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猜測馬上得到證實，陳留王當即送來天子紋衣，還有裝飾皇冠用的貂蟬、鶡尾等物，惠帝這才得以穿戴整齊的在鄴城亮相。
成都王的精心布置最後隻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想借此扭轉輿論的目的並沒有達到。當時也好，後人也好，都認為“蕩陰之役”咎在成都王，都認為惠帝是成都王的俘虜，《晉書》中將北征的軍隊稱作“王師”，成都王與“王師”作對，自然就是叛臣。
平心而論，這件事上成都王其實有點冤，他指出禦駕北征並非惠帝本意，而是受他人挾持，這確實是事實，但社會輿論其實並不關注是否符合事實，它隻表達輿論傳播者的情緒而已。
成都王有三個問題經不起詢問：
一、 如果成都王是忠臣純臣，怎麼忍心將天子的萬乘之體置於槍林箭雨之中，而惠帝果然就在戰鬥中挨了三箭、傷了臉頰，差點喪命？
二、 如果隨扈北征的都是劫駕的逆臣，那該如何解釋嵇紹的舍命救駕？嵇紹的血不是潑在惠帝的龍袍上，而是潑在了成都王的臉上，洗都洗不掉。嵇紹死後隨即被公認為忠臣的典範，以至於成都王的盟友河間王也不得不作出姿態，要上書追贈他為司空，進爵為公；後來晉懷帝、晉元帝都先後給嵇紹追贈官爵，嵇紹最後被定爵為侯，官職為太尉，諡號為“忠穆”。四百年後，唐朝人奉旨修撰《晉書》，嵇紹的傳記被列入《忠義傳》，排列第一。
三、 自從被立為皇太弟那天起，成都王的野心就昭然若揭，篡位自立隻是時間問題，如今將北征詮釋為惠帝為了自保而先下手為強，這也無不可啊。
車駕進入鄴城的當天，成都王就讓惠帝宣布大赦，改元，這已是當年的第三次大赦、第二次改元。改元並不是新鮮事，令人詫異的是新年號竟然叫“建武”，惠帝從洛陽來到鄴城，無論詮釋為被挾持也好、禦駕親征也好，都是灰頭土臉的事，與“建武”兩字根本扯不上關係；反倒是成都王打擊了禁軍俘獲了惠帝，正在耀武揚威。
很明顯，“建武”兩字不是說惠帝建立了新的武功，而是在誇耀成都王的強盛武力，這個跡象無比清晰地透露了成都王想做皇帝，並且他已經急不可耐。
成都王已等不得惠帝回鑾，到洛陽再進行禪讓了，他打算撇開盟友河間王，以一己之力完成篡位。要做皇帝，首先當然是令天下歸心，成都王派人去東海國，試圖招回遁逃的東海王，東海王當然不會傻到自投羅網，沒有應征。鞭長莫及，成都王也拿他沒辦法。
成都王接下來在鄴城裏搞整肅殺一儆百，以防止正式禪位時有人跳出來掃興，不幸淪為祭物的就是此前曾勸成都王出城投降的東安王司馬繇。八月初二，戊辰日，即惠帝入鄴後的第九天，成都王收押了東安王，公然在鄴城菜市斬首。
以東安王的顯赫身份，他的死當然震撼整個鄴城，群臣是否因此變得更加識趣了，這不得而知，因為成都王預謀中的禪位並沒來得及發生，但東安王的死卻促成了另一個皇帝的誕生。
司馬睿當年二十九歲，他十五歲時那年，父親司馬覲、也就是第二任琅琊王病逝，司馬睿嗣位成為第三任琅琊王。司馬睿韜光養晦，“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沈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跡”，因此始終默默無聞，“時人未之識焉”。此前司馬睿一直在洛陽，蕩陰之役後與惠帝一同變為鄴城的俘虜。東安王是司馬覲的弟弟，也就是司馬睿的嫡親叔父，他一死，鄴城內最驚惶不安的就是司馬睿，這時幕僚王導勸他逃出鄴城，回琅琊封國去。
