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涵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是《周易》中的兩句話，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另一句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前一句說的是人要像蒼天剛健運行那樣，勇往直前、奮力拚搏、自立自強。後一句說的是人要像大地承載萬物一樣，以寬厚為德，包容他人，不求回報。這兩句話是由梁啟超和張岱年先生先後提煉和倡導的，精辟地揭示和概括了中華民族精神的深層內核。可以聯想一下：改革開放難道不是自強不息精神的當代體現、和平發展難道不是厚德載物精神的現實表達嗎？黨的十六大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進行了現代話語體係的概括和詮釋，提出“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應該說，這個概括是對中華民族精神核心內容和基本思想的高度概括，為我們準確把握中華民族精神的深刻內涵提供了新的起點和正確的指南。以此為基礎擴展開來，我以為，中國優秀文化中整體思維、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克己奉公、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敬老尊賢、重友睦鄰的倫理精神，閎放豁達、敬業尚群的處事精神，虛懷若穀、博采眾長的學習精神，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創新精神，艱苦奮鬥、孜孜不倦的創業精神，以及和而不同、剛柔相濟的寬厚包容、有節有度精神等等，都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寶貴思想資源，也都是我們認識和把握中華民族精神內涵時不應忽略的。在中華民族跌宕起伏、生生不息的曆史發展長河中，中華民族精神猶如中華民族思想脈動的主旋律，這個主旋律在不同曆史條件下會形成或悲壯慷慨或昂揚激越的不同樂章。僅以現當代史為例，就有民主革命時期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紅岩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大慶精神、雷鋒精神、“兩彈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擊非典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等等。這些由上述精神譜就的一部部華彩樂章既是中華民族精神主旋律的具體表現，又不斷豐富和發展著中華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從總的規律看，中國社會發展與中華民族精神呈現為一種互動狀態。這種曆史互動是有規律可循的。遵循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指引，我認為這種互動至少有兩條基本規律。一是中華民族精神適應和促進中國社會發展規律。二是中華民族精神與中國社會發展既保持一致性又具有相對獨立性規律。前一條規律好理解，就是說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進程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起決定作用，中華民族精神要適應和促進中國社會的發展。後一條規律則需要作些解釋。我認為民族精神的“獨立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個方麵表現在民族精神與民族物質生產能力和民族物質生活富裕程度的關係問題上。從總體來看，從發展趨勢來看，一個民族的物質生產水平越高、生活越富裕，其民族精神應該越振奮、越高昂。但中外發展的曆史上都不乏這樣的例子：先進的物質生產和富裕的物質生活非但沒有產生昂揚的民族精神使民族走向更加先進，相反卻滋長了奢靡之風、自大之風、不思進取之風，結果造成民族的衰退甚至災難。因此，物質條件優越的民族其民族精神不一定振奮，物質條件不那麼優越的民族其民族精神不一定不振奮。正是這種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之間的不平衡性，解釋了一部跌宕起伏的朝代更替、國家興衰的中國史和世界史。另一個方麵是表現在民族精神與民族發展進程的關係問題上。作為民族物質生活過程的升華物，民族精神是否高昂、強烈、振奮是同民族物質生活條件是否確有保證和得到改善有著密切關係的，但二者並不能簡單地成正比。在同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既有物質生產力發展較快、物質生活條件有較大改善的時候，或者說是“順境”；也有物質生產力發展較慢甚至受到破壞、物質生活條件比較匱乏的時候，或者說是“逆境”。在這樣兩種不同的情況下，民族精神是不是就前者振奮、後者萎靡呢？並不盡然。在民族的“順境”和“逆境”當中，民族成就、民族災難或者危機都可以從正麵或反麵激發起高昂的民族精神。例如，新中國的成立，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各族人民，中華民族精神空前高昂，並且轉化成為建設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力量。伴隨大慶油田開發成功而形成的大慶精神，也極大地振奮了中華民族精神，成為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嚴重自然災害和外部封鎖、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精神力量。麵對洪水泛濫、非典肆虐的嚴重災難，中華民族萬眾一心、眾誌成城的偉大精神迸發出來、顯現出來，成為同舟共濟、團結奮鬥、戰勝困難和艱險的強大精神支柱。從上述兩個方麵的表現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發：在世界各民族前進發展的過程中，物質條件占有優勢的民族不能自持其強而忘乎所以，物質條件處於劣勢的民族也不能自甘落後而無所作為。對於那些不甘落後而要有所作為的民族，都應當在努力改善物質條件的同時，振奮和弘揚其民族精神，使精神對物質的能動作用在實現民族進步乃至跨越式發展的過程中充分地發揮出來。民族精神在發展過程中，既有比較平穩的狀態亦即“漸進”的狀態，也有出現起伏的狀態亦即“突變”的狀態。從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到毛澤東建國感懷先烈所寫的“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說明的是那些為救國救民和振興中華而不懈努力的誌士仁人們的愛國精神。這種精神，探索和指引著方向，教育並感化著人們，並且在人民群眾中、在中華民族最廣大成員中尋找到生根、發芽、開花和結果的沃土，尋找到得以普遍培育和發揚的根基，從而使愛國主義成為中華民族的選擇，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孱體多疾患，弱國無外交”，盡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國力羸弱的中國仍舊擺脫不了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欺淩的命運，由此激起的“五四運動”成為近代中華民族反帝愛國的新高潮，也使得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了新內涵，得到了新發揚。此後，從大革命開始，到土地革命，再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中經曆了數度災難，然而，愛國主義始終是中國不亡、民族不滅的精神保障。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激勵和推動下，中華民族覺醒了，動員了，振奮了，中國也由此萬劫不毀，浴火重生。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並非隻有愛國主義精神得到了培育和發揚，中華民族精神作為一個整體，其中很多內容都得到了淋漓的展現、適時的發揚和不斷地創新。比如，實事求是的精神、團結統一的精神、勇敢頑強的精神、艱苦奮鬥的精神等等。其中，愛國主義精神是貫通中華民族精神的主線，是最耀眼、最持續、最強大的精神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