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怡。
一。
文學新人知名，約有三種情形：遞升，躍進，突現。這在21世紀文學之星20世紀最後一次（1999—2000）評議時，再次得到證明。本屆所選之“星”，有的是多年前便閃亮了的，但前幾屆未能入圍。他們刻苦耕耘，不斷遞升，終得收獲。前幾屆當選的，大多受到激勵與催化，後來取得飛躍的進展。而更多當選者則是突現：出世就已引人矚目，卻等待著“星”係列遴選，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
艾偉，便是這第三類中突出的一位。
艾偉原是學工出身，1988年畢業於建築工程學院。但他顯然具有藝術創造的基因、追求與才能，二十出頭年紀，便已投身文學。他回顧說：“1991年，我在等待再次工作分配，有了一個打發時間的辦法：寫作。在這之前，讀的小說不多，我的寫作是在這樣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開始的。就像一個沒學過素描的人在搞抽象畫，以為隨便塗鴉就是藝術……這是個不斷失敗的時期，對小說的認識非常模糊，總的感覺是小說是黑暗的，我常常在其中迷失方向。”其實，這段時間，不斷練筆，也就是一種實際的準備了。到1996年，他的作品出世，猶如禮花升空，呈集束式的放射形，而且各篇水平齊整，很快便以其新銳而老到的身姿使得人們刮目相看。1999年，他獲首屆浙江青年文學之星獎，同時取得1949-1999年浙江當代作家五十傑稱號。
於是，2000年春，他的第一本小說集，順利進入21世紀文學的星座。
我是在1998年春發現艾偉的。《人民文學》3月發出了他的短篇《鄉村電影》，《小說選刊》5月便予轉載。是年秋，《上海文學》第9期發出了他的中篇《到處都是我們的人》，《小說選刊》和《中華文學選刊》不約而同，隨即轉載。可見，文學界也及時發現了他——又有一個頗具潛力的新人登場了。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文學創作總體水平大有長進。在小說這塊園地上，可以說是百花爭妍，人才輩出。當此之際，能以新作促使讀者和編者生發“新人登場”感覺的，必定確有高標準的獨特處。艾偉的這兩篇正是如此，一寫曆史，一寫現實，都和同類題材一般之作頗不相同，給了人們一些新的感受和深的思索。《鄉村電影》通過孩子的眼光看取“文革”之中的正邪較量，以孩子的心態感受人性的複雜扭曲與回歸。閱讀時我曾猜想，艾偉生於1966年，正當十年浩劫伊始，他的童年是在邪惡壓製正直的災難中度過的。大概他就是那小說裏的視角人物“蘿卜”吧？那麼作品就是一段童年記事了。“蘿卜”想看電影《賣花姑娘》，他看到的卻是暴戾的村幹部“守仁”狠打倔強的四類分子“滕鬆”。善良的“蘿卜”同情“滕鬆”，但最後他發現：在《賣花姑娘》麵前，“不但滕鬆淚流滿麵連守仁也幾乎泣不成聲”。即便這是真實的回憶，也可以看出艾偉的與眾不同——他在隻有七八歲的小小年紀就已開始關注人性。
《到處都是我們的人》通過青年的視角看取人性中清與濁的交流，以當事人的身份講述當下日常的機關生活。閱讀過程中我也曾推測，那一個即將解散的單位，那一群等待工作的幹部，其間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很可能也就是艾偉等待再次工作分配時所經曆、所體驗的一段生活。雖然這篇並非紀實，但也沒有追求故事，隻是為著考驗人性，萬不得已讓“殷主任”生了一場莫名其妙的病。作品所寫人際關係，都是我們日常所見，因為沒有激烈衝突很可能被忽略過去。艾偉卻把那些表麵看不過是有一定趣味的身邊瑣事集攏一處展示出來，賦予一個醒目的標題，讓讀者於平淡中深思之，領悟其中所蘊涵的人生況味。
艾偉對人生、對藝術是有著自己的獨特發現的，所以人們發現了他。
三。
後來我才知道，我的猜測不完全符合事實。盡管這兩篇小說裏的生活內容，都不無艾偉本人的切身經曆，但喚起他創作的起點卻不是形象而是理念。
《鄉村電影》並非如實的童年記事，乃是思想理念光照生活往事的形象畫圖，他要表現的是意誌的力量，一種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性格。然而僅隻寫到這一點又覺得似還不夠力度，人性並不那麼簡單、平直，在特定勢態下往往相當複雜、多變。因此這篇小說是在寫作過程中逐漸找到落點的。他坦言：“我一直找不到這個關於意誌力的小說在什麼地方停止。後來，我發現了他們的眼淚。當我找到這個結尾，我有種通體透明的感覺。這是我在寫作中感受到的光亮，我感到在暴力、欲望、強權等之上存在著生命更高的法則：同情和憐憫。我相信，這是黑暗敘事的最終方向，就像隧道盡頭刺眼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