司馬睿連夜遁逃。據說當天夜晚月明星稀，鄴城防備嚴警，司馬睿無計可施，突然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守軍躲雨不暇，司馬睿趁機出城。
出了城仍有危險，原來成都王為了防止那些挾持來的朝臣遁逃，設下關卡，禁止顯貴官宦通過。司馬睿逃到河陽，被關卡擋住了去路，幸好有個叫宋典的隨從十分機智，他用馬鞭敲敲司馬睿，打趣說：“舍長，有令禁止貴人過河，你怎麼也被攔了？”關吏一聽來人身份僅是個舍長，於是開關放行。
司馬睿先到洛陽接了母親夏侯太妃，然後火速回到琅琊國。如此一來，琅琊王就堅定地投入了東海王的陣營，日後被委任管理江南，因緣際會成為晉朝的中興之君。
東安王的被殺與琅琊王的遁逃，對兩晉曆史意義非凡，但在成都王心裏並不算什麼大事。成都王正沉浸在皇帝夢中不能自拔，他已在鄴城南郊祭過上天，並且已在安排新朝的文武百官。
天不遂人願，僅僅數天之後，幽州都督王浚的軍隊就打到家門口了。五、 黃頭鮮卑入鄴都
王浚是當年害死湣懷太子司馬遹的元凶之一。背負著這個原罪，此後幾年他一直蝸居在東北偏遠的幽州薊城，不敢踏進中原。後來趙王篡位，王浚的立場是中立、兩不相幫，這個坐山觀虎鬥的姿態令成都王很不滿。那時王浚盤踞幽州已久，勢力穩固，並且還與當地的鮮卑、烏桓等一些武力強大的異族結成盟友。成都王存著討伐王浚的念頭，卻沒有必勝的信心，因此將計劃擱置。
趙王死後，中原內戰打得亂七八糟，王浚雖然沒有輕舉妄動，但是心裏的野心早就生根發芽，他進一步鞏固與鮮卑等異族的關係，將兩個女兒一個嫁給段氏鮮卑的段務勿塵，另一個嫁給宇文鮮卑的宇文蘇恕延；王浚還替段務勿塵討得遼西郡公的爵位，如此一來，段氏鮮卑更對王浚死心塌地了。
隨著王浚越來越強大，成都王對王浚的嫌忌也越來越深。兗、冀兩州是成都王的勢力範圍，幽州就在冀州的背後，背後潛伏著如此強大的一個敵人，成都王芒刺在背，必欲拔之而後快，而王浚有染指冀州進軍中原的企圖，卻被成都王擋住了去路。因此兩位都督之間發生戰爭已是必然之勢。
最後忍不住先下手為強的是成都王。在長沙王死後不久，成都王得到消息，說王浚暗地裏很替長沙王抱不平。這個消息真假與否如今已經無法證實，長沙王曾在冀州常山國蟄伏近十年之久，如果在這段時間裏他與王浚暗中往來、互相利用，也並非沒有可能。
成都王得悉王浚的態度，殺心又起，接常理當朝丞相想殺地方都督，隻需要一紙詔令將他召到京城，剩下的就是廷尉的事情了，但是晉末的情況特殊，成都王隻要召王浚進京，王浚立馬造反。成都王總想以最小的代價達到目的，此前他就曾派人行刺長沙王，這次他又故技重施，向幽州派出了一位刺客。
這位刺客是汝南人和演，此前是成都王的右司馬，如今被任命為幽州刺史。前任幽州刺史石堪則被召回，成為成都王的右司馬。和演前往薊城赴任，成都王囑咐他找個機會除去王浚，統領幽州兵。
和演到了薊城，發現王浚的勢力盤根錯節，在城內無機可乘，於是決定將他賺出城去；同時和演又發現薊城官員全是王浚耳目，於是隻好尋找外援。當時活躍在薊城周圍的有鮮卑段部、鮮卑宇文部、烏桓。鮮卑段部、宇文部較強，但他倆都是王浚的兒女親家，和演隻好退而求其次，結交烏桓。
烏桓據說與鮮卑同出一源，都是東胡的後裔。東胡在先秦時期曾稱雄於北方，西漢初，東胡被匈奴打敗，故土被匈奴占領，族人流離失所，其中一支就東遷到了東北苦寒之地。漢武帝大挫匈奴，又將一部分東胡遺民遷至白山黑水之間，並且專門設立“護烏桓校尉”來管轄此地。
