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三國誌·魏誌·劉曄傳》、《程昱傳》。
⑧《三國誌·魏誌·李通傳》。
⑨《三國誌·吳誌·孫峻傳》注引《吳書》。
⑩《三國誌·吳誌·吳主傳》。（11）《三國誌·吳誌·呂岱傳》。吳書》。①《後漢書·皇甫嵩傳》。
②《三國誌·魏誌·文帝紀》注引《典論》。
③《後漢紀》卷二五。
“屠裂城邑”的軍威震懾下，有的州刺史不敢與農民軍交戰，他們“望寇奔走，未嚐接風塵，交旗鼓”④。以致造成有的州無長官，同朝廷失去聯係。“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⑤。那些過去作威作福的諸王，在義軍打擊下望風逃竄，或被義軍逮捕、鎮壓。安平王劉續“為所劫質，囚於廣宗”。下邳王劉意“遭黃巾、棄國走”①。淮陽王劉暠“遭黃巾賊，棄國走”②。甘陵王劉忠在農民起義的洪流中“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忠）嗣子為黃巾所害”③。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大起義已至尾聲，義軍還鎮壓了濟南王劉暠④。漢末建安初，諸王國的整個情況是：“是時諸國無複租祿，而數見虜奪，並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眾。”⑤。封建統治秩序完全被起義人民打亂，東漢皇朝名存實亡，最後完全崩潰。
其次，橫掃世家大族，摧毀了不少地主田莊，封建土地占有關係得到某些調整。大起義中，世家豪族受到義軍沉重打擊，不少地主田莊被摧毀，許多大地主舉宗遠逃。徐州黃巾攻破北海，有名的經學家“（鄭）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他們“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⑥。汝南人許靖逃亡得更遠，他同親友“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曆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裏，不見漢地”⑦。其他如逃到遼東的有樂安國淵、管寧、邴原、王烈，逃到交州的有陳郡袁徽、沛郡薛綜，逃到江南的有北海王裒、臨淮魯肅、陳留濮陽興、義陽韓嵩、平原劉暠等，逃到荊州的有河內司馬芝、潁川杜襲、趙儼、河東裴潛、琅邪諸葛亮等。這些被迫離開自己田莊的豪強地主，不可能帶走他們的土地，就是那些僮奴、佃客、部曲，他們也隻能帶走一部分，相當一部分人是得到了解放，就像曹休家族那樣。曹休本傳載，“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裏。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①由於大起義掃蕩豪強地主勢力，北方出現了大量無主荒地。正如《司馬朗傳》所記：“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②這就極大地緩和了東漢以來土地的惡性兼並，使封建土地占有關係有了某些調整。
黃巾軍起義與先前兩次農民起義相比，有顯明的特點和進步。它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為實現這個口號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殊死的搏鬥。秦末農民起義的發難者陳勝曾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豪邁壯語，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提出過“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的要求，然而都沒有像黃巾軍這樣，把農民的階級仇恨一開始就引導到推翻反動腐朽的東漢皇朝，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這個根本問題上來。同時，黃巾軍第一次把農民④《三國誌·魏誌·臧洪傳》注引《九州春秋》。
⑤《三國誌·魏誌·武帝紀》注引《世語》。
①《後漢書·樂成靖王黨列傳》、《下邳惠王衍傳》。
②《後漢書·淮陽頃王羨傳》。
③《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
④《後漢書·獻帝紀》。
⑤《後漢書·陳敬王羨傳》。
⑥《三國誌·魏誌·崔琰傳》。
⑦《三國誌·蜀誌·許靖傳》。
①《三國誌·魏誌·曹休傳》。
②《三國誌·魏誌·司馬朗傳》。
鬥爭與宗教活動巧妙地相結合，利用宗教形式把分散的農民發動和組織起來，形成有準備、有組織的全國規模的大起義，這也是前兩次大起義所不能比擬的。這表明農民起義領袖的領導水平和鬥爭藝術，在實踐中有了很大的提高。秦末和西漢末年的農民戰爭，都是在死亡威脅下揭竿而起的，雖然一呼百應，但事先並沒有組織準備。黃巾起義則不同，它事先通過太平道積聚力量，組織起義隊伍，然後部署兵力發動進攻。他們不僅有比較嚴密的組織，統一的行動口號，而且有統一的行動時間，因而能夠做到一聲令下，數十萬人同日而起。這在我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是個罕見的創造，它為以後農民鬥爭提供了新的經驗。張角和他領導的黃巾軍英雄們以他們那種不畏強暴、頑強戰鬥、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在我國曆史上寫下了一曲農民革命的正氣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