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和各個時期的通貨膨脹稅對政府收入的重要性並不相同。例如美國，近年通貨膨脹稅估計占政府收入的3%。但在18世紀70年代期間，美國大陸會議（獨立前）主要依靠通貨膨脹稅來支付軍事支出。由於新政府通過正常稅收或借款籌資的能力有限；印發大陸美元就是向軍人支付工資的一種簡單易行的方法。正如貨幣數量論所預言的，結果是高通貨膨脹率；在幾年間按大陸美元衡量的物價上升了100多倍。
與通貨膨脹稅近似的還有一種“鑄幣稅”。所謂鑄幣稅，簡單說就是中央銀行發行貨幣所取得的利潤。由於貨幣——特殊的商品——生產是壟斷性的，對消費者、使用者來說是沒有彈性亦即別無選擇的，因此，這種利潤符合稅收的一般特性，即利用政府的強製性，無償地向民眾收取，所以，經濟學界將其稱之為“稅”。當然這樣的命名還源於曆史的約定俗成。鑄幣稅這個詞源於歐洲，意指封建統治者在金屬貨幣製度下，從鑄造金屬貨幣中所取得的收益。
鑄幣稅與通貨膨脹稅兩者既有聯係又有區別。從定義上看，二者的角度不同，通貨膨脹稅是從“通貨膨脹”角度來說的，而鑄幣稅是從“發行貨幣”角度來說的。從量上看，二者有可能相同，也有可能不相同。通脹稅的公式是：通脹稅等於通脹率與實際貨幣金額的乘積。鑄幣稅的公式是：鑄幣稅等於貨幣增長率與實際貨幣金額的乘積。兩者在量上可有四種關係：
①當政府的貨幣發行尚未引起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通貨膨脹率為零；因此，通貨膨脹稅為零，而政府可以得到鑄幣稅。
②當政府的貨幣發行引起了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率小於貨幣增長率時，政府得到的鑄幣稅大於通貨膨脹稅。
③當政府的貨幣發行引起了通貨膨脹，且通貨膨脹率等於貨幣增長率時，政府得到的鑄幣稅等於通貨膨脹稅。
④當政府的貨幣發行引起了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率大於貨幣增長率時，通貨膨脹稅先是上升，達到一個最大值後，將因公眾持有的實際貨幣餘額的急劇下降而下降。這時，由於公眾持有的實際貨幣餘額的急劇下降，而使政府獲得的鑄幣稅減少，甚至難以獲得鑄幣稅。
綜上所述，鑄幣稅基本上一直存在，而通貨膨脹稅則取決於政府發行的貨幣是否超過流通需要。它們的共同特征是有“稅”之實，無“稅”之名，是一種“暗稅”。但為了便於理解和認識，經濟學家將其命名為稅。
鑄幣稅還好說，作為一種類似於專賣的壟斷利潤，它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是一種客觀存在。但通貨膨脹稅就不同了，它是政府可以控製的，一旦出現，如果不是政府有意的，起碼可以說政府的宏觀調控出了問題。
馬克思說：“通貨膨脹是對內的掠奪，戰爭則是對外的掠奪。”需要強調的是，馬克思所指的是惡性通貨膨脹，是政府有意為之；而不是經濟正常增長所產生的輕微通貨膨脹。由於稅收的特殊職能，它經常背上惡名。這實在是無可奈何的，當此之時，隱忍不發，隻能造成更大的誤解，隻有坦然麵對，耐心解釋，方才是正確的因應之道。
2007年以來我國初露端倪的溫和通貨膨脹，其原因已在前麵說過，主要是對外貿易順差過大、外彙積累過大和外彙管理體製改革滯後綜合作用所造成的，並不是政府有意為之。但其後果卻是客觀存在的。
盡管通貨膨脹稅可以增加財政收入，但與其後果相比，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敢將其作為取得收入的手段，它隻滿足於獲得鑄幣稅；相反，都把治理通貨膨脹作為政府的主要任務。通貨膨脹稅隻是宏觀調控滯後或顯效之前的一個必然結果。
麵對通貨膨脹已經造成和可能造成的後果，稅收作為工具隻能是被動接受，但作為操控稅收工具的政府，可以選擇的應對、消弭通貨膨脹的方法卻有許多。
這裏不說利率、彙率，隻說稅收，在通貨膨脹時期，作為通貨緊縮的方法之一，政府可以增稅，將壟斷企業獲取的超額利潤收歸財政；也可以開征特別目的稅，以抑製過熱的固定資產投資，控製高耗能、高排放和產能過剩行業盲目擴張，將過熱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另一方麵作為政府的收入政策之一，也可以減稅，以刺激企業實行低價，還可以促使企業提高勞動力價格，建立保障機製，趁機消化社會欠賬。為了使民眾收入不至於因通貨膨脹減少，在個人所得稅方麵，既可以降低邊際稅率，也可以深化稅製改革，將工資和CPI掛鉤，物價升工資也同步升，實行指數化的所得稅製，以使民眾實際收入不下降，更可以通過財政補貼的方法，對低收入的中下層民眾予以補貼。從宏觀上說，政府應加大對民生類公共物品的供應，以部分補償公眾在物價上漲中的損失，減輕其生活壓力。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經濟與社會穩定的、持續發展的機製，以使社會和諧，國家長治久安。
當然，最根本的方法是控製貨幣的發行數量，這是釜底抽薪的根本解決之道。但這要更多地依靠綜合運用利率和彙率的杠杆，稅收在其中的作用隻能是補充。
需要強調的是，就宏觀而言，就長期而言，經濟是變動不居的，影響其的變量因素很多，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指望經濟發展處於理想狀態，同樣也不可能指望政府能完全駕馭經濟這套戰車，所以稅製、稅收的動態調整就是不可避免的。
如此，麵對通貨膨脹，稅收的表情就可以釋然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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