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約翰·彌爾頓（1608～1647），英國偉大的詩人和政論家。英國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參加者。他出生於倫敦一個公證人的家庭，曾求學於劍橋大學，當彌爾頓還是大學生時，就開始用拉丁文和英文寫詩和哲學論文，他的作品中充滿了清教徒的道德，同時也充滿了對古代文化、美國文藝複興和民間創作傳統的熱愛。
本文是彌爾頓1644年向美國國會提出的一篇演說詞，也是他精心闡述的眾多政論中最重要的一篇。當時，正值英國資產階級對斯圖亞特王朝的鬥爭取得初步勝利，革命陣營內部的資產階級上層分子長老害怕革命繼續深入，從而竭力控製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自由，力圖與王黨妥協。彌爾頓與此針鋒相對，為爭取言論出版自由，以這篇政論向國會大聲疾呼：廢除檢查製度！在這一不朽的名著中，處處洋溢著對理性和真理的熱愛與信任，體現了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
約翰·彌爾頓位列議會審議廳的先生們可以向共和國的當權諸公直接進言，但身居草野、沒有這種機會的人，如果看到有什麼可以促進公益的事情，便隻能筆之於書了。我想他們在開始這一不平常的舉動時，內心的變化和激動，自然是不小的：有些人懷疑它的結果，另一些人則顧慮將受到某種責難；有些人抱著希望，另一些人則對自己所說的深信不疑。至於我呢，過去由於論述的題目不同，這些心情中的每一種都可能在不同的時候對我發生過不同的影響；在目前這一篇前言中，也可能流露出某種心情對我影響最大；但我在寫出這篇演說，同時又想起我所呼籲的人時，便使我內心的支配力量產生了熱情。這股熱情遠比一篇序言所能引起的情感更令人欣喜，我迫不及待地把這一心情表白出來，但我的熱情如果是每一個渴望自由並設法促進國家自由的人都有的歡樂和喜悅，那麼，我也是無可非議的；下麵所提出的演說全文，雖然不能說是這些感情的勝利，但可以說是這些感情的證明。因為我們想獲得的自由，並不是要使我們共和國中怨訴從此絕跡，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獲得這種自由；我們所希望的隻是開明地聽取人民的怨訴，並作深入的考慮和迅速的改革，這樣便達到了賢哲們所希求的人權自由的最大限度。如果我能夠在此冒昧陳辭，這一事情本身就證明我們已經在相當大的範圍內，獲得了那種人權自由，而且獲得這一成就時是從以往徹底破壞我們原則的專製與迷信的深淵中，用超過羅馬人在光複河山中所表現的英勇達成的；那麼，毫無疑問，這首先應當讚美上帝我們的救主的大力庇祐；其次便要歸功於英格蘭諸位上議員和下議員的忠誠領導和不屈不撓的智慧，如果我們述說善良的人們和高貴的長官們的光榮事跡，上帝並不致於認為有損他的榮耀。你們的光榮事跡已經獲得如此巨大的進展，你們不知倦怠的美德已經使全國如此長久受惠，如果我現在才開始述說這些事跡，那麼，我在稱頌者中便可以公正地被認為是最遲緩和最不主動的一個。
我不否認，教會與國家最關切的事項就是注意書籍與人的具體表現，然後對於作惡者加以拘留、監禁並嚴予製裁。因為書籍並不是絕對死的東西。它包藏著一種生命的潛力，和作者一樣活躍。不僅如此，它還像一個寶瓶，把創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純淨的精華保存起來，我知道它們是非常活躍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極強的，就像神諸中的龍齒一樣。當它們被撒在各處以後，就可能長出武士來。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說，如果不特別小心的話，誤殺好人和誤禁好書就會同樣容易。殺人隻是殺死了一個理性的動物，破壞了一個上帝的聖像；而禁止好書則是扼殺了理性本身，破壞了瞳仁中的上帝聖像。許多人的生命可能隻是土地的一個負擔；但一本好書則等於把傑出人物的寶貴心血熏製珍藏了起來，目的是為著未來的生命。不錯，任何時代都不能使死者複生，但是這種損失並不太大。而各個時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複，這卻使整個的世界都將受到影響。因此我們就必須萬分小心，看看自己對於公正人物富於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進行了什麼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樣把人們保存在書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們看到，有時像這樣就會犯下殺人罪，甚至殺死的還是一個殉道士；如果牽涉到整個出版界的話，就會形成一場大屠殺。在這種屠殺中，殺死的還不止是塵凡的生命，而是傷及了精英或第五種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氣。這是殺害了一個永生不死的聖者，而不是一個塵凡的生命。當我在反對許可製的時候，不願讓人家說我又在偷運武斷專橫的許可製。我不厭其煩地從曆史上引證古代著名的國家關於製止出版界紊亂情況的辦法，然後追溯到這種許可製怎樣從宗教法庭中產生出來，再說明它怎樣被我們的主教們抓住，同時它本身又怎樣抓住了許多長老會的長老。
在我們這個世界中，關於惡的認識與觀察對人類美德的構成是十分必要的，對於辨別錯誤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我們如果想探索罪惡與虛偽的領域，又有什麼辦法能比讀各種論文、聽各種理論更安全呢？這就是兼容並包的讀書法的好處。
這種閱讀法的害處，一般認為有三種。現在不妨分別加以討論：
第一，兼容並包的讀法可能使毒素流傳。但照這樣說來人類關於一切世俗學術和宗教問題的爭論便應當完全取消，甚至連聖經本身也不應存在。因為這裏麵常說到非常粗野的瀆神事件以及惡人們非常不雅的肉欲。有時還說到最神聖的人如何用伊壁鳩魯的話急躁地埋怨天意。在其他大的爭論中，對一般讀者的解答都是模棱兩可而十分晦澀的。大家不妨去問問猶太法學者，猶太法典中到底有什麼東西那樣有損他們的邊注的體麵，以致使摩西和其他先知都不能讓他們把本文中的話說出來呢？正是由於以上的原因，天主教徒才把聖經本身列為第一類禁書。在聖經之下，接著應當禁絕的便是最古的教父著作。例如亞曆山大裏亞的克列門和歐西比烏斯寫的“接受福音啟示錄的準備”，都把外教人在接受福音之前的淫蕩事情一一數給我們聽，誰又不知道伊魯略、愛匹芳尼烏斯、熱羅尼姆等人所發現的異端邪說比他們能駁倒的要多，而且往往是異端的意見比他們更加正確呢？至於說外教中所有影響最大的作家（也可以認為是學術攸關的人）寫書時用的語言都是我們看不懂的，這樣說也沒有好處。因為我們很清楚，有些最壞的人是知道這種語言的。他們非常能幹，而且非常殷勤地把他們所吸收的毒素首先灌輸給宮廷中的朝臣，告訴他們最高等的享樂，並把非難罪惡的說法告訴他們。尼祿稱為宴樂總監的彼得朗尼阿斯可能就是這樣做的。阿列佐地方有一個臭名遠揚的惡棍，意大利朝臣們又怕他又喜愛他，這人的行徑可能也是如此。亨利八世也曾開玩笑他說某人“是地獄的代理人”，為了後代的緣故我不提出他的名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