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博士《天人三策》第一擊“新王改製”，捍衛了西漢王朝的合法性，給年輕的新君吃了一粒定心丸。因此，深得少年天子的欣賞。
《天人三策》第二點，“大一統”。所謂“大一統”，就是高度重視天下統一。這個觀點得益於董博士三年不窺園，曾定點攻克《春秋公羊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這一點與武帝的政治理想一拍即合。景帝一朝“七國之亂”堂堂大漢竟賴和親苟安，這些都令他痛恨不已、如鯁在喉；中央集權，一統華夏，是漢武帝一生孜孜以求的夙願。
《天人三策》第三點，“興太學，舉賢良”。任何時候，人才都是稀缺資源；所以，古有伯樂，今有獵頭。怎樣發現人才？邂逅？大海撈針。世襲？良莠不齊。隻有將選才製度化、規範化，才能保證人才輸送的長期、有效。董仲舒就是憑“舉賢良”脫穎而出。董仲舒將前人積累的經驗向前推進一步。讓“舉賢良”成為一種定期的人才選拔製度：要求每兩年，麵向全天下的儒生，進行一次海選，廣招賢士。（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
古語說：授人魚不如授人以漁。與其送你一條魚，不如教你捕魚的方法。“舉賢良”無疑是董仲舒教授漢武帝如何“捕魚”的。除此之外，董博士還有妙招，教漢武帝如何“養魚”。
這就是“興太學”，培養人才。太學就是設立在京城的國家最高學府（古之王者明於於。是故，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仲舒建議設立的太學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所國立中央大學。到了隋代，太學之外又成立了國子監，國子監既是最高學府又是這個最高學府的管理機構。當然，太學完全不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它僅指設於京城的最高學府。設庠序以化於邑。而當時在京城之外也開辦了很多學校。
董仲舒還建議諸侯、郡守等高官、每年必須向國家推薦兩名人才，並以此考察大臣的識別能力。如果舉才不當，則要處罰推薦者（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董仲舒將舉賢製度化（歲貢各二人），是一個重大創舉。隻有舉賢製度化，才能使人才輩出。
這種舉賢製實際上就是漢代的察舉製。
中國古代的人才選拔大體經曆了六個階段：遠古社會的“選賢任能”製，周代的“世卿世祿”製，春秋戰國秦漢初的軍功爵祿製，漢代的察舉征辟製，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以及自隋代以來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製。
《天人三策》第四點，“尊儒”。現在我們一提董仲舒，就會想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這話不是董仲舒說的，《天人三策》中的原話是：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隻要讀“六經”就行了，其他的課外書就不要讀了，好好學你們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吧。“六經”實際上是五經，《樂》經春秋戰國以後就失傳了。好了，現在儒學就是各位的糧票！做官、做人一個都不能少。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其實，最難約束的不是行為，而是思想。為此，秦皇漢武，啟動各自的智囊團，打出截然相反的“文化牌”。秦始皇焚書坑儒，不準讀書，漢武帝允許讀書，卻隻準讀儒家的一類書。（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天人三策》第五點，“更化”。董仲舒提出的“更化”，就是“改革”。為什麼秦朝如此短命？為什麼大漢發展緩慢？董仲舒認為：漢朝得天下後，一心想打造一個超級帝國，但未能如願；問題就出在該改革時沒改革（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
看來，董博士的《天人三策》洋洋灑灑，從儀式的鼎新，到行政的革故，既有比較研究，又有第一手的考察資料，故而聽著好聽，用著好使。難怪，武帝粲然。
“唯有儒家活水來”
《天人三策》是書生開出的治國藥方，五味對策，直指漢王朝五大病灶，脈把得準，句句切中要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是石破天驚。西漢開國以來，以竇太後為代表的傳統型領導，一貫奉行黃老之學，崇尚無為而治；董博士的“尊儒”貿然插足，格格不入。為什麼漢武帝甘當不肖子孫，“獨尊儒術”呢？儒家果真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門嗎？
我們不妨從諸子百家思想中，逐一分析。
首先，我們看法家。法家學說是封建帝王最推崇的。為什麼？法家的核心精神是高度重視國家利益，輕視個人利益；不講“人治”，追求“法治”。“國家利益”說起來冠冕堂皇；實際上，國家就是聯家，國家利益也不過是皇帝一家人的利益。但是，僅靠嚴刑峻法，必然亡國。秦朝的滅亡給後來者敲了一記警鍾。群眾不是群氓，完全無視民眾意願，他們會揭竿而起。硬“來”不行，不“來”更不行。怎麼辦？披上一件溫情的外衣吧。這件外衣就是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學。漢武帝在位54年，對匈奴作戰44年。窮兵默武，勞民傷財，隻有法家提倡的高度中央集權做得到。如果既想規避法家旗號的政治風險，又要高度中央集權，試試董博士新新儒學吧，既仁義，又有“大一統”，兩不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