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與發揮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相結合，使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有了先進社會製度的保障。有史以來，民族精神的內涵和形態、其培育和發揚都與社會形態、社會製度緊密相關。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民族精神顯然會有別於封建製度下的民族精神，社會主義製度中的民族精神也當然會不同於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民族精神。這一點，是近現代以來中外著名思想家們都有所關注並一直致力探討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具有其他社會形態和社會製度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她對於中華民族精神的彰顯具有巨大的感召、激發和促進作用。社會主義製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快辦事、辦好事的優勢，她集中統一的組織機製和指揮體係，能夠迅速地作出應對災難的決策，統一指揮協調部署，使得上下一盤棋，既能夠集中力量，又能夠靈活高效。在緊要關頭，能夠迅速地統一決策指揮並舉全國之力抗擊特大災害，這充分顯示出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在這次抗震救災中，我們看到全國上下齊動員，各級組織在最短時間內、最大限度地行動起來，從組織決策到保障實施，從物質供應到信息管理，從社會協調到機製布局，都充分體現了統一、靈活、快捷、高效，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應對自然災害的製度優勢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體現。
第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與增強綜合國力相結合，使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30年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使百年來積貧積弱的中國改變了過去的貧困麵貌，綜合國力大大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社會物質財富得到積累。這也使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有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物質保障。綜合國力的提高也使得我們擁有了更好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和實力。這一點，不僅是過去所不具備的，也是我們以前所不能想象的。在這次抗震救災中，從中央到地方，從企業到個人，傾力支援、慷慨解囊的背後，是30年來積蓄的物質力量所提供的堅實基礎。人們在讚歎中國社會責任感的同時，也欣慰地看到中國國家的實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抗震救災是對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發展成就的一次意外的、特殊的檢驗。這次檢驗，自然也會激發出全體中國人空前的凝聚力和更為高漲的民族精神。
第三，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與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相結合，使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應對巨大的自然災害，對於各國政府來說，都是對其政黨執政能力的巨大考驗。這次地震災難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也不例外。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得力領導，使得萬眾一心的民族凝聚力有了堅強的核心，從而使偉大的民族精神得以彰顯。地震發生後，胡錦濤總書記親自組織部署、親臨抗災一線。溫家寶總理在“第一時間”和第一線主持抗震救災工作。全國各級黨委政府積極動員、抓緊部署，在不同地點的同一時間共同領導和指揮了一場空前的抗戰救災大戰役。可以說，黨和政府毫不猶豫地承擔起了領導和組織抗災的任務，發揮了“主心骨”的核心作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樹立起了旗幟和方向。黨和政府在抗震救災中的表現，充分顯示出我們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體現出了“以人為本”、“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執政理念，進一步樹立起“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良好形象，同時也贏得人民的高度尊敬和世界的充分肯定。
第四，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相結合，使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有了更好的政治環境。經過改革開放30年來的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也取得了重要進步。這次抗震救災中所顯現出的種種進步，更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程的肯定和體現。這種政治文明的巨大進步，無疑為彰顯民族精神提供了更寬廣、更順暢的通道。我們看到，在抗震救災中，更加開放的政策，更加活躍的空間，更加靈活的體製，更加充分的權利，都證明了我們已經獲得但平時不能得到顯現的政治文明的進步。新聞開放和信息公開擴大了人民的知情權、監督權，使海內外所有關注災情的人們可以在第一時間獲得地震的全方位信息，也使得海內外所有關注政治文明發展的人們可以充分地觀察社情民意；空前龐大的誌願者隊伍和民眾自發組織積極加入到抗震救災的行列中來，成為政府救援工作的必要補充。在災難之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進步、公民責任的履行與民族精神的彰顯相互輝映，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偉大力量。這些進步，贏得了人民的歡迎和世界的關注，不僅充分表現出黨和政府在應對和處理危機中的自信與成熟，更表明了中國社會日益進步、日益成熟的民族精神發展與培育的良好社會政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