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江中下遊距今近5000年的屈家嶺文化遺址中，紡輪造型更為豐富，而且有些還加以彩繪。紡輪主要是用來紡線的，之後又出現了帶有機械性質的紡織工具。
在河姆渡遺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中，不僅有木製、陶製的紡輪，還有引緯線用的管狀骨針，打緯用的木機刀和骨刀以及繞線棒等。其他形狀各異的木棍，很可能也是原始織機的組件，如木機刀和卷布木軸等，這些可能就是原始的織機。
此外，還有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遺址中的骨梭，梭是穿線織布的工具，有了梭就會比用手牽著緯線去穿經線容易且快捷得多。
這一階段的骨梭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扁平式的，一頭有孔或兩頭有孔；另一種是空筒式的，一頭有尖，中部有孔。
另外，在四川省成都百花潭的一件戰國銅壺上，可以見到一幅有名的采桑圖。在戰國時期，四川即已享有“天府”之譽，而早在夏商時期，蜀地也有蠶叢、柏灌、魚鳧相繼為王。
據《史記》記載，黃帝育有兩子，二子叫昌意，昌意後娶蜀山氏女為妻，生高陽，高陽即顓頊，繼承了黃帝之位。蜀人是高陽的子孫，繼承了這份事業。古蜀國的第一代君主叫蠶叢，可見這個部族是以蠶為圖騰的。
四川省廣漢三星堆遺址的青銅器上，有一些龍的圖案，也有一些龍形的附件。這些龍的形態與中原青銅器上的龍不同，身體像蠶，這可能與蜀地的蠶崇拜有關。
在古代文化遺址的大量銅器及玉器上，越來越多地發現有絲織物鏽蝕的印痕，當時絲織品已有平紋絹、提花的回形紋絹、雷紋絹等。這說明商代我國的養蠶、絲織技術已具備相當高的水平，養蠶業已是當時農業生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的看起來，養蠶抽絲好像並不是一個唯一的發源地，似乎在我國的幾個地區，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發明方式或傳播路徑，這極大地促進了養蠶抽絲業的發展。
絲織業在發明後的幾千年裏，桑蠶絲織與糧食生產一樣重要，是我國古代農業最基本而重要的活動之一，也是古代政治家重點關注的產業經濟和財稅來源。
我國古代農村的基本生活就是種糧和養蠶，城鄉最普及的手工業也是與此有關的織絲和刺繡，它比製茶、製瓷都要普及得多。
自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的周代開始，已有周王後率領後妃們舉行“親蠶”和“親繅”的禮儀，每年新年都要舉行皇帝親耕、皇後親桑的儀式。我國幾千年的社會基本圖景就是田園牧歌式的農耕桑織。
周朝的時候，我國已經設立了專門的蠶桑管理機構。隨著戰國、秦、漢時代經濟大發展，絲綢生產達至一個高峰，幾乎所有的地方都能生產絲綢。絲綢的花色品種也豐富起來，主要分為絹、綺、錦三大類。
錦的出現是我國絲綢史上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它把蠶絲的優秀性能和美術結合起來。這樣，絲綢就不僅是高貴的衣料，而且是藝術品，大大提高了絲綢產品的文化內涵和曆史價值，影響相當深遠。
錦泛指具有多種彩色花紋的絲織物。錦的生產工藝要求高，織造難度大，所以它是古代最貴重的織物。“綿，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古人把綿看成和黃金等價。
錦有經起花和緯起花兩種，也叫經錦和緯錦。經錦是用兩組或兩組以上的經線同一組緯線交織。經線多的二色或三色，一色一根作為一副，如果需要更多的顏色，也可以使用牽色條的方法。緯線有明緯和夾緯，用夾緯把每副中的表經和底經分隔開，用織物正麵的經浮點顯花。
錦已有3000年以上的曆史，戰國、西漢以前流行以二色或三色經輪流顯花的經錦，包括局部飾以掛經的掛錦、具有立體效果的凸花錦和絨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