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土地利益關係複雜，成為矛盾交織點
城中村位於主城區邊緣，地理位置特殊，發展潛力巨大，土地可謂寸土寸金，在房價一路走高的今天，不可否認許多地方政府對城中村改造的熱情多來自於此。筆者暑期社會實踐走訪的幾個城中村無一不在進行著房地產開發。但城中村中土地、房屋關係複雜紛繁，產權問題難以界定，改造後失地農民的理賠問題不好解決。在對一個城中村進行調研時，我們發現村莊裏十戶中有六戶村民都因不滿理賠結果而拒絕搬遷。並且，在城中村改造中，村民、村集體、開發商、政府以及全社會利益交織在一起，村民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難以權衡，圍繞土地產生利益糾葛與矛盾衝突在所難免。
（三） 改造成果參差不齊
不可否認，城中村改造確有不少改造成功的案例，社區整潔有序，居民安居樂業；但更多的是改造失敗的實例，村裏髒亂差現象比比皆是，建設毫無章法，存在巨大安全隱患。究其原因，不難發現，改造主體至關重要。城中村改造的主體為政府、村民、村集體、開發商等，而村集體和開發商往往扮演著實際操作者的角色。但由於村集體的認識局限和開發商的逐利性，在實際操作中他們很難將城中村的改造與城市的總體發展相結合，多是隨市場而動，隨性而為，建設質量和效益難以保障，發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自發性。所以造成一些城中村的建設與城市總體發展規劃脫節，改造成果參差不齊。
（四）社會保障進展緩慢
城中村改造完成了農民的市民化轉變。但市民化不僅僅是簡單的市民身份認證，更重要的是市民身份背後的權益保障，特別是直接關乎農民生存生活的社會保障製度。嚴格地講，目前幾乎沒有一個地市真正建立了關於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製度。與城中村改造進展的如火如荼相比，有關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工作進展十分緩慢。現今城中村改造後，失地農民就業問題解決程度很低，他們往往缺少固定的生活來源，又不能享有與市民同等的社會福利，生活邊緣化傾向明顯。生活問題難以解決打擊了村民參與城中村改造的積極性，這也無形中給新的城中村改造帶來了一定的阻力。
三、城中村改造經驗——以武漢市“江堤模式”為例
城中村改造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不是采取單一措施就能解決得了的，必須運用一係列綜合配套措施才能得到有效緩解。武漢市“江堤模式”就給城中村改造中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優秀的模式。
武漢市漢陽區江堤街，東臨長江，南向太子湖，西攜四新，北接歸元寺。雖居佳位，多年來卻是有名的“城中鄉”。2005年，江堤街城中村綜合改造正式啟動。撤村建居、拆遷還建、土地征購、產業發展、村民成股民變市民……“城中村”改造速度之快，過渡之穩，被人譽為“江堤模式”。
江堤街采取的是“村集體和開發商相結合”的半市場化改造模式。在這個模式中，江堤街既堅持村集體以及村民對城中村改造的主導權，也保持了開發商所代表的市場所發揮的作用，更加高效、保質保量的完成了江堤街的城中村改造。並且，“江堤模式”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堅持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手抓，在改善其物質環境的同時，特別注重村民精神文明的建設和改造，促進當地居民從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麵完成由村民到市民的轉變。其主要經驗主要由以下兩個方麵：
第一，在物質方麵，“江堤模式”主要以項目開發作為主要的改造途徑。村民在村委會的指導下，參考各種改造方案，通過民主協商、集體討論、協調一致的形式決定本村的改造方案，並通過市場機製招標引入有資質的房地產開發公司，與其簽訂合作協議，共同完成城中村改造的硬件部分，主要包括各種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公共設施的開發等。在整個過程中，上級政府隻起組織、協調、服務和監督的作用，具體執行權力放權給村委會和村民，由村委會代表村民同開發商進行接洽，從最開始的拆遷，到之後的招標，再到招標滯後的各項具體工程，都以保障村民利益為最大原則，最大程度上考慮村民意願。這有效保證了整個過程的透明性和公開性，確保了工程的質量。
第二、在軟件改造上，主要是村民身份的多重轉變。
一是由農民變為居民。城中村改造完成了農民的市民化轉變。但市民化不僅僅是簡單的市民身份認證，更重要的是市民身份背後的權益保障，特別是直接關乎農民生存生活的社會保障製度。江堤街城中村改造後，所有符合條件的村民一律獲得了城市居民身份認證，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參與城鎮居民社會保障。當然，這隻是由農民變為居民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村民們心理上、生活習慣上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江堤街村委會采取組織各種社區文化活動，比如講座、宣傳欄等方式，對村民進行宣傳教育，幫助大家樹立正確健康的觀念和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