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盧漢曾預言道，由於媒介的壟斷和霸權，造成了媒介與社會的斷裂；媒介對真實的模擬產生了超現實，人們不再生活於現實之中，而是生活在這樣一個“超現實”的社會之中。作為媒介最重要附屬物的廣告，毫無疑問由於媒介載體壟斷和霸權導致其能夠在社會上造成膚淺的參與形式和直接占有社會領域的幻覺，使人們產生自我安慰、自我滿足、自我欺騙的幻象。廣告所表現出來的並不是真實的生活，而是真實生活的替代品和在一種沒有原作的、機械的複製。劉上江（2002）認為現代廣告是“技術設計構成的現代夢幻，是綜合了真實與製造影像、煽情與滅情的美麗的技術圈套……廣告不過是把傳媒文化製造影像的‘造夢’表現得淋漓盡致。廣告製造出虛擬現實，已經使商品的虛擬價值大大超出了商品的物質功能價值”。在大量的以女性為主體的廣告中，“女為悅己者容”“男主外女主內”的男權文化模式一直為一種廣告定勢。D?蒙比和L?帕特內姆（D.Mumby，L.Putnam，1996）的研究表明，廣告傳播中體現了“父權製度是如何鼓吹對性別關係、知識結構和充斥於組織中的男性支配權的特定理解的”。廣告在深層文化心理上對女性傳統社會角色的普遍認同和片麵渲染，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價值導向作用和社會負麵影響。現實社會中，大量的廣告充斥著人們的生活，不管你是否願意、是否工作、是否閑暇，廣告每時每刻湧到你麵前，闖入你的眼睛，擠入你的大腦，在報紙、雜誌、廣播、電視、戶外、街道、商場、甚至你的信箱……。在葛蘭西（A.Gramsci，1991）的“霸權”（hegemony）和“文化領導權”（cultural leader ship）理論中，“廣告不是再生產‘現實’，它定義了什麼是‘現實’”。管理學家E?艾森伯格和H?古德爾（E.Eis-enbery，H.Goodall，1997）對廣告作為意識形態現象的分析中指出，廣告不僅僅是一種態度或信念，它還“構建我們的思想，控製我們對現實的理解”。J?哈貝馬斯（J.Habermas，1971）認為，現代大眾傳播媒介及其廣告作為意識形態，不是處於中立性，而是與權力和支配地位息息相關。廣告作為一種“霸權”是“製造出來的讚同”。同時，廣告不斷地向社會公眾傳遞著這樣的信息―將物質財富的擁有與否與擁有多少作為衡量個人成就和價值的象征。在廣告的刺激下，有些人習慣了超前消費來追求時尚的生活方式。T?海因（T.Hine，1998）對此解釋為：“人們通常想通過高雅的情趣來體現自己的品位，但他們也想擁有值得炫耀的物質財富來表明自己已經取得的成就”。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的媒介廣告管理部門已經意識到廣告責任失落的危害，並開始采取相應的應對政策。在非洲，一些國家政府已經開始限製來自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精美玩具”和“高級食品”的廣告，理由隻有一個，那就是“免得讓那些買不起這些玩具和食品的家長看到廣告後傷心”。
綜合來看，在當代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廣告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和經濟現象，源於社會現實的需要，同時又促進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廣告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雙刃劍”的作用日益凸現出來，既豐富社會文化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相應的資源浪費和文化衝突與矛盾。對於中國廣告產業發展問題進行研究，無視廣告價值性及其外部性問題研究，當屬於一種缺憾。而完整把握廣告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價值導向和社會經濟關係價值，正麵強化廣告的積極作用，消解廣告文化的負麵影響，對於廣告產業理論研究和實踐都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