世仇匈奴在兩漢沉重打擊之下，趨於沉落，於是鮮卑、烏桓等原東胡諸部又重新興起，烏桓在東漢後期盛極一時，勢力範圍東至並州、西到遼東、南至冀州。東漢末，袁紹與曹操爭做北方霸主，烏桓站在袁紹一方，官渡之戰後，曹操追擊袁氏，袁紹的兒子逃到烏桓的地盤，曹操於是征討烏桓。此役烏桓慘敗，包括單於蹋頓在內的諸多貴族成員被殺，投降曹操的部眾有二十餘萬之多，曹操將降眾內遷，分別散居於並州、幽州。烏桓從此一蹶不振，烏桓故地不久被鮮卑占領，殘留故地的烏桓人也逐漸被鮮卑同化。
和演要結交的烏桓，就是當年烏桓降眾的後代，他們在幽州可謂寄人籬下，並不很強盛。當時的烏桓單於叫審登，和演投其所好許以重賞，說得審登心花怒放，當即答應與成都王結盟，定下暗殺王浚的計劃。
按照計劃，和演將邀請王浚一同去遊覽薊城南部的清泉水，審登則在清泉設伏。由於王浚對和演也頗多提防，隨行護衛十分周密，所以和演打算與王浚合鹵簿（即合用同一儀仗隊），趁機接近然後誅之，同時審登伏兵殺出，驅逐王浚的護衛。
從薊城到清泉有兩條路可走，當天和演與王浚各走其一。出發前還是晴空萬裏，途中卻風雲變色，下起了暴雨，王浚半道而返，和演與審登全身濕透，弓弦箭囊都浸水膨脹，無法使用，隻好中止行動，沮喪而歸。
審登當初答應和演其實是一時衝動，也可能是酒酣之餘壯了膽氣，酒醒之後審登就感到了後怕。倘若暗殺成功，和演的諾言是否能夠兌現是一個未知數，鮮卑段部與宇文部都比烏桓強大，治理幽州必須依靠他們，即便將來有好處，也是他們得大頭，烏桓得點殘杯冷炙；倘若暗殺不成功，那麼王浚的報複足以使烏桓全族滅亡。
審登越想越怕，但是有言在先，隻好硬著頭皮跟和演出兵。這場大雨突如其來，審登認為這是老天在保佑王浚，他對烏桓同胞說：“和演圖謀王浚，將要成功之時突然天降大雨，這是上天在幫助王浚啊。違天不祥，我不可再與和演同謀了。”
於是審登向王浚告密，王浚大怒，發兵與審登一起包圍和演，和演在幽州的勢力不堪一擊，隻好舉著白旗向王浚投降。王浚將和演斬首，將幽州全部兵馬劃歸到自己麾下，然後馬上調兵遣將，準備攻打成都王。
恰在此時，惠帝禦駕北征，傳檄四境。此事不僅給王浚送來一個絕佳的出兵借口，還送來了一個絕佳的盟友。
這個盟友就是並州都督東嬴公司馬騰。王浚有兩個理由與東嬴公結盟：一、 東嬴公是東海王的親弟弟，所以注定是成都王的敵人，對於王浚而言，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二、 王浚的私生子身份使他在家族中被人瞧不起，但他畢竟是太原王氏的一分子。太原王氏是西晉一等一的門戶，不過到了晉末有點中落，代表人物王渾、王濟父子先後逝世，餘下王湛等人名聲不顯，唯一位高權重的太原王氏子弟就是王浚，因此維護門戶安危是他推辭不了的義務。太原郡隸屬於並州，就在東嬴公的轄區內。
王浚與東嬴公相約共同起兵，從幽州、並州兩個方向進攻鄴城。王浚的軍隊由鮮卑段部、烏桓部眾與幽州兵組成，王浚任命主傅祁弘為前鋒，領步騎兩萬人先行，自己領主力後續。
當時鮮卑騎兵的悍勇天下聞名。匈奴騎兵同為天下精銳，但是據《晉書·李矩傳》裏形容，匈奴人一向懼怕鮮卑人，甚至到了遠遠看到鮮卑騎兵，就不戰而走的地步；《晉書·邵續傳》裏描述說羯人石勒也很畏懼鮮卑，曾有一次石勒正在圍攻邵續，聽聞鮮卑段文鴦即將趕來支援，竟然帶著八千騎兵棄陣而走。
