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時期——初稅畝田2
戰國時期的稅製
戰國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要求在更大範圍內，承認私田的合法性，允許土地自由轉讓和買賣。
戰國時期的變法，改變了舊的征稅辦法，整頓了賦稅製度，增加了朝廷稅收收入，為各國壯大實力參與群雄競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變法運動的主要措施，往往都是與社會其他方麵特別是經濟方麵的改革同時進行的，而賦稅改革始終處在整個社會改革的核心位置。
如廢井田與土地租稅製度的建立，以及重農抑商政策的目的與商業手段融為一體，都屬於賦稅範疇，充分體現了各國朝廷的稅收意圖，含有賦稅改革的內容。
戰國時期，各國賦稅製度不一，不能一概而論。當時參與賦稅製度改革的，有魏國、楚國、秦國、趙國等諸侯國。各國的改革各有成就，也各有特色，在我國賦稅史上書寫了一段非凡的篇章。
魏國在魏文侯即位後，先後任用李悝、翟璜、樂羊、西門豹、卜子複和段木幹等一批封建政治家、思想家進行社會改革。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公元前406年李悝所進行的改革。
李悝主要經濟政策有：“廢溝洫”、“盡地力”、“善平糴”。這3項政策與賦稅的關係最大。
“廢溝洫”，就是廢除井田製，實行土地私有製，將土地分給農民耕種。
確立土地私有製之後，李悝開始“盡地力”。具體來講，就是朝廷依據土地的肥瘠程度，按等級把土地分配給農民，每個農民可分好田100畝或次田200畝，授田的農民要向朝廷繳稅，負擔勞役。
李悝認為，通過勤勞種田，能使一畝地增產3鬥糧食，百裏見方的地區就可增產糧食180萬石。這是一個十分好的措施。他還發展農田水利事業，改進耕作技術，以充分調動勞動者積極性。這樣，土地潛力得到挖掘，農業發展了，以農為本的朝廷賦稅隨之增加，朝廷財政也就充裕了。因此，他要求農民努力耕作。
李悝還專門設置農官教育和監督農民種田，對增產的人進行獎賞，對減產的人進行處罰。
由於土地私有的出現，也造成了貧富不均的情形。這主要是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商人對糧食操縱的必然結果。商人操縱糧食的方法是賤價向農民買入，高價賣給人民，因而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產生了不願意再耕作的思想。
因此，李悝又實行了一種“善平糴”。即由朝廷控製市場，防止糧價受價格波動的影響。
“善平糴”的做法是：把好年成分為上中下3等，災年成也分為上中下3等。
豐收年按年成的豐收情況，朝廷收購多餘的糧食。歉收年則按歉收的程度，朝廷拿出收購的糧食平價賣出。上等歉收年賣上等豐收年收購的糧食，中等歉收年賣出中等豐收年收購的糧食，下等歉收年賣下等豐收年收購的糧食。這樣，遇到饑饉之年，商人也不能抬高糧價了，農民也就有心思繼續耕作了。
我國古人很早就懂得利用價格杠杆進行宏觀調控，也算一樁壯舉。李悝的“善平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魏國的經濟得到迅速發展，政權得以鞏固，成為戰國初年最強盛的朝廷。
在楚國，舊貴族勢力較大，在改革過程中，地主階級同奴隸主貴族勢力的鬥爭十分激烈。公元前383年，楚王下令求賢，執行變法。公元前390年左右，吳起由魏入楚，主持變法。
楚國的賦稅製度，主要包括軍賦、田稅、地租、戶口稅和關市稅等幾種形式。
軍賦以加強朝廷軍事實力為目的；田賦則以增強朝廷經濟實力為旨歸；地租製度一開始便與中原諸夏不盡相同，至戰國中期，已成為新興地主階級向農民轉嫁自己沉重賦稅負荷的重要手段；戶口稅是以戶為征稅單位，以口為收稅標準；關市稅的特點是向巨商大賈傾斜，這是楚國為刺激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采取的讓利政策。
當時的楚國，由於貴族掌握了朝廷的政治經濟大權，對新興地主階級十分不利，為此，吳起強令把貴族遷到邊遠地方去，以充實荒遠之地。他還提出“損有餘，補不足”的措施，節省和合理國庫資財。
“損有餘”是革除一些世襲封君的特權，精簡朝廷機構，把無能的、無用的和不急需的官裁減掉；“補不足”是把節省下來的錢用於扶植地主階級。至於遷徙貴族，既收回了他們原有的封地，又有利於土地的開發，這對財政有好處。
秦國早在秦簡公時就實行了“初租禾”，秦孝公即位後，任用商鞅進行變法。在改革中，商鞅的主要經濟措施就是廢除井田和獎勵耕織的政策。
“廢井田、開阡陌” 是商鞅在經濟上推行的重大舉措。“開阡陌”就是把標誌土地國有的阡陌標記去掉，廢除奴隸製土地國有製，實行土地私有製。從法律上廢除了井田製度。
這項法令規定，允許人們開荒，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賦稅則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來平均負擔。此後秦朝廷雖仍擁有一些國有土地，如無主荒田、山林川澤及新占他國土地等，但後來又陸續轉向私有。這樣就打破壞奴隸製的生產關係，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
商鞅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這一政策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因棄本求末，或遊手好閑而貧窮者，全家罰為官奴。商鞅還招募無地農民到秦國開荒。
為鼓勵小農經濟，商鞅還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有兩個兒子，到了成人年齡必須分家，獨立謀生，否則要出雙倍賦稅，禁止父親與成年的孩子繼續在一起生活。這些政策有利於增殖人口、征發徭役和戶口稅，鞏固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都有重要意義。
商鞅還把山林川澤收歸朝廷所有，按土地多少征收賦稅，按人口征稅，增加了朝廷的經濟實力；按人口征兵，也有利於建立朝廷武裝力量。
此外，為了便於經濟交流和便於朝廷征稅，商鞅還統一度量衡的標準。商鞅變法為秦朝最後統一奠定了基礎。
與秦國商鞅變法後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不同，趙國一貫推行農工商並重的政策，允許民營工商業的發展，允許集市貿易的開設，朝廷則依法收取工商稅。這樣，既活躍了市場，發展了經濟，朝廷也可充實府庫，積累財富。
趙國在軍隊駐紮的地方還設立“軍市”，任民買賣而收取租稅。軍市上征收的市租可供軍官與軍隊享用，士兵可以在軍市上買到生活日用品，同時對軍市也有管理的種種規定。
為了貫徹實施經濟政策，趙惠文王任命趙奢為田部吏，就是負責收取農業租稅的官員，以整治某些宗室貴族依仗權勢不繳租稅的腐敗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