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工業化的推進，國民收入水平逐漸提高，尤其是東部地區國民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當國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時，人們的需求除了物質的以外，開始向非物質方麵轉化，即轉向文化、娛樂等精神方麵的需求。為民眾生活服務並提高其生活質量的部分行業，如旅遊、飲食、教育等行業應時而生。西部地區的旅遊極為豐富。充滿傳奇色彩的天山，美麗的青海湖、塔爾寺，自古天下一條路的華山，世界八大奇跡之一的秦兵馬俑，西北的古絲綢之路，敦煌石窟，雲南的西雙版納，貴州的黃果樹瀑布，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秀麗的峨眉山，自然風光的九寨溝風景區，甚至連最窮的、素有神秘之地的西藏，也是最富旅遊資源的地方，自然景色瑰麗繽紛，雪山、森林、草地四季共存，莊嚴雄偉的布達拉宮和與眾不同的風土人情。西部地區的旅遊資源，吸引著國內外旅遊者紛至遝來。
西部地區旅遊資源豐富，但是，西部地區的旅遊區，除了西安、昆明、烏魯木齊、成都、桂林等交通比較便利的大城市的旅遊資源開發利用得較為充分，而其他地區的旅遊資源的開發利用卻不是如此。製約和阻礙西部地區旅遊資源開發利用的主要原因是，第三產業發展程度低下，服務質量差。具體表現為：
①西部地區絕大多數旅遊景點交通不便，尤其是一些新開發的自然風景區的交通狀況就更差，缺乏專業人員從旅遊者利益的角度去考慮對旅遊線路的規劃、設計；一些有交通幹線的旅遊點，經常出現運力不足，在旅遊旺季更甚，而且沿途服務設施不足，道路條件差，使旅遊者聞而生畏，視為畏途。
②西部地區的旅遊形式單一，許多省區偏重人文旅遊資源的開發，忽視自然旅遊資源的開發，缺乏以旅遊者的興趣愛好、觀賞品位來滿足各個層次旅遊者需求的多樣化旅遊，綜合性的旅遊。
③西部地區有豐富的人文旅遊資源，長期以來由於對國家文物古跡的保護觀念差，加上資金匱乏，一些珍貴的人文資源得不到應有的保護，使之成為殘垣斷壁，難以對旅遊者產生吸引力；對於一些自然景區保護很差，缺乏可持續發展戰略。
④西部地區旅遊業缺乏一大批具有較高管理業務水平、旅遊專業知識、較高外語水平的專業人才和敬業愛崗的管理人才。
⑤西部各省區在旅遊資源開發過程中，沒有形成有序開發的整體優勢，各省區、各旅遊業之間各行其是或爭奪客源，導致旅遊客源分散；重視綜合功能不夠，各省區旅遊區小商品開發過盛，而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藝美術品、輕工商品以及地方特色飲食、名優食品開發不夠，帶有地區特色的農副土特產資源的開發，有待形成規模。
（二）西部地區產業組織僵化：“大而全、小而全”使產業資本能力弱化
1.西部產業組織“大而全、小而全”的形成與演變
產業組織是市場結構和企業市場行為及市場效益的總和，產業組織合理化與否直接影響資源配置的效果。長期以來，西部地區產業組織的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的發展、變化混雜在一起。
不同時期國家經濟調整下的產業結構變動引起西部地區產業組織的變動，而特有的政治運動對產業組織形式的變動，更是起到了令人難以估量的作用。
西部地區產業組織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形成，有其深遠的曆史原因。早在三年經濟恢複時期（1949―1952年）國家將沿海一些輕工業內遷西部，大工業基礎的奠定是在“一五”期間，國家以重工業為主的大規模基本建設的156個重點項目和694個限額（投資限額在1000萬元以上）項目，西部地區在156個重點項目中占51項。在此期間，國家基本建設投資於西部地區109億元，占全國投資總額的18.52%。在西部地區形成了以蘭州、西安、成都等城市為依托的新工業基地。西部地區的工業企業數量迅速增加，地方企業也發展起來。
1958年“大躍進”、“全民辦鋼鐵”的工業熱潮，使西部地區與全國各地一樣大、中、小項目，地方與中央項目都力求自成體係，這對西部地區產業組織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1963―1965年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相當一批布局不當的地方中小企業被關、停、並、轉，而國家鋼鐵工業重點投資於西部地區，攀枝花鋼鐵公司、江油長城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西寧鋼廠、陝西鋼廠、貴陽鋼鐵廠相繼建立，與此同時，蘭州、西寧、烏魯木齊、銀川、貴陽、昆明等地建設了一批機械工業基地。
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國家從戰略考慮大量向西部地區投資：“三五”期間為323.5億元，“四五”期間為430.8億元，“五五”期間為458億元。在國家巨額投資下，西部地區建設了能源工業、宇航工業、飛機製造業、電子工業、重型機械製造業、有色金屬與壓延加工業、核工業、造船業、儀器儀表業等大中型企業，奠定了西部地區工業化基礎。
20世紀80年代以後，西部地區產業組織轉化中，中小企業急劇增加，生產集中度開始下降。中小企業將持久地與大企業共存，從多方麵發揮與大企業不同的互為補充、相互促進的作用。
