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這篇小說的感受，主要是對一名被扭曲的知識分子性格和命運的慨歎。作為經曆過那個年代災難的讀者，我心目中1958年的唐吉訶德，原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主人公“蔣光鈿”的一係列“發明”，乃是壓迫下的“逃脫”，如何能算唐吉訶德？後來讀到艾偉的創作談，才進一步把握作品“兩個層麵的含義”。誠然，麵對生存環境，他是在跟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作戰，這不也是唐吉訶德麼？但這一個人物性格和命運的內涵，又不是僅隻用唐吉訶德就可以概括的。
因此，我想，對於小說來說，首要生活的真實與形象的鮮活，由此構成一個以人物為支點的故事，至於故事的寓言素質，畢竟該是第二位的。人類的行為，總是在具體社會中實施，總會有特定時代的印記。僅從一個角度概括，反而可能有所局限，而隻要確實能把“大躍進”那些匪夷所思怪異之人和事，“用非常寫實的手法”再現出來，即便不予點明唐吉訶德，也會產生同樣效應。生活本身的形象意蘊，雖比不上寓言哲理那樣清明，卻自有其品味不盡的畫意詩情。
五。
顯然，哲思照亮生活，折射寓言之光，乃是艾偉的強項。而在工筆細描生活情景和飛翔想象魔幻意境方麵，他也顯示出了相當水平的藝術功力。前一方麵，《穿過長長的走廊》堪稱佳作，後一方麵，《標本》可為代表。
“直到1994年，我的小說字典中出現了一個詞：關係。”艾偉在回顧時驚歎，“這是個多麼基本的，在任何教科書上都能找到的，關於小說特征的詞彙啊，但對我來說是黑暗小說中的第一絲光亮，我覺得我開始進入小說了。我發現人性的秘密都隱藏在關係之中，這個時期我寫了《少年楊淇佩著刀》和《穿過長長的走廊》。前者寫了一個孤獨的成年男子和少年複雜的感情關係，後者寫了孩子對女性芬芳的迷戀。”在我看來，前者主要是寫年輕人的性苦悶以至性變態。那種特殊的無形的壓抑，被艾偉化作一麵促人警醒的鏡子，使讀者仿佛能從中對照人生和自己。
相比之下我更喜歡《穿過長長的走廊》那個叫“張薔”的孩子暑假裏在鄉村小學的遭遇，既奇異又平常：他那尚未開化的身體被擁入年輕女性的懷抱，而那個“吳麗媚”卻跟他的父親“張老師”有著性意味的曖昧關係。更由於時代背景設置為“文革”，人性中之性的方麵，被火藥味的“革命”氣氛緊緊鉗製和濃濃遮掩愈發顯得隱蔽而神秘。但山雨再猛擋不住春花盛開，性的氣息就像花朵，悄悄彌漫在長長的走廊裏。“張薔”的奇遇，正是許多青春期前的孩子大都曾經曆過的夢境。它將留在成長的記憶裏，“像精靈一樣在某種光芒中閃爍”。
《標本》的風格更富於“先鋒”性，主要是飛翔想象的結晶。一個怪異離奇的故事，被編織得神秘莫測。主人公逃離現實進入了一個昆蟲世界。作品在人與昆蟲之間建立起了比喻關係，昆蟲世界成為人類活動的背景，人類的活動猶如昆蟲的習性。撲朔迷離的追捕，殘忍冷酷的凶殺，把讀者帶進一個尋幽探秘的魔幻境界。艾偉說過：“我喜歡那種從深遠的曆史和現實中飛翔起來，具有廣泛的概括能力的小說，這種小說最終會像一把匕首那樣刺入曆史或現實的心髒中。”這一篇詭譎瑰麗而令人恐懼的《標本》，就是這一類型作品的標本了吧？
或許由於學養和習慣的關係，我並不太喜歡這一類型的作品。它們所顯示的思想力量，將能引起現代較高層次年輕讀者的興趣，但對一般水平的普通讀者，卻可能會覺得艱澀。艾偉表示：“我希望我的小說能關注人類生活的真實境況，同時我也希望我的小說充滿了蓬勃的世俗性，也就是說我希望我的小說充滿了思想的力量和世俗的力量。”那麼，我希望，為適應更廣大的讀者，艾偉今後不要忘了加強世俗的力量啊。
六。
此次“星”之遴選，在藝術方麵，我特別看重感覺的靈敏和微妙，最好能夠捕捉日常生活之中那種富有藝術情味的細節，並且善於營造規定情景的藝術氛圍。我認為這對於年輕的文學新人是至關重要的：既是其天賦的表現，又顯示著從開始起就能走上正確而直接的路。在思想方麵，我尤其看好開掘的新銳和深入，不僅能寫自己的身邊事而且能將筆墨更深廣地觸及現實和曆史，給予新的詮釋。無論表現怎樣的題材，都得在人性上有探索。探索人性乃是文學重要使命，在這點上的思想含量，應該成為權衡作者和作品價值的主要砝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