史籍記載也許有誇張之處，但是鮮卑騎兵能征善戰那是肯定的。祁弘借道冀州，一路摧枯拉朽，冀州刺史李毅派兵試圖阻擊，結果被祁弘輕易突破防線，打通冀州。
王浚軍隊向前推進的速度實在太快，因此和演的死訊與冀州失守的消息差不多是同時傳到鄴城的。當時蕩陰之役已經結束，成都王正急於殺東安王做皇帝，聽聞戰報大吃一驚，勿忙派出北中郎將王斌去狙擊祁弘，王斌出發後不久，成都王想到此番敵人非同小可，於是又派出右將軍石超作為後援；同時，成都王派出了王粹去進攻東嬴公。
即使派出了三支軍隊，成都王依然無法感到安全，他的擔憂形於顏色，結果就給別有用心之人提供了可乘之機。
這個人就是匈奴劉淵，他名為晉朝的臣子，實際上卻是晉朝的人質。從曹魏鹹熙年間起，他就作為擔保族人不會反叛的人質，到洛陽過起受監視的生活，此後從洛陽到鄴城，他始終隻是一個人質，晉武帝也好成都王也好，都將他看做潛在的敵人而處處提防。
“八王之亂”開始後，中原漢人自相殘殺，晉朝廷日愈孱弱，原本臣服的各異族都萌發野心蠢蠢欲動，強國之餘的匈奴當然不例外，他們秘密推舉了劉淵為大單於，試圖恢複匈奴故國。所以劉淵身在鄴城卻歸心似箭，他曾找出種種借口要返回並州的匈奴部落，但都被警覺的成都王識破。此前不久，劉淵還請求還鄉參與葬禮，再次被成都王拒絕，劉淵雖然懷恨在心，但是無計可施。
如今成都王大難臨頭，心神大亂，劉淵的機會就來了。
劉淵對成都王說：“並州、幽州二鎮放肆跋扈，擁眾十餘萬進犯鄴城，兵力如此強盛，恐非殿下的宿衛軍與鄴城士眾所能抵禦，請殿下派我回並州，我將招集五部匈奴，共赴國難。”（注：魏武帝平定北方，將匈奴分解為五部，派遣漢人進行監督，晉朝延續了這一政策。）
成都王又驚又喜，一時不敢相信匈奴會發兵救援，他問：“五部匈奴真的會來麼？即使能來，鮮卑、烏丸疾如風雲，能抵擋得住麼？”成都王這時明顯缺乏自信，已經想到逃跑，他接著說，“我想奉乘輿返回洛陽，先避其鋒芒，然後再傳檄天下，招集義兵共討逆軍。你意下如何？”
聽到成都王想逃，劉淵表示反對，說道：“殿下是武皇帝之子，又曾為王室立下大功，威名遠播四海，天下人無不想為殿下賣命效力，殿下留在鄴城豈會有難？王浚不過是個豎子，東嬴公是宗室疏族，這兩人又豈能與殿下爭衡？如果殿下離開鄴城，那就是示弱於人，到時候軍心動蕩後有追兵，恐怕未必能夠到達洛陽。即使能到達洛陽，敗軍之將不可言勇，殿下又豈能繼續掌握威權？到時候殿下傳檄天下，又豈會有人奉這紙檄尺書？”
曉以利害之後，劉淵把胸脯拍得呯呯響，說：“東胡人再勇悍，也比不過我們匈奴。請殿下放寬心，隻管在鄴城安撫士眾，這兩個逆賊交給我來處理。我將用二部匈奴摧毀東嬴公，再用餘下三部匈奴直取王浚首級，勝利指日可待。”
成都王已是病急亂投醫，聽聞此言就如抓住救命稻草，大喜過望。他當場任命劉淵為北單於，讓劉淵回並州收攏匈奴五部，救援鄴城。
成都王這一時的失察，給後世帶來深重的苦難。劉淵回到並州，很快就糾集匈奴軍隊數萬人，但成都王是永遠不可能盼到這支援軍了，劉淵很快就自立政權，做起了皇帝，直到五年後劉淵病死，他的直屬軍隊都沒有與王浚發生過戰爭。
且不說劉淵陰謀得逞回並州複國，僅說前方戰況，那是一敗塗地。
北中郎將王斌首先錯失了戰機，當他遭遇敵軍時候，東嬴公與王浚已經完成會師。兩方合擊王斌，王斌理所當然的遭遇慘敗。
打潰了王斌，東嬴公回師並州，邀擊遊蕩而來的王粹；王浚則繼續北進，目標鄴城。
