸人一道，列入了學術史“附表”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附表》。按，《附表》起自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迄於清宣統三年（1911），於政治思想、文化學術人物，羅列甚眾，惟取舍似未盡允洽。例如，表中列有袁世凱，漏孫中山；有王懿榮，遺劉鶚；既以辛亥（1911）為斷，則此前出生之魯迅、胡適等，亦不當遺而不錄，等等。。
為此，有必要將直接或間接與王國維的學業相關之人物，以其出生先後，列舉如下：
屬於年長者：王國維出生時，沈曾植（1850—1922）二十七歲，林紓（1852—1924）二十五歲，嚴複（1853—1927）二十四歲，康有為（1858—1927）十九歲，況周頤（1859—1926）十八歲，汪康年（1860—1911）十七歲，羅振玉（1866—1940）十一歲，劉鶚（1867—1909）十歲，蔡元培（1868—1940）九歲，章太炎（1869—1936）八歲，梁啟超（1873—1929）四歲。
屬於較後者：王國維長於魯迅（1881—1936）四歲，長於陳寅恪（1890—1969）十七歲，長於胡適（1891—1962）十六歲，長於郭沫若（1892—1978）十五歲。
從出生與時代來看，中國的近代史是以“維新的先驅”（蔣廷黻語）林則徐厲行禁煙、爆發“鴉片戰爭”的1840年揭開序幕。歲月已逝，光華猶在。我們以此為大背景，就可以看到20世紀到來之前，王國維出生前後，是19世紀“50後”到“70後”的學者梯次相接，構成了“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人才鏈”；進入20世紀，繼“70後”的王國維而“各領風騷”的文化學術人物，就不能不是兼備中西之學的19世紀“80後”、“90後”了。
思往鑒來，奮發啊！
二故鄉的人，故鄉的潮
王國維的故鄉海寧，位於錢塘江北岸，古稱海昌，於東漢建安五年（200年）開始建縣據陳伯良《海寧文史備考》（2005年刊本）所載《海寧地名簡表》；下述“海寧潮”等若幹史料，亦出此書，不複注明。；其治所，就是王國維的生身之地鹽官，它在《越絕書》《漢書·地理誌》等古籍中早有記載，是浙江的曆史名鎮，而今更是聞名中外的觀潮勝地。
“千古海昌佳絕地”。在數千年的曆史變遷中，海寧名人輩出。除了王氏舊宅所在地“雙仁巷”之“雙仁”——以誌節見重於史的唐代書法大家顏真卿及其從兄顏杲卿之外；譬如，居於海寧曆史名人榜之首的幹寶，按照魯迅所述，“晉中興後置史官，寶始以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二十卷，時稱良史”《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頁。。看來，幹寶是在東西晉之交，所謂“永嘉南渡”到了海寧，並且以“良史”之筆寫出了“鬼神誌怪”故事，“神仙靈異”人物的《搜神記》。要講“魔幻小說”，他堪稱鼻祖。
又如，備受黃宗羲推重的史學家談遷（1594—1657），家境貧寒，以傭書為生。他生當明末清初，身微不忘故國，從二十七歲開始，慘淡經營二十餘載，“六易其稿，彙成百卷”，獨力寫成了四百餘萬字的編年體明史《國榷》。初稿甫成，家中遭竊。他身無長物，就這部書稿，卻被梁上君子盡數竊走了。黃宗羲為他寫傳，感歎他此時“家徒四壁立”，但著史報國之誌不為所動。以五十三歲之年，堅韌不拔的毅力，重頭開始，發憤再寫《國榷》；稿成，又走京師、訪故舊，不斷補充、修訂，終於在他去世前一年，六十三歲時完成了這部曆史巨著。
我們常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豐厚的人文資源，則是哺育一方人文的必要條件。在王國維先後期的海寧籍文化名人中，其先者如曾任中國第一所外國語專門學校“京師同文館”天文算學總教習的李善蘭（1811—1882），他是一位被譽為“合中西之各術，紹古聖之心傳”（美國丁韙良語），以其著譯為近代科學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科學家李善蘭先後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合譯歐幾裏得《幾何原本》後九卷、侯失勒《談天》；又與英人艾約瑟合譯英國物理學家胡威立《重學》二十卷，等。；其後者則如曾赴美留學的“新月派”詩人徐誌摩（1897—1931），他作為“現代布爾喬亞的代表詩人”（茅盾語），給中國新詩之發展留下了深刻的影響，而他那首《再別康橋》詩裏的“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裏放歌”，與王國維詞中之“更那堪此夜西樓夢，摘得星辰滿袖行”（《鷓鴣天·列炬歸來》），一“載”一“摘”，其“意”其“境”，竟如此相通參見陳鴻祥著《王國維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2頁。……
當然，人文之外，還有獨具特色的“天下奇觀海寧潮”，及由此形成的“潮文化”。那沿錢塘江岸構築的捍海石塘孫中山的詠潮題詞
