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上，《莊子?天下》篇是最早對先秦的學術思想進行總結的文章，它論述了當時主要學術流派的立言宗旨及思想特質。《天下》篇認為道術最初是全的，整體不分的，然天下大亂造成學術分裂，而道術的分裂使後學者各執一端。此篇既讚賞墨子利天下的理想，又指出其難以流傳的內在原因，視老聃、關尹為莊子理想人格，即博大真人，使真人現實化。對莊周未置否定一詞，反對道術分裂，而主張學術間的相通和相合。“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天下》篇認為“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而後世學者則“聞其風而悅之”，說明此種道術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會條件，諸子正是應這種已有的學風而產生發展的。如對墨子；宋、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莊周等思想的來源先做了說明和揭示，而唯獨對善辯的惠施、桓團、公孫龍三人的名家思想的起源未做說明，暗示出作者認為這種學說是沒有學術淵源的。而由於莊周主張辯無勝，因此對惠施等的善辯持批判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明顯看出作者是站在道家的立場上，從以道為全的觀念進行評說的，並且對儒家沒有明確的評論，因此，《天下》篇不是一篇完整的學術概述，但開了評判學術之風氣。
《荀子?非十二子》：“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梟亂天下，?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認為邪說的盛行導致天下的混亂。以“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的共同理由對它囂、魏牟；陳仲、史?；墨翟、宋；慎到、田駢；惠施、鄧析等進行了批駁。並批判子思孟子，認為他們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指出：“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製，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以儒家正統的標準評判十二子，而且在文章的最後視孔子的三位弟子子張、子夏、子遊為賤儒，試圖要糾正儒家內部的學術風氣，以正本清源恢複孔子思想的真精神。同時在《解蔽》篇中對部分諸子進行了評判，“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俗謂之道盡?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並再次稱讚孔子，認為“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對儒家之外的各家從道的角度進行評判，認為他們的學說隻是道之一隅，從各有所蔽的方麵進行評論，同時認為唯有孔子“仁知且不蔽”，無蔽，是全的。明顯地看出其學派的偏見，但沒有對老子進行評說。因此，其所謂的道，就是儒家所推崇的道。荀子雖然對諸子各家持批判的態度，但在其著作中，卻體現了吸收各家思想的一些特點，以至被視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
《管子》是稷下學派的思想總彙，它是以道家為主，實際綜合了稷下學宮中法、陰陽、儒等各家思想爭鳴的重要成果。《呂氏春秋?不二》篇以簡潔扼要的語言概述諸子思想的特質，與荀子相似，它對諸子多持排斥的態度，認為以此治國則造成國家的危難。“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強速貫習，不足以成也”，但在事實上卻吸收了各家的思想。強調統一，注意到思想的統一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意義。
《淮南子》則將這種綜合的學術觀進一步實踐化，體現在對各家思想既有批判又有吸收（除對縱橫家基本上持排斥態度外）。而《淮南子》與上述學術觀有所不同，它從諸子產生的社會根源分析，肯定各家產生的時代性、必然性，並指出它們是“合道一體”的。
《淮南子》長期以來多被視為雜家，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其思想的多源性和矛盾性。儒墨法等家言語隨處可見，這是當時學術思潮的突出特點，是先秦諸子經蜂起、論爭交鋒後開始相互吸收和並用的必然現象。這些特性一方麵是此書作者出自多人，且學派不一；另一方麵是在理論上對各家統合尚不完善，尤其是儒道間理論上的融合仍顯粗疏。但透過這些表層的複雜性，依然能理出《淮南子》會通諸子思想的脈絡和理論旨趣，是立足於道家而有選擇地利用諸子的思想資源。
它對各家的總的態度是既有所取又有所棄，分析和肯定了百家產生的不同的社會曆史背景，但它們又有共同之處。“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合道一體”是百家融合的基礎。在“道”麵前，百家並沒區別，隻有“道”才能將它們統貫起來，顯示出道的包容性和超越性。融合的基點就是各家都是對現實社會的反映，從不同的側麵說明了現實問題和試圖解決現實問題，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百家齊一的基礎，這又是百家相融的可能性，是由當時的社會價值取向所決定的。隻有依據天地自然之理的“道”才能統一各家異見，反映了漢初道家的平等意識。這是由思想統一的社會要求和思想自身發展的內在理路決定的。另一相同之處是“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學說的終極目標是為了經世致用，揭示了諸子殊途而同歸的現實指向。
關於《淮南子》對諸子思想產生根源的揭示，梁啟超有過公允的評價。《飲冰室合集》第十八冊的《淮南子?要略書後》有“自莊荀以下評騭諸子，皆比較其異同得失，獨淮南則尚論諸家學說發生之所由來，大指謂皆起於時勢之需求而救其偏敝，其言蓋含有相當之真理。雖然，其所謂時勢需求者，僅著眼於政治方麵，似未足以盡之。政治誠足以影響學術，然不過動機之一而已。又其所列舉諸家，若太公，若管仲，若晏子，若申子，若商君，皆非以治道術為職誌。今所傳諸書，率皆戰國末年人依托。果著書專為救時之敝，然則諸書之出，略同一時代，則亦同一敝而已，而流派各異，何以稱焉。淮南善於談玄，妙於辭令，至於籀學與論古，未為至也”，指出諸子學術的興起與時代政治需要的淵源關係，以及《淮南子》對諸子把握的不足，認為諸子學的出現具有時代性、區域性和基於各國國情的不同特點而產生的，因此其適用範圍是有限的，不具有普遍性。
《淮南子》以道家思想為主吸收儒、法、名、墨、兵等各家是自覺追求思想文化統一的嚐試，既有批判又有肯定。對各家所持的態度是從當時的社會現狀和理論建構的需要，而不是依從狹隘的學術派別看待。“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墨、楊、申、商等學說都有其產生的社會根源，可以作為補充或儲備的思想資源，無之而無損於社會，在治理社會中並非起決定性的作用。學說的價值及其生命力取決於此種思想必須通達天地萬物之情，隻有在對自然萬物了解的基礎上才能提出切實有效的治理社會的方略。而墨、楊、申、商之說隻是反映現實社會的某些現象，提出的隻是解決社會諸多問題的某些方麵，並不是對治理社會起著關鍵和核心性的學說，對社會的價值不大，那麼它對社會的影響力就很微弱。但若自以為很完美，獨擅其說、排斥異己，反而帶來不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