王粹的軍隊很快被東嬴公擊潰，不過東嬴公再也沒有機會繼續進攻鄴城了，他隨即就被崛起的匈奴勢力拖住手腳，泥足深陷，最後被匈奴逐出並州。
沒有東嬴公的援手，王浚僅憑一己之力也足以置成都王於死地，他的軍隊在鄴城正北百裏處的趙國平棘與石超部決戰。石超的軍隊實際已是成都王最後的防線，但這道防線還是被突破了，石超逃回鄴城，王浚的前鋒騎軍一直追到鄴城城牆下。
前所未有的恐慌降臨鄴城，上上下下亂成一團，王公貴戚也好普通士卒也好，各謀生路四散逃走，盧誌勸成都王放棄鄴城，帶惠帝去洛陽。當時鄴城尚有士卒一萬五千人，盧誌已經部署完畢，如果成都王按照盧誌的安排及時撤退，也不至於像後來那樣逃得如此狼狽，緊要關頭偏偏程太妃又出來搗鬼，老太太軟磨硬泡，就是不願意離開鄴城。時機稍縱即逝，一萬五千士卒很快逃得隻剩下殿中虎賁千餘人，盧誌使勁勸成都王快做決斷，程太妃說不忙，她認識一個聖人，可以作法趕走王浚。
聖人於是被請上殿來。聖人是一個姓黃的道士，他喝了兩杯酒，裝模作樣的使了幾道咒語，很瀟灑地拋杯而去。
程太妃他們等了一會兒，隻等到殺聲越來越近，甚至可以聽到有鮮卑大聲呼喝的鮮卑語，程太妃這才慌了神。此時千餘殿中虎賁也全都逃散，隻餘下帳下騎兵數十名，成都王帶著程太妃先逃；盧誌找來幾輛鹿車（所謂鹿車即是手推車），司馬督韓玄又找來百餘個黃門太監，一同去接皇帝。
惠帝幾天前剛做了俘虜，此次又要逃跑，很不樂意，他問盧誌：“何故散敗至此？”
盧誌懶得與他廢話，隻通知他事態緊急，盧誌說：“賊去鄴尚八十裏，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
惠帝點點頭，說：“甚佳。”
盧誌想佳你個頭啊，趕快逃吧，於是找到一輛牛車，載著惠帝出城與成都王彙合，向洛陽方向逃命。
惠帝這一路備嚐艱辛。
因為身後有烏桓追兵，大家隻是奪路逃命，除了防身武器其餘都沒顧得上帶。追兵一直追到朝歌才無功而返。
後無追兵，心情陡然輕鬆，輕鬆之後，大家才發現自己早已饑腸轆轆，荒郊野外根本找不到食物，隻有忍饑前行。夜晚，一行人止宿於道中客舍，皇帝嚷著要用膳。幸好有個太監在隨身被褥中藏了三千私房錢，惠帝趕緊向太監借錢，派人去周圍民居買飯。
買回來的食物是一升多粗米飯，還有一些蒜頭鹽豉之類的家常佐菜。若在平時，這些庶民的食物在惠帝與成都王眼裏肯定是粗劣得無法下咽，但在此時惠帝餓極了吃什麼都是香的。當天惠帝吃完粗米飯，就睡在太監隨身帶的粗布被褥中。
第二天，一行人到達了汲郡獲嘉縣。依然隻有粗米飯，盛在瓦盆裏，惠帝一口氣吃掉兩盆，當地百姓還進供了一隻蒸雞，相信這是惠帝此生吃過的味道最鮮美的雞肉了。淪落到這番境地，惠帝應該不用別人教導，也能獨自回答“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這麼一個經典的問題了。
一行人繼續前行，出汲郡入河內郡，路過溫縣。溫縣是司馬氏老家，埋著司馬氏的列祖列宗，惠帝按禮要去謁陵。惠帝出現在祖宗墳前時毫無儀容可言，風塵仆仆神情委頓衣冠不整，一隻腳上有鞋，另一隻腳上的鞋卻不知遺失到哪裏去了。不得已，惠帝隻能屈尊穿上隨從的鞋，跪在祖宗墳前號啕大哭，在場所有人都忍不住跟著痛哭不已。
有理由相信，此時在深沉的地底，司馬氏的列祖列宗也正在陪著地上的子孫們嗚咽慟哭。應該有一個難解的疑問縈繞在每個人心頭：
這是為什麼？怎麼會淪落到這般悲慘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