，被譽為堪與長城、運河比美的水利工程；那北宋年間編製的錢塘江《四時候潮圖》，曾被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專章論述，其問世比歐洲最早的《倫敦橋漲潮誌》（1215年）還要早一個半世紀；還有那聳立於鹽官鎮江堤畔的“觀潮亭”，曾在袁世凱稱帝破產、共和政製恢複的當年八月十八日（1916年9月15日）觀潮節，迎來了孫中山蒞臨觀潮並親題“猛進如潮”；而自漢初枚乘《七發》讚歎“狀如奔馬”、“聲如雷鼓”，“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的湧潮以來，一代又一代詩人、學者來錢塘江觀潮賦詩寫下的名篇絕唱，真是舉不勝舉。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可不注意潮災之可怕。用今天的話來說，文化是軟環境，潮水卻是硬環境。“海寧”即寓祈求海潮安寧之意。自唐代至明清的詠潮詩裏，屢有“臨海人家千萬戶，漂流不見一人還”；“魚鱉尋常遊巷市，蛟螭頃刻變山川”。潮患給包括海寧在內的沿江各地帶來了“門前成巨浸，屋裏納奔湍”；“亭戶千家哭，沙田比歲荒”的深重災難；人們隻能對天浩歎，“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坐落在鹽官鎮大東門內的海神廟，就是清雍正十年（1732年），朝廷“特發內帑金十萬兩，刺督臣李衛度地鳩工”建造的。廟甚宏偉壯觀，於今更成了觀潮的重要景點。廟內供奉著二十一尊偉岸的海神，最高大顯耀的一尊是伍子胥。他怎會做了“海神”？原來，吳越相爭，伍子胥被屢諫不聽的吳王夫差賜劍以死，並“盛以鴟革，浮之江中”；徒有一腔忠憤的伍子胥臨終發誓：“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於是，在“雷奔電走百餘裏”的錢江湧潮中，“時有見子胥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據《太平廣記》卷二九一《伍子胥》引《錢塘誌》。伍子胥就這樣被請進海神廟，以祈求他的忠魂來保佑一方安寧。
王國維是在“早潮才落晚潮來，驚濤日夜兩翻覆”的錢塘潮聲中長大的。故鄉的人，故鄉的潮，令他眷戀難忘。抱憤而終，素車白馬，伍子胥的忠魂隨江潮冉冉而來了，並且被他寫進了詠潮詞。其一，《蝶戀花》：辛苦錢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東趨海。兩岸越山洞裏，可能銷得英雄氣？
說與江潮應不至。潮落潮生，幾換人間世。千載荒台麋鹿死，靈胥抱憤終何是！其二，《虞美人》：杜鵑千裏啼春晚，故園春心斷。海門空闊月皚皚，依舊素車白馬夜潮來。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須臾誤。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詞中“兩岸越山洞裏”與“海門空闊月皚皚”，其地望相同，都是指處於龕、赭兩山間的海門（其北岸即海寧）。由於江流遷徙，觀潮的“佳絕處”由唐宋時的錢塘，逐步改至海門，後來更東移到了鹽官。王國維幼時，父親乃譽公還曾攙著他往海門觀潮哩！
三清寒家境傳書香
在與王國維先後期的晚清學人中，有一個近似之處。就是多半出寒門。
但近似中又有差異。就王國維而言，追溯原籍開封的遠祖，在北宋“四世以武功顯，三世死國難”；其中最為忠烈者，則是北宋末年，“靖康之難”中殉國的王稟。遺憾的是，《宋史》未列其傳。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懷古傷今，為彰顯“靖康之局之所以得支一年者，公延之也”的王稟之“勳績忠烈”，特查考史誌，為之補傳《補家譜忠壯公傳》，《觀堂集林》卷二十二，《王國維遺書》（以下簡稱《遺書》）第四冊。，說，王稟駐守太原城，“處無望之地，用必死之兵”，在與金兵巷戰中糧盡援絕，身負重創十數處，最後偕同其子王荀，懷抱太原廟中太宗禦容，赴汾水而死。高宗南渡，追封王稟安化郡王，諡“忠壯”；賜其子王荀右武大夫、恩州刺史；並召見其孫王沆，傳旨在直隸臨安（今杭州）之海昌城（即鹽官）建造“安化坊”；紹興六年（1136年）又詔賜建康田十頃、銀五百兩，以旌其功。王氏遂成海寧“巨族”。
然而，“窮不出五服，富不過三世”。武將世家的王沆，憑著世襲的“安化王爵”，做起了詩酒為樂的“儒仙”。到了南宋以後，明清之際，家道中落，如王國維所說：自宋之亡，我王氏失其職，世為農商，以迄於府君。王國維佚文《先太學君行狀》（1906年）。以下述王乃譽生平出此《行狀》者，不再注明。“府君”即王乃譽，自稱“安化郡王三十二世孫”。中國的家族製度是憑著祠堂香火維係的，王乃譽曾在日記裏按照“祠堂神主”，錄舉了自北宋以來列祖列宗的世係。據王國維回憶，他兒時還曾見過秋季祭祖，闔族老少去“安化王祠”焚香祭祀散發的祭單。
說到“安化王祠”，還有個插曲。筆者於20世紀80年代初，從清刻黃宗羲遺集中意外地發現了其子黃百家撰的《宋安化王祠碑》。黃宗羲是著名的抗清誌士，又是與顧炎武齊名的“清學”開山，曾數次抵海寧訪友講學，與海寧籍學者陳確（乾初）等商磋學術。他首訪海寧在清康煕五年（1666年）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08頁。。其時，這位少年即位的聖祖皇帝正意氣風發，決意昭彰前代忠烈以啟其勵精圖治之偉業；而海寧州官則聞風而動，鑒於海寧城（鹽官）東的王氏宗祠“浸淫歲月”、“風雨飄搖”，乃應王氏裔孫請求，“鳩工庇材，樂成其美”。黃百家的這篇碑文，正是他隨父初至海寧時，為修葺一新的“安化王祠”撰的。他緬懷先賢，記述了安化王祠的由來，寄托了對王稟父子忠節烈行的敬仰，實在也可以視為黃氏父子在海寧與前明諸老砥礪誌節的活動之一《宋安化王祠碑》，黃宗羲《南雷集》附錄《學箕初稿》卷二。。他們當然不會想到，二百數十年之後，從“我王氏失其職”的後裔裏出了其成就足以度越“前清諸老”的王國維這樣一位學術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