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大約是在初中二年級時看過你的有篇文章，題目是《孩子，我為什麼要打你》。剛才你在演講中還提到劉海洋，提到你的兒子深夜給你打電話，感謝你跟他談了人生。我想知道你對家庭教育有什麼看法。
答：這個同學提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首先，我對《孩子，我為什麼要打你》這篇文章的觀點，現在要做重要修正，因為我想那屬於家庭暴力。雖然我極少打我的孩子，但是我打過他。我現在十分慚愧，盡管已經向他道過歉了。當時這篇文章被轉到《讀者》上去，許多文摘也把它摘了去，所以流毒甚廣。我現在重新審視，我覺得對一個孩子，一個弱勢群體不能打，我現在已經盡量改正，在出所有選本的時候，都要求對這篇文章不要再選，而且對中國作家協會版權代理委員會處理版權事宜的人說，所有來商量選這篇文章的，都要阻止他們選這篇文章。今天有機會和大家講一點心裏話，我也非常高興。如果你們的父母因為這篇文章打過你們，我向你們誠懇道歉。
問：在作為醫生和文學創作之間，你在選擇上是否有過猶豫？我母親也是醫生，也很喜歡文學，在選擇上她就猶豫不決。我也想替我母親了解一下這個問題。
答：你這個問題問到我心坎裏了，選擇真是太痛苦了，因為我尊重醫生。剛開始我是不喜歡這個職業的，但是我後來發現醫生是和生命發生最緊密關係的一種職業，病人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托付給你，那是建立血肉相連的這種聯係。寫作常常處於一種幻想的環境，如果寫得順手，寫到夜裏三點，明天早上不可能精神飽滿地麵對把生命的一部分交給你的人，我怕造成別人的痛苦，這是一種罪過。魯迅沒有開始進行臨床，他向藤野隻學了基礎課。郭沫若幼時得病，有一隻耳朵失聰，在臨床上聽不到病人的心音，所以他們在學生的時候就停止了醫學實踐。當我選擇寫作的時候，把聽診器和洗好的工作服放進櫃子裏的時候，禁不住潸然淚下，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能夠開始行醫。
答：我看到過不少你寫的作品，很悲壯，也很美。但這本書（指此次帶來的新書《麵具後麵的臉》——編者注）是否使你對世界的思考方式有所改變？你在剛才多次提到你的家人和先生，在你的生命中，你的先生是多麼重要的角色？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答：先說這本書的題目。這是我在美國的一個藝術學校，他們讓十幾歲的女生做手工，讓她們做一個麵具。麵具正麵是平時給人的印象，反麵是真實的你。孩子們都很投入。其中一個女孩子，我書中提到的，她的父母都已經去世，她寄居在親戚家，心靈受到了很大的磨難。她做的麵具正麵很美麗，她認為是大家平常看到她的樣子，反麵卻充滿了金屬、羽毛和石子，可以看到她內心很冷淡，很絕望。沒有人能看得清她的內心，這就是一種分裂的局麵。精神病，醫學上叫精神分裂症。如果用兩種標準對待自己和他人，能量會大量地流失，這種衝突，是很危險的。我們應該讓學生自己去探索，找到自己的差距，由不和諧變為和諧。人實際上是需要麵具的，這是由於社交的規矩的需要，但人的本質要真誠。每個人要在這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和諧。
我愛人對我來說，意味著手和腳，有時會覺得是我的一部分，相依為命。
問：我很壓抑，感到沉重，因為剛才一直都在談苦難甚至死亡。其實我們關心的不是預知，而是如何渡過苦難。比如我很少見到父母的笑臉，我就感到恐懼。
答：父母為何沒有笑臉呢？你考上清華他們會很高興呀。可以通過溝通試試看。親人之間的溝通是很有效的。你可以試試多跟父母溝通。你跟他們講，我多麼希望看到你們的笑臉呀。看起來，隻要做，也許並不那麼難。我曾經和陸幼青探討過死亡。中國把死亡定義為黑暗的、醜陋的、冰冷的、恐懼的、絕望的。我覺得應該重新推敲。國外現在有“死亡學”，它認為死亡是我們生命成長的最後階段，對生命的必然終結，應該有更健康、更正麵的接納。做起來不容易，包括我自己。慢慢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