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晉文公幫助周天子複位後，積極發展國內的福利事業，晉國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稱霸之心。狐偃勸說道：“人民還不懂得什麼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謀大事，還是再等兩年。”先別笑晉文公猴急，考慮到他上台時已經六十二歲，有“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的想法其實也很正常。
不久之後，晉文公討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誠實守信的優良品德，同時借題發揮，在國內開展了“做一個誠實守信的晉國人”的大討論，晉國人的誠信意識大大加強，連商人都不再欺騙消費者，成天將信用掛在嘴上。晉文公跑去問狐偃：“是騾子是馬，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搖頭說：“人民還不知道什麼叫做‘禮’，不知道恭敬地服從上級的命令，火候未到，還要再等等。”於是在晉國開展了大規模的“蒐禮”活動。所謂“蒐”，就是順長少，明貴賤，“蒐禮”活動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晉國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
值得肯定的是，通過對“義”、“信”、“禮”的教育學習，晉國國民素質迅速提高。當公孫固穿越楚軍的封鎖線，將救援信送到絳都的時候，晉國上下都作好了隨時戰鬥的準備。因此，在晉文公主持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大夥對是否救援宋國的議題沒有產生任何分歧，一致認為必須要救。
先軫的發言也許代表了當時晉國群臣的意見：“當年主公流亡到宋國，宋襄公以禮相待，而且送給您馬車二十乘，可謂是情深義重。現在宋國有難，我們理應相助，同時也正好借此機會在諸侯之中樹立威信、奠定霸業基礎。”
狐偃說：“楚國入侵中原，剛剛將曹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且和衛國建立了婚姻關係。如果我們討伐曹、衛兩國，楚國必定會移師相救，則齊國和宋國可以免於滅亡。”
狐偃提出這個計劃，既有軍事謀略上的考慮，也有感情上的考慮。當年晉文公流亡列國，在衛國和曹國受到非禮的對待，趁此機會報複他們一下，快意恩仇，豈非人生一大樂事？
晉文公急事慢做，統一了戰略思想之後，又在被廬舉行了一次“大蒐”。這次“大蒐”是軍事上的重大改革，將晉國原有的上、下二軍擴編為上、中、下三軍。
回顧晉國的軍事改革曆程，也就是晉國不斷發展壯大的曆程。公元前678年，晉武公完成“曲沃代晉”，被天子授予建立一軍的權力，說明當時晉國在王室的眼裏，還是一個小國；公元前661年，晉獻公擴充軍隊，建立上、下二軍，晉國在實力上已經是大國，但在表麵上還是維持了一個中等國家的軍事編製；公元前645年，晉惠公被秦國俘虜，晉國群臣借此機會“作州兵”，擴大了兵源範圍，大大增強了晉國的軍事實力；而公元前633年，晉文公將部隊擴編為三軍，不僅僅是為了擴大部隊規模，同時也是宣告晉國向大國邁進的重大舉措。
三軍部隊中，中軍的地位最高，上軍次之，下軍又次。因此，選擇中軍元帥成為軍隊人事變動的重點。趙衰強力推薦郤穀擔任這個重要職務，理由是“郤穀喜愛禮樂，而且熟讀詩書”。
詩就是《詩經》，書則是《尚書》。在現代人看來，郤穀應該去當教育部長而非中軍元帥。但在那個年代，軍政文教均為一體，還沒有政治家、教育家與軍事家的區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當爹又當媽的全能型選手，在內主政，在外則主兵，經濟、政治、文化、法律、軍事、外交一把抓。在選拔人才的時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據，郤穀既然能勝任教育部長，也就能勝任中軍元帥，當然還能勝任外交部長甚至內政部長等職務。
趙衰又進一步說：“《詩經》和《尚書》，乃是義的根源；禮樂教化，是道德的準則；有了義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試試用他。”
都說到這份上了，晉文公自然采納了趙衰的建議，任命郤穀為中軍元帥，郤溱為中軍副帥。任命狐毛上軍元帥，狐偃為上軍副帥。任命趙衰為上卿，趙衰推辭說：“欒枝為人謹慎，先軫足智多謀，胥臣見多識廣，我都比不上他們啊。”於是任命欒枝擔任下軍元帥，先軫為下軍副帥。又任命荀林父為國君的戎車駕駛員，虎將魏犨則擔任護衛。
齊桓公稱霸中原三十餘年，帶領各路諸侯數次與楚成王狹路相逢，卻沒有發生過一次戰場上的正麵衝突，主要原因還是忌憚楚國的軍事實力，沒有必勝的把握。現在天下形勢大變，楚國不但比以前更強大，而且得到幾乎所有二流國家的附從，晉文公在這個時候主動去找楚成王的麻煩，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更需要一點瘋狂的氣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