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曾國藩猝然離世，環視當時政壇，也隻有李鴻章能擔當主持船政的重任。
李鴻章認為，辦輪船招商局首要在人才，尤其是那時候堪稱技術密集型的航運企業，沒有懂得航運的人才，再好的方略也是奢談。他“博訪周密”，最終選定朱其昂，後者出身沙船世家，家富巨萬，擔任著四品銜實職的海運委員，專門負責漕糧海運，亦官亦商，實在是難得的人選。
有趣的是，由李鴻章創辦的各大洋務企業的主持者，清一色是有官方背景的大商人或大買辦，簡稱就是“紅頂商人”。在李鴻章等洋務大僚心目中，商人本性逐利，任用沒有官方背景的商人，會對洋務事業構成威脅。而“紅頂商人”熟悉近代化企業的模式與運作程序，又熟諳官場的規則，自然能在帝國體製裏遊刃有餘。
朱其昂回上海緊張籌備，邀請滬上著名大商加盟，包括兩位“紅項商人”：徽州籍錢商兼大絲綢商胡雪岩（胡光墉）和大茶葉商李振玉。1872年11月，朱其昂向外商購買鋼質客貨兩用船“伊敦”號，可載客134人，載貨590噸。這是中國民族航運業的第一艘現代商輪，自此，招商局開始組建中國近代第一支商船隊。1873年1月17日，上海洋涇浜南永安街（今黃浦區永安路）上鑼鼓喧天，鞭炮齊鳴，輪船招商局終於成立。
但胡雪岩以擔心“洋商嫉恨”為由並未入股，其實是想單幹，日後他也確實有意獨自興辦輪船公司。此外，胡雪岩的政治靠山是左宗棠，與李鴻章在感情上多少有些疙瘩。李鴻章後來數次欲挽留胡雪岩加入招商局，皆遭婉拒，這也為胡雪岩最終敗落埋下伏筆。兩位同年（1823年）出生的安徽人，一為疆臣之首，一為華商之冠，在創辦輪船招商局這件意義深遠的大事上未能合作，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
官督商辦 成敗蕭何
與此同時，李鴻章給總理衙門信中的一段話“應仍官督商辦，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約議，悅服客商”，成為專製的大清帝國裏官督商辦體製的依據。官督商辦的招商局，為古老中國破天荒地引入西方式的公司股份製，以及後人所熟悉的企業運營和管理模式，包括市場競爭、注重資產負債而不是隻重現金流的會計做賬法等等。
隨著洋務運動興起，近代工商業迎來投資黃金期，大量的私人資本湧向上海，尋找投資渠道。官督商辦的招商局由於有官方保證，每年都能獲得至少10%以上的收益。如果一位投資者在1873年入股100兩銀，每年都能獲得所謂“官利”10兩，到1882年時則漲至90兩，這還不包括每年的分紅和拆股。
李鴻章設想將招商局“做成鐵板模樣”，以此為基礎推動洋務事業向縱深發展。由招商局延伸投資創立的近代企業，包括中國第一家大型煤礦開平礦務局、第一家機器棉紡織企業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國第一家鋼鐵煤炭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開創的領域有保險、對外貿易、內河航運、造船工業、船舶打撈、石油運輸、電報通信、機器製造、白銀開采、鐵路、油料加工等；教育方麵，1892年和1896年先後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和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
李鴻章位高權重，是招商局最大的庇護者，充分發揮了“官”的優勢。從1870年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起，至1895年甲午戰敗去職，他一直不遺餘力地支持和精心嗬護輪船招商局，沒有其一力運籌帷幄，輪船招商局的創立至少要滯後10年，甚至就此夭折。作為李鴻章主導的洋務運動向“求富”轉折的標誌，招商局成為“四十年最得手之文字”。百餘年後，2006年12月1日，招商輪船登陸滬市證交所，代碼的後四位正是1872，絕不僅僅是巧合。
李鴻章不是商人，但官督商辦是其發明創造，集中了他在中國建立近代經濟體係的思想精髓。如何把龐大的華商資本吸納到近代化過程中來是最重要的一環，否則由清政府主導的洋務運動就無法深入，中國的近代化也會出現一個斷層。
官督商辦這種新體製，從外部看有“官督”，從內部看有股東大會和商董之間的相互製衡，此外還設立查賬董事，但是查賬董事並未得到落實，而且李鴻章遠在天津和保定扥直隸總督府，隻能在局務大政方針上加以批示，不可能事事過問，對股東大會和商董幾乎起不到鉗製作用，縱容了決策者的腐敗行為。早期決策者廣東香山買辦幫的唐廷樞、徐潤，在公司中的權力基本不受製衡，發展到後來的督辦江蘇常州府人盛宣懷，更是一手遮天。
這方麵的主要表現，一是用人浮濫，招商局雇用人數是同規模外企的3倍；二是損公肥私，如1879年汕頭分局發生侵吞公款案，李鴻章不得不親自進行處理；三是賬目不清，唐廷樞挪欠公款7萬餘兩，徐潤在宣布破產時虧欠16.2萬餘兩，後來一度讓偌大的招商局沒有分毫庫存現銀，幾乎倒閉；四是海難頻繁，由於管理混亂，僅1883年一年之內，便連損“美利”“興盛”和“懷遠”號三條江海大輪，令招商局備受重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