西部地區產業組織的具體形式和轉化，取決於特定的曆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一是，西部地區經濟落後和計劃經濟下的市場發育缺憾，使得西部地區工業化建立隻有依靠政府的力量。因而，西部地區產業組織形成、轉變中，不免帶有非經濟的特征，國有大中型企業政治經濟一體化色彩更為顯著；二是，西部地區的大企業全部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根本沒有經曆過從自由競爭到生產和資本集中的過程；三是，保證西部地區經濟跳躍式發展的關鍵是以發展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部門，由於重工業對規模經濟要求較高，因此，規模經濟的發展變化對西部地區產業組織轉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四是，政策開放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決定了西部產業結構的變化，因此，一部分需要確定的市場交易關係必須內部化為產業組織關係。
長期以來，西部地區產業組織“大而全、小而全”的形成，是由於社會分工不足，尤其是企業之間的專業分工帶有濃厚的封閉色彩。在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市場機製不健全，企業難以開展有效競爭，難以在競爭中形成分工協作；企業中間產品生產無分工，迫使企業不得不提高自身生產上的自製傾向；另外，企業的行政性質使企業具有一係列非經濟非生產的功能，行政性科室逐級設置，使企業非生產人員高達20%～25%。這一切，導致了西部地區產業組織的“大而全、小而全”。
2.西部產業組織“大而全、小而全”的負麵影響
西部地區工業化的發展是在指令性計劃體製下，國家從國防原則出發，通過中央各有關部門以跳躍式注入大量資金發展起來的。大多數國有企業為全能企業，大而全、小而全。企業之間基本上不發生直接的經濟聯係，企業間的聯係方式有很強的行業性。改革開放後，雖然一些企業與市場有了或多或少、自覺或不自覺的聯係，但是，企業在提高自身生產上的自製傾向改變不大。
長期以來，西部地區“大而全、小而全”的不合理的產業組織結構，嚴重影響了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西部地區現有“大而全、小而全”的工業企業，多為20世紀60―70年代建立的，為了加強與市場的聯係，這些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在尋找新產品，打開市場的同時，麵臨著眾多現役技術設備的綜合配套地更新改造，這就不能不大大提高企業進行技術改造的投資資本。
西部地區封閉的全能性產業組織結構，因為企業組織結構上具有多功能性，企業往往同時具有社會福利、保障等功能，許多國防工業企業儼然是一個封閉的全功能的“社會”，企業不僅要采購原材料生產、銷售、開發，而且要建立職工、家屬的生活福利，從幼兒園到廠中學、技校，從嬰兒的呱呱落地到老年人養老送終，因此，企業的非生產性建設往往大量擠占了生產與再生產的資金，也擠占了企業技術改造的投資（這樣的情況，在城市略好一些）。嚴重影響了工業化的進程和西部經濟發展。
西部地區產業組織長期處於產業間、行業間的封閉，缺乏競爭性，使得這些企業的產品仍以傳統產品為主，在開發新產品上很難與市場需求真正接軌，仍舊是傳統產業的存量運行。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企業力圖走出“大而全、小而全”的“陰影”，努力增加企業產品品種儲備，以彌補以往的市場分工體係不足帶來的困境；爭取利用國家政策，生產多種新產品以求免稅來提高企業利潤；以簡單改造的形式不同、質量相同的新產品實現提價。
這些非根本的努力與真正的市場競爭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因而也很難推動企業改革的發展與產業水平的提高。西部地區產業組織壟斷不足與有效競爭不足並存的狀況，造成產業組織的市場結構不合理。西部地區的軍工企業和國營大中型企業本應當是集中度很高的產業部門，但是，在全國大企業中所占生產比重很低，甚至達不到計劃設計中的生產技術指標，在國內外市場上的占有率很低。在冶金、機電、化工、汽車工業中難以保證最小規模的必要的合理批量生產，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經濟效益。這種“大而全、小而全”的產業組織結構中的經濟壟斷不足，使企業間根本無法開展有效競爭。使得一些經營處於劣勢的企業通過競爭被淘汰，“大而全、小而全”的行政支持功能，使長期虧損的企業得以繼續生存。
西部地區產業組織的“大而全、小而全”是社會經濟商品性不高、社會化水平低的具體體現，同時，這種企業、行業、產業的自成體係的組織結構的高封閉程度與缺乏市場競爭、社會分工的狀況，又與西部地區落後的經濟環境和不健全的市場條件相互作用，使得一些生產能力遠遠超過社會需求，而大量閑置或產品積壓的企業資源很難轉移出來，發揮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產業組織的“大而全、小而全”嚴重阻礙了西部地區新興產業的成長。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原有的封閉式的產業分工組織結構狀態很難與新興產業關聯起來。一些大型國營企業，由於自身生產配套能力較強，引進新設備、新技術往往使一些原有的生產環節和生產能力被淘汰，造成企業勞動力過剩，而閑置的設備與剩餘勞動力又無法通過市場轉移出去，因而，西部地區產業組織“大而全、小而全”本能地抵製新技術的進入。在市場經濟體製逐步完善中，西部地區的新興產業隻有在地方企業中生長，隻能進入技術、資金門檻較低的部門、行業，使西部地區的新興產業的發展難以達到規模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