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最終的結論：藝術是有害的。無論對認識真理還是對心靈的休養，所以他將其“趕出”了理想國。同時，藝術對於任何城邦也是一種危害，如果任由其“發展肆虐”下去，必然禍亂人的心靈，造成空虛。毫無疑問，柏拉圖在害怕什麼，他不願意承認的一個明顯的事實——藝術長久的感染力使它為更多人接受，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這也是藝術與哲學相抗衡之所在。
柏拉圖將藝術做為指令符號，被剛才馬的例子所駁倒。摹本與理念的關係也被推翻了。即使是說，任何藝術的再現都隻是對摹本的再創造，這仍然是值得懷疑的。最大的反例來自於人類心理上的差異。對於有的時候，我們不需要摹本或摹本的圖形就可以想見它的原型（柏拉圖所講的心靈中的理念），比如我們看到在草地上放著一個大大的“馬”字，就會聯想到馬的樣子（而放在文字中的馬就不會有這樣的聯想），再如對一個成人而言，馬的玩具就不過是一個“摹本的圖形”，而對於一個幼兒來說，它就是一匹真正的馬——兒童世界裏的玩具千奇百怪，他們把澡盆當做大海，把木條當做戰刀，對於他們，虛幻和真實沒有固定的分野，這種情況至少在心誌明確以前是廣泛存在的。我們口中的“文明”來自於人類對自然的再創造，而柏拉圖所輕視的正是“理念存在”到“摹本圖形”之間的過程。換言之，到底是什麼促使藝術家把胸臆間的內容擴張成實際的表現呢？柏拉圖和他的追隨者們堅定地認為，理念是由善創造的，都是永恒不變的，是固定的輪廓和固有的法則。這就是使美學和藝術行為學陷入混亂的巨大起點（後來的藝術中，是否要求絕對再現演化成為了持久的爭論和派係戰爭）。如果一個人遵照柏拉圖的理論，那麼，他的任務就簡單得隻剩下製造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摹本到底在哪裏，每個人都要花力氣去尋找。
柏拉圖根據他的理論而對藝術家不屑一顧。他認為藝術家沒有主觀臆造，根本不是在創造事物。在他看來，藝術再現隻是比摹本更加不真實，是一種人造活動——在整個古代，甚至直溯到維多利亞時代（那個時代的維多利亞的眾多藝術工場裏，人造工藝達到了頂峰，在莫裏斯、瓦茲的監管下大量生產引人入勝的精工機械和珍貴的玩具），都是這樣認為的，當代，藝術家製造的東西衝垮了傳統的堤壩，世界消失了，呈現給我們的是感受和心靈世界。這些在印象派和野獸派的作品中表現極為明顯。
柏拉圖對美的認識，開啟了唯美主義的先河，我們從他的美學論中看到了強烈的“唯美”情素，這在後世幾千年中都是罕見的。在這方麵講，柏拉圖的理論開啟了象征派、維也納分離派、樣式主義等多個藝術流派理論的先河。在這些以純唯美為目的的群體中，藝術家並不關心現實世界，而寄托希望於空幻的理念空間，企圖使某個模型、作品的神聖的概念形象化，並忠實地“描摹”它。柏拉圖作為辯證法加以描述的內容，主要是對純粹美的世界的知性直覺，它必須依靠受過訓練的哲學家和善於表現者才能把“已經看見的美、正義者和善的真實”描繪出來，而且能夠把它從“天國帶到人間”。政治對柏拉圖而言，是最高的藝術。它是一種藝術——並不是在我們可能談論操縱人的藝術或做事情的藝術的一種比喻的意義上，而是在這個詞本來意義上的藝術。在他看來，政治家就是為美而創作城邦，城邦也必然成為美的表達。它是與藝術一樣，像音樂、繪畫或建築都在表達著藝術家的審美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