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形容的艱難。筆下出現的每一句話、每一個細節，不僅要在這個具體的地方是適當的，還要考慮在全書中是否適當……
工作進展已經在量上表現了出來。這方麵確定的第一個目標是突破13萬字。這是《人生》的字數，迄今為止自己最高的橫杆。突破這個數字帶有象征性的意義。
那麼，在寫作《水葬》的時候，自己有過多少藝術實踐呢？從1970年冬天開始業餘創作至1988年，已經18年，其間創作發表短篇及散文百餘篇，中篇小說8部。關鍵是剛剛出版了長篇小說《山祭》，並且獲得各方麵較多的好評，正是信心倍增、勇氣十足的當口。我保留至今的日記及厚本的創作原稿真實地記載了《水葬》寫作的情景。
書名最早叫《驛道古鎮——三條硬漢子與一個弱女子的命運》。改為《水葬》是寫完最後一章，將軍驛為石門水庫淹沒，一個百年古鎮伴著各色人物都將四散或消失，覺著更名《水葬》簡潔且更有意味，同時也與第一部長篇《山祭》有所呼應。
整篇小說的總綱是一張人物表，縱橫交織，關係用各種箭頭表示，有人物性格與命運的提示，有情節的進展與年月的界定，並不複雜，但確定了大致的框架。規模與字數打算與《山祭》相仿，20萬字左右，這樣比較有把握。
全書分30章，每章七八千字。原打算打草稿，後來一動手，隻覺得思緒如湧，相當順手，便索性一次性寫在500字的大稿紙上。每章僅寫百餘字的提綱或提示。從日記看，是1988年4月22日晚開始的，當晚寫完2000字的題敘。第二天，寫完第一章，7000字；第三天寫完第二章，7000字；第四天，6500字，第三章；第五天，寫7500字，第四章……
從4月22日開始，到6月14日結束，其中有幾天完成畢業論文，實際寫《水葬》的時間為38天，共22萬字左右。這期間，並不疲勞，相當愉快，且十分有規律，上午寫5頁，2500字，然後去食堂吃飯，當時北大校園夥食相當便宜，水餃一元錢一斤，吃四兩水餃，大廳後有不花錢的小米稀飯，一天兩元錢夥食還挺不錯。中午午睡一小時，起來再寫5頁，晚上寫5頁。當然，這期間沒有上街、過星期天、聊天，思想比較集中，幾乎可以說是一氣嗬成。
這部小說寫到中途，我曾讓幾個要好的同學讀過部分章節，請他們把握一下，評價都還不錯，這使我更有信心，完成後，放了10天，對整個錯別字進行了一次修正，便於6月24日送往中國文聯出版公司李金玉女士的手中。李金玉是負責西北片作者的責編，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京夫的《八裏情仇》均經她編輯出版。《水葬》之前，她曾編過我的中短篇小說集《隱密》，彼此已熟悉。僅隔3天，我是因事路經那裏，當時出版社還在東單，順便上去看看，不想李金玉女士卻告訴我，長篇她已經看完，並明白無誤地說：我看可以。
這當然使我大喜過望，寫作與出版都如此順利在我是首次。當然，後來李金玉女士又提出作些修改，我欣然同意，專程去了趟北京，取回稿件，又用了20多天時間，刪去枝蔓，增強人物的命運，但總字數沒有變化，仍是22萬字左右。這期間由於出現“六四風波”，所以作品又經過一次審訂，推遲至1991年10月與我另外交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紀實文學集《流浪者的奇跡》同時出版。兩本書的封麵設計與印刷裝幀都很精美，我十分滿意。
至今，我常常懷念寫作《水葬》時的那種激情，甚至懷疑一生隻能有這麼一次。冷靜思索，這部長篇恰是牽動我生命中最刻骨銘心的一段生活，帶出最熟悉的一群人物，無形中最符合創作規律也就最為順手。
轉瞬之間，《水葬》出版也已五六個年頭，於1993年獲陝西省“雙五”文學獎。其間還曾再版一次。我至今還保留著1994年10月河南鄭州中級法院的一份公函，內容是講查獲一個非法印刷點，專門印盜版書，其中發現7萬冊《水葬》，征詢作者有什麼要求。1995年我曾去南方一次，在無錫、蘇州、上海、杭州、寧波、嵊縣的大小書店乃至書攤都發現擺著《水葬》，與正版沒有多少區別，我自己也難分清。我的朋友王正是1993年去加拿大多倫多圖書館見到的《水葬》，足見印刷量不小。但並不說明這部作品就成功了，在我看來，倒是十分有必要檢討一下它的——
得失
《水葬》出版於1991年底，拿到手時已是1992年初，恰逢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隨著人們思想觀念的一次更大解放，神州大地再次掀起前所未有的開發熱、投資熱、經商熱……但我依然懷著對文學的虔誠，對朋友的信賴，把《水葬》及同時出版的傳記文學集《流浪者的奇跡》，中篇小說集《黑牡丹和她的丈夫》（漓江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分贈文友，希望得到他們批評，傾聽他們的意見。
