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是需要將最早記載這一事件的文字錄出。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於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裏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荀子宥坐》）
對於孔子所列少正卯的五項罪狀，孔穎達在《禮記王製疏》中，有過這樣的解釋：“行偽而堅者，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肯改變；言偽而辯者，謂言談偽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眾；如此者，殺。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
寫過《論衡》的王充，還記有孔子與少正卯交惡的具體根源：“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並字訓對峙，對立，即唱對台戲）。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門人皆惑。”是說少正卯的名氣與孔子的差不多，也開門辦學，可能效果也好，好到使孔子的學生除了顏淵都曾跑到少正卯那裏去聽課，“三盈三虛”。
對於孔子誅殺少正卯的場麵，《孔子家語》中說“戮於兩觀之下，屍於朝三日”。夠可怖的，殺罷，還要陳屍於朝廷之上三天，以擴大教育的效果。
至於孔子誅少正卯的意義，更是論者眾多。如西漢劉安就說：“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奸禁。以近喻遠，以小知大也。”（《淮南子氾論訓》）意思很明白也很正大，為了天下安寧，必須殺雞儆猴。
這一事件，教益良多，我們不得不仔細剖析。
教益之一，殺不同政見者或者殺利益相爭者，是古已有之，而且殺人者有時還會大聲地提倡“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後世當提高警惕。少正卯也是個“聞人”，隻是他的“聞”與孔子的不同，他好像有點邪門歪道，起碼殺他的人是說他搞邪門歪道、異端邪說。
教益之二，百姓聚眾不行，聚眾鬧事更是不行，也是古已有之。“小人成群，斯足憂矣”，一讓執政者憂，那就有了大開“殺戒”、從而釀成“政治風波”的危險。談情說愛的《詩經》也就成了殺人的號角，“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孔子所列少正卯罪狀，歸納起來無非是：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邪熒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也就是我們今人所說的“聚眾結社，鼓吹邪說，淆亂是非，精神汙染”。
我們當然還會記得孔子與老子的分歧。固然，以老子的年齡、學問、資曆，孔子對老子是尊敬有加的。但是他們兩人在心裏十分清楚分歧所在。老子是走的流沙避世之途，卻也說過“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聖人不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之類“大逆不道”的話的。而孔子基本是走的上層路線，要入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教益之三，提倡過言論自由，仁者愛人，以人為本的人，一旦掌權執政，也會立即走向反麵，馬上禁止言論自由，甚至可以因言殺人。殺了人，還要給被殺者戴上許多難聽難看的帽子，以儆眾心，也安己心。
在孔子誅少正卯之前，另一位思想家鄧析，已經被鄭國的子產誅殺。鄭國的權相子產，本來是個有著民主意識的執政者，他曾經堅決反對毀掉大家自由言論的場所“鄉校”。但是，一旦有向他的“執政”提出挑戰，他也就不客氣了，殺之而後快、殺之而後安。聽聽鄧析的這些話，就可以想見鄧析的為人與他的必然人生結局了：“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繼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欲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鄧析子》）這是在公開地罵天罵君，說他們不公平，不厚道，不神聖。
《漢書東方朔傳》中，記載了這位滑稽人物和漢武帝的一段談話，說的是聖君用人一定能夠把各方麵的人才都安排到最恰當的位置上。這位滑稽者是這樣建議的：請周公為丞相，薑太公為將軍，孔子為禦史大夫，子路為執金吾……看來，孔子也隻能在體製內當一名諫者言者。
教益之四，孔子的殺人，開了一個不好的先河，那便是以言治罪、以“政治治罪”，少正卯其實也是一個以言惹禍的“政治犯”。到了漢朝，皇帝覺得孔子殺少正卯殺得真是好，“正合朕意”，於是就讓博士們將這一條寫進了《王製》之中，成了問罪治罪的法律條文：“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真是一個“殺”字，源遠流長。“偽”與“非”的解釋權，當然在執政者手裏，就算是你不“偽”不“非”，他定你個或“偽”或“非”，或者又“偽”又“非”，也一樣地說殺就殺。殺了，雖純屬“莫須有”，也還有根有據，不僅這是《王製》的規定，而且還有聖人處理這一問題的案例可循，“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之類是也”。
“少正卯”，也就成了打人整人的借口，從漢至於清末，絡繹不絕。
王尊以五官掾張輔為少正卯，將其係獄致死（《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李膺以野王令張朔為少正卯，殺之於洛陽獄中（《後漢書李膺傳》）；明思宗朱由檢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黃道周為少正卯，將其削籍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杖八十，並最終被永戍煙瘴邊疆；清末洋務派文人陳玉澍，以變法維新派首領康有為為少正卯，並以孔子的兩觀之誅為樣板，請求慈禧速誅之；清末京師大學堂監督劉廷琛以楊度為少正卯，奏請誅殺……到了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這個被誅殺了兩千多年的少正卯，算是被翻了一次案，成了蒙受了冤屈的法家，而孔子則又成了阻礙進步的代名詞而被利用來打人。雖屬鬧劇，卻也映出了曆史一貫的真相真情真意。比“文革”早十年，即1957年，曾被歌讚為“沒有一點奴顏與媚骨”、“空前的民族英雄”和“三個家”的魯迅，卻被歌讚他的同一個人判斷道，如果魯迅活著，“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這是1957年7月的一個晚上，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毛澤東回答翻譯家羅稷南“主席，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的提問時，所說的話。原因恐怕也在於，歌讚魯迅時，還處於在野的地位。對此，林賢治先生認為：“知識分子的實質地位如何？無權者而已。從大清帝國到國民黨的‘黨國’，從隨隨便便殺人到書報審查製度，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極其有限，唯靠個人的自由的抗爭……一般而言，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是衝突的，魯迅卻很特別，社會責任直接體現在自由的選擇上麵。在黑暗王國裏，反抗即責任，何況為社會而反抗。”（《一個人的愛與死》）孔子也作過這樣的反抗，隻是他當了大司寇，迅即以殺撲滅著別人的反抗。隻有到了他淪為在野，在列國流亡的時候，才會再度想起與執政者不合作的反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