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國外敵對勢力在我國西藏加緊了分裂活動，慫恿並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搞“西藏獨立”、企圖把西藏正式變為他們的附庸。印度在繼承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遺留的各種特權後，其駐拉薩代表處負責人黎吉生(英國人)為西藏地方政府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藏獻策。英國頻繁與美國密商西藏問題，派特務在拉薩和昌都等地搜集我情報等，而美國一些官員則叫嚷美國要擔負起支持和維護西藏獨立的責任。美國電台評論員托馬斯父子於1949年8月到西藏活動，一方麵致信杜魯門總統提出援助“西藏獨立”，一方麵致信西藏地方政府，提出要他們培訓遊擊部隊對付人民解放軍人藏。當時西藏地方政府也加緊了進行“西藏獨立”的陰謀活動，按照黎吉生的教唆，於1949年7月8日製造了罪惡的驅漢事件、還在英人直接幫助操縱下建立廣播電台，以藏、漢、英語播放煽動“西藏獨立”的言論，抵製解放軍進藏。9月，西藏官員會議製定了對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文武策略；11月西藏“外交局”致電毛主席，提出請不要讓解放軍越境人藏的無理要求；幾天後，當時主管西藏地方政務的達紮攝政與黎吉生、托馬斯密商後，確定西藏派“親善使團”分赴美、英、印、尼(泊爾)四國請求援助“西藏獨立”。西藏地方政府中的親帝分裂主義分子與美、英、印的勾結日盛一日，緊鑼密鼓地進行分裂活動，形勢非常嚴重。
這種分裂中國的罪惡行徑遭到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國人民人民的堅決反對。藏族人民的優秀代表桑吉悅西，在1949年9月9日發表“西藏全體同胞，準備迎接勝利的解放”的文章：其他一些藏族愛國人士也紛紛表態，十世班禪從青海致電毛主席、朱總司令擁護解放西藏，被達紮攝政害死的愛國活佛熱抓的進侍官員益西楚臣到西寧要求解放軍迅速解放西藏。
為了滿足西藏人民的熱望，維護國家的統一，使西藏人民盡早享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遠在外地的毛澤東感到“西藏人口雖然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作出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英明論斷，並於1950年1月2日毅然向中共中央和有關領導同誌提出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仍由西南局擔負。西南局提出方案報經中央和毛澤東後，進藏任務就具體落在十八軍(約近四萬人)和雲南、青海、新疆各幾百人到上千人的進軍隊伍的肩上了。爭取和平解放
中央和毛澤東下達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命令後，用什麼方式解決西藏問題成了人們首先關心的問題。
始終堅持民族平等、注重民族團結、反對民族歧現的中國共產黨，從全國人民特別是從西藏人民的利益出發，對於西藏這樣一個有許多特殊情況的少數民族地區，製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就是在西藏當局將和談大門關閉之後，解放軍不得不舉行昌都戰役時，中央也沒放棄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1950年8月23日，毛澤東在致西南局並告西北局的電服中指出：“期於10月占領昌都，這對於爭取西藏政治變化及明年進軍拉薩是有利的。”“如我軍能於10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放(當然也有別種可能)”。毛澤東確定的方針是，“今年不進拉薩，並將主力撤回甘孜”。解放昌都後，參戰部隊不但沒前進，有的還後撤至甘孜、玉樹一線。這都說明，我們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口號是真實的、有誠意的。
帝國主義侵入西藏後，一方麵奴役壓迫西藏人民，設機構，駐軍隊，建立通信設施，享受各種特權(如出口上稅，進口不上稅）；另一方麵極盡欺騙，誘惑、收買、拉攏之能事，培植親帝分裂勢力，鼓動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分裂祖國。對此，廣大人民群眾和部分上層人士是反感的。雖然帝國主義和西藏分裂主義分子陰謀搞“西藏獨立”，但英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均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當局內部有些人士也是主和的，西藏人民更是希望和平的；藏軍雖有不少特點，但實力根本不能和解放軍相比。因此，和平解放西藏不僅是最得人心的，而且是可能的。 中央在提出西藏當局派代表來談判的同時，還準備了具體談判條件。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遵照中央指示擬定了關於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方針、政策四條。在此以前，青海省委也擬定了與西藏當局談判的六項條件，5月17日，中央電示西南局和西北局，肯定了西南局擬定的四條，並指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針下和軍事進攻的同時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強政治爭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這裏”根本問題，是西藏方麵必須驅逐美英帝國主義侵勢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入藏。我們方麵則可以承認的政治製度、宗教製度，連同達賴的地位在內，現有的武裝力量、風俗習慣，概不變更，並一律以保護”。“總之，我們提出的條件，隻有利於進軍藏這個基本前提，在策略上應該使之能夠起最大度的爭取和分化作用。”中央要求西南局和西北局速各起草一個作為談判基礎的若幹條款，報中央定。西南局根據中央指示，由鄧小平主持起草出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的十項條件(亦稱十大政策)，5月27日報送了中央，中央於5月29日複電同意，毛澤東在第八條中增加了“及西藏領導人員”七個字，說明毛澤東非常重視對西藏上層特別是領導人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