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組合很容易變成一場災難，但是它很奏效。就在剛開始的時候，兩位埃米爾發現他們兩人之間可以相輔相成。他們的合作代表了貫穿腫瘤學基礎研究工作中深深的知性分歧，即謹小慎微與大膽實驗二者之間的分歧。弗雷瑞克一次又一次地奮力撬動杠杆的一端，往往讓病人如臨深淵，而這時候，弗雷會把杠杆壓回來，保證這些新奇、狂想，但往往有很深毒性的新療法，可以被小心謹慎地推進。弗雷和弗雷瑞克之間的拉鋸戰很快變成國家癌症研究所中的標誌性爭鬥。一位研究員回憶：“那段時間，弗雷的工作就是防止弗雷瑞克惹上麻煩。”
朱布羅德有他自己的計劃，不讓白血病研究惹出麻煩。因為新藥、組合試劑和試驗的激增，朱布羅德擔心各機構會自相殘殺，陷入一味爭奪病人和實驗方案的境地，忘記真正的目標是與癌症作戰。紐約的伯奇納爾、波士頓的法伯、羅斯維爾癌症中心的詹姆斯·霍蘭德（JamesHolland）以及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兩位埃米爾，都急切地想要開始臨床試驗。因為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是一種罕見的疾病，每一位病人都是白血病實驗的珍貴資源。為了避免衝突，朱布羅德提議建立一個研究者的“聯合會”，以此來共享病人、實驗、數據和知識。
這項提議改變了整個領域。羅伯特·梅爾（RobertMayer，他之後成為其中一個小組的負責人）回憶說：“朱布羅德的合作小組模式激勵了癌症醫學。學術界的腫瘤學家第一次擁有了歸屬感，癌症醫生再也不是流浪漢了，再也不是‘在醫院地下室裏開毒藥處方’的人了。”第一次小組會議由法伯主持，會議獲得了巨大成功。學者們同意盡快進行一係列共同試驗，命名為方案性實驗。
接下來，朱布羅德開始著手策劃推動試驗進行。他提出，癌症試驗迄今為止都是雜亂無章、令人尷尬的。腫瘤學者要努力趕上醫學界最好的試驗。而要學習如何操作客觀、公正、和最先進的臨床試驗，他們必須先學習抗生素的發展史。
20世紀40年代，新型抗生素闖入人們的視線，內科醫生也遇到了一個重大的困境：應該怎樣客觀地檢驗新藥的功效？在英國的醫學研究會（MedicalResearchCouncil），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也是令醫生們懷恨不止的問題。40年代早期，一種新抗菌藥物（鏈黴素）的發現，引起了一陣關於“肺結核能夠被治愈”的樂觀風潮。鏈黴素在培養皿中能殺死導致結核病的分歧杆菌，但是它能否在人體中奏效還未可知。這種藥供應很少，醫生們隻能用幾毫克鏈黴素來治療各種其他感染。想要定量施用鏈黴素，需要進行一次客觀的實驗，來檢測它在人體內對結核病的功效。
但是需要怎樣做這個實驗呢？布拉德福德·希爾（BradfordHill）這位曾患過肺結核的英國統計學家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解決方案。希爾一開始就明白，任何人操作實驗都會帶有偏見。每次生物實驗都需要一個“對照組”，也就是未被治療的個體組，用來判斷治療是否有效。但是，如果讓醫生自己選，他們會不可避免地（即使也許是不由自主地）選擇某類病人，然後再用主觀的標準評價藥物在這些有高度傾向性的人群中的效果，因而造成構築在偏好上的偏見。
希爾提出解決上麵所說的偏向性的辦法是，隨機派分病人接受鏈黴素治療或服用安慰劑。通過隨機選擇病人消除分配病人時醫生的偏好，加強中立性，從而嚴格檢測假說是否正確。
希爾的隨機試驗成功了。鏈黴素治療組比安慰劑組表現出更好的效果，確定這種抗生素是一種新的抗結核病藥物。但也許更重要的是，希爾首創的方法被永久地奉為經典。對於醫學家來說，隨機試驗成了評價所有幹擾因素的最嚴格的方法，是最不容易產生偏見的方法。
朱布羅德被這些早期的抗菌實驗所激勵。20世紀40年代晚期，他也用同樣的方法來檢驗抗瘧藥，並且提出把它們作為國家癌症研究所檢驗新醫療方案的基本原則。研究所的試驗應該係統化：每次試驗要檢驗一個邏輯或假說的重要部分，得出是或非的結果。試驗將按部就班地進行：一次試驗的經驗教訓會引導下一次試驗，以此類推，不斷進步，直至白血病被完全治愈。試驗將盡可能客觀、隨機，清楚公正地分配病人和評估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