其時，陳忠實正忙於寫《白鹿原》，接到的第一封信是路遙，時間是1992年3月27日，完全沒有想到這竟是最後的通信。
三本書都出得不錯，我因身體不太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閱讀完，我一定會用文字談論您，隻是在時間上盡量寬限我。就目前而言，您是陝西最有衝勁的作家，您諸事齊備，隻待東風，成功是肯定。您正箭在弦上，幹吧！
多年來對我的創作一直熱忱關注的文藝評論家韓梅村先生在《小說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萬字評論《水葬：告別昨天的歌》，他指出：
這不是一個一般的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愛情故事。這裏有曆史的複雜基因，現實的風雲變幻，古棧道特有的風俗民情，陝南山區獨具特色的自然環境；特別由於每個人所具有的不同命運曲線，所以這諸多因素一旦交織構合，便使整幅畫麵顯出一種深樸蒼涼的特質，而遠非任何複雜的愛情故事所能包容。
另一位年輕的文藝評論家、湛江師院副教授李珺平先生則在《喜劇世界》上發表了一篇《文壇水怪》，對作者整體作了一番評論，然後指出：
作家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水葬》除了保持以往作品清新婉約、旨遠蘊深的品格之外，許多章節又明顯流露出讓人驀然憬悟人生的哲理。明顯在《山祭》之後又前進了一大步。
一位愛好文學的青年記者閻誌林在上海《文學報》發了《秦巴赤子——記作家王蓬》（1993年9月2日），他指出：
《水葬》既有濃鬱的陝南農村生活氣息，又有對曆史社會嚴肅而深沉的思考，因而使其內涵變得恢宏浩大。關鍵是向人們傳遞出底層人民生活的狀態，作品觀察之細，體會之深非身臨其境不可為之，可以說是作家自身生命的真切感受。正是這點使人閱讀作品時能夠留下至深感受。
作品因以著名的褒斜棧道經曆的褒穀作背景，故而引起蜀道及石門石刻專家郭榮章先生關注，竟也在《漢中日報》（1992年5月9日）發表一篇文章《鄉土味濃的〈水葬〉》，文中指出：
近讀王蓬《水葬》一書，反映建國數十年來農村情景，揭示農村改革出路，最值得稱道的是，掙脫了多年的禁錮，刻畫了各階層真實的人物形象。此書描寫的故事，發生在褒穀南段的將軍驛，隨著石門大壩的崛起而被葬入水底。其實，水葬並非終結，書中主人翁翠翠與何一鳴的結合及倆人共同致力於新的振興之道，才是合情合理的歸宿，而這又是許多沉痛教訓換來的。讀王蓬小說，才真正感到泥巴味。這既是生活功底問題，也是作者的良知問題，同做學問一樣，來不得半點虛假。
女作家張虹也在一家刊物發表文章，她說：
從來沒有人把秦嶺山地寫得這樣靈動壯美。從來沒有人把山地人苦難嚴峻的生活寫得如此美麗如詩。希望《水葬》不僅僅淹沒將軍驛苦難的過去，也徹底淹沒一個荒唐的時代。
再是文藝評論家、教授、作家費秉勳、閻綱、王智量、聶震寧、曉蕾、李鳳傑、董得理、李星、田長山、楊誌鵬、查舜……亦紛紛來信。暢談他們對作品的看法，在肯定作品的同時，又一針見血地指出：
作品後十章寫得匆忙語言更靠近報告文學；對“水葬”事件沒有充分展開；對一係列政治運動排山倒海般地描寫與全書婉約的文筆不太協調；在結尾時對幾個人物命運歸宿還可以考慮得更周詳，更合理一些，另外，對抗日戰爭涉及的幾場戰役要交代清楚，這樣藝術的感染力與打擊力可能會取得比現在更好的效果……
對這些批評，我心悅誠服。其實，冷靜地回頭看看，缺點與局限遠不止這些，比如對古棧道的曆史背景，當時就很模糊；對石門石刻的價值也遠不及現在清楚；再是對人物的把握，對全局的構思，對語言的定位，對結尾的安排等等，都有許多值得商榷和修改的必要。
我也確實動過念頭把《水葬》再重寫一遍。並且已經取得了出版社及責任編輯李金玉女士同意，但一場大病使我打消了這個念頭。生命的流程尚且不可更改，何況一部作品。就讓《水葬》這樣存在吧，帶著它的缺陷和局限。因為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任何一部作品的得失成敗都同樣重要。
原載《秦嶺文學》1997年2期 責編 李鳳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