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老”，魯哀公與實權派季康子，都是免不了要向孔子問政的。對於他們的問政，已是暮年末尾的孔子，仍然在回答裏堅持著自己的追求、閃爍著生命的活力。
比如，對於魯哀公怎樣才能使老百姓信服與服從的問題，孔子的回答真可謂千古不朽：“把正直有才能的人提拔上來，放在缺德少才的小人之上，百姓就會信服與服從；若是把缺德少才的小人提拔出來，放在正直而又有才能的人之上，百姓就會不信服不服從。”（“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
我們不妨回望一下孔子所處的那個時代。世卿貴族多是世襲而獲，可說是屍位素餐，不僅於事無補更多的則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那些有才能有德行的人，則要麼如孔子一樣四處碰壁、一生潦倒，要麼如上麵所述的那些隱者，沒於草莽之間，人亡政息。果真能如孔子所言，則能乾坤扭轉、人存政舉。孔子所言，雖然普通，看似簡單，實則是整個中國數千年社會為政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說是人治社會的最高境界。一提以往，我們就會稱之為“黑暗的舊社會”。其黑暗就在於孔子所說的“舉枉錯諸直”，就是將缺德少才的小人提拔起來放在了正直而又有才的人之上，就是將外行硬加在壓在內行之上，瞎指揮、亂指揮。這又是一種惡性的循環，提拔一個小人，這個小人當然要用小人，這樣下去，社會也黑暗腐敗得一塌糊塗、不可收拾了。而這一黑暗狀況所產生的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那個沒有民主、自由、平等的專製製度。
還有季康子的幾次問政，既顯示著孔子的風骨，也顯示著孔子的誠摯之心與期待之意。孔子對季康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這樣的話，孩子都懂，政就是行正道，要端正，你作為領導人行正道、端正了，下麵的誰還敢不走正道不端正呢？有一次季康子苦於魯國盜賊太多，民怨沸騰，又向孔子請教。孔子沒有教給他加強治安、實行聯防、集中打治等方法，而是點出了問題的根源，說：“假如你不欲望太強烈、貪求錢財太多的話，就是獎勵偷盜，也沒有人會幹。”（“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在孔子回答季康子的另一次問政中，孔子還闡述了同樣的道理，“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此處的小人是指百姓而言，意思是領導人的作風好比是風，而百姓的作風好比是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
上梁不正下梁歪，孔子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經看到並提出了批判。他的論斷與批判，至今還顯得那樣新鮮，還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孔子在魯國最後一次表達重大政見，是在他七十一歲的時候。
這一年，齊上卿大夫陳成子（即陳恒、田成子）弑殺齊簡公。陳成子的祖先陳完原是陳國貴族，因懼內爭之禍逃奔齊桓公，奔齊後曾改姓田，到陳成子已經是第八代了。陳成子在齊國的位置相當於季康子在魯國，隻是陳成子比季康子更會治理國家。《史記田完世家》曾引用民歌說“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意即連采芑菜的老婆子都心向著田成子（亦即陳成子）。看來陳成子還是很得齊國人心的，他的後人後來成為齊國國王，並讓齊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但是對於“忠君尊王”的孔子來說，下弑上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必須主持正義，進行討伐。於是他鄭重地沐浴一番之後，才去見魯哀公，並請求出兵討伐陳成子。無權的魯哀公無能為力，隻好讓孔子去問“三桓”--季孫、孟孫、叔孫。七十一歲的孔子又去挨門分別報告“三桓”，邊走還邊自言自語著：“因為我忝居大夫之位，遇到這樣的大事，敢不來報告嗎？可是國君卻說你去告訴‘三桓’……”“三桓”尤其是季孫氏，與齊國的陳成子屬於一樣的利益集團，他們怎麼會同意孔子的討伐主張呢？
遭到拒絕這是肯定的。
這種拒絕不僅是孔子在魯國政治生命的完結，也預示著一個更加充滿紛爭的戰國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