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立了皇帝，組建了政府，張昌就不再是普通的流寇。他的影響力迅速擴散，向西覆蓋漢江流域，向東直至長江下遊，涉及豫、揚、江、徐四州（惠帝元康元年，從荊州、揚州劃出十個郡，另立江州）。張昌散布謠言，說：“江淮已南都試圖反逆，如今官兵大起，要殺光江淮以南的百姓。”謠言快速傳開，整個南中國人心惶惶，許多人也跟著揭竿而起響應張昌，旬月之間，張昌新收附的士卒就過三萬人。可能是受荊楚地區的某種巫風影響，張昌軍隊的士兵都穿著火紅的帽子，剪下馬尾巴粘在臉上做髯須。
流民叛亂如火如荼進行，而新野王始終龜縮在樊城，除了向洛陽報急毫無作為。此時長沙王正在替李含與皇甫重排解糾紛，蜀中未平關中正亂，如今荊州也出了狀況，長沙王焦頭爛額，他對新野王的回應是：下詔命令監軍華宏出擊戡亂。實則就是寄希望荊州軍自行解決問題。
可惜華宏很令人失望的吃了敗仗，他在江夏郡北部的障山被張昌擊潰，狼狽逃回樊城。新野王嚇破了膽，連忙再次上書洛陽求救，他說：“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手下兵卒數以萬計，個個絳頭毛麵猶如鬼魅，其鋒銳不可當。請陛下快速調集諸軍，支援荊州。”
長沙王這才意識到問題嚴重，隻恨洛陽兵力早已捉襟見肘，長沙王隻好再次使出見力打力的辦法。他讓惠帝發出四道詔令：一道是命令河間王派出雍州州兵一萬、西府兵五千，由雍州刺史劉沈率領，出藍田關南下戡亂。沒想到河間王不奉詔，留兵不發。劉沈看不慣河間王擁兵自重的行徑，自己領著一萬州兵打算出關，結果剛到藍田就被河間王趕上，奪了兵權。長沙王聞訊又恨又無奈，隻好妥協讓劉沈回雍州，這道詔令作廢。
第二道詔令是任命屯騎校尉劉喬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發豫州兵西進。劉喬是名副其實的漢宗室後裔，他年輕時參加過渡江平吳之戰，是兩朝老臣，頗有聲望。這道詔書實際是向範陽王借兵助剿，一來當時張昌已對豫州構成極大威脅，二來範陽王在豫州的根基不如河間王在關中那樣牢固，所以範陽王不敢像河間王那般跋扈，劉喬得以順利接任刺史，並且順利出兵，為平定荊州立下大功。這道詔令對於豫州局勢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日後劉喬與範陽王反目，根源就在於此。
第三道詔令是命令前將軍趙驤帶領八千禁軍南下。
當時宗岱已經在蜀中病逝，荊州刺史空缺，第四道詔令的內容是將寧朔將軍劉弘從北方調往荊州，擔任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隨趙驤一共南下。這道詔令授權劉弘調度趙驤前軍、荊州州兵與南蠻校尉的府兵，長沙王此時已經覺察新野王不堪大任，因此派出劉弘全權負責荊州軍事。
就在劉弘、趙驤向荊州進發的同時，張昌積蓄了足夠的力量，向新野王展開反攻。張昌自領主力進攻襄陽郡，同時他派出兩支偏師：一支由偽都督黃林率領，人數為兩萬，向東北方向進攻豫州；另一支由偽別率（注：別率，魏晉軍銜的一種）石冰率領，順長江東下，進攻江、揚兩州。
新野王望穿秋水，結果張昌比援軍先到，當即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晉書·新野王傳》中說“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眾日盛”。意思是說長沙王應當為張昌的坐大負責，他猜忌新野王與成都王有結盟的傾向，所以掣肘新野王鎮壓張昌。
此說實在匪夷所思，長沙王與成都王反目成仇是在當年八月，新野王之死則在五月；五月李含還沒有死，河間王與長沙王還沒有撕破臉，長沙王根本不可能預料到戰火會重燃，又怎麼可能提前三個月就預防新野王與成都王聯兵？而且，說長沙王不讓新野王出兵這也不符合事實，監軍華宏動用的不就是荊州兵？
按晉朝法令，諸鎮都督調動兵馬確實必須得到中央的允許，但新野王不同於普通都督，他“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有權便宜從事。退一步說，即使有矯詔的嫌疑，事有輕重緩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為封疆大吏，國有大難肯定是守土禦敵為先，怎麼可以膠柱鼓瑟，以未受詔令為遁詞坐視不顧，任憑疆土淪喪？
由此可知新野王坐守樊城以至於養癰遺患，並非因為洛陽詔令不許出擊，而是因為他自己的無謀與膽怯。
張昌大軍壓境時，從事中郎孫洵勸新野王主動出擊，但是嬖幸王綏知道新野王膽怯，所以撿新野王喜歡聽的話說，王綏說：“張昌不過是小小流寇，派一些偏將裨將就足以將他製服，何須主公違詔抗命，親冒矢石呀？”
新野王最終還是沒有出擊，一直等到張昌兵臨城下，再也躲不下去了，這才出城對戰，但此時軍心渙散，剛一交鋒馬上潰不成軍。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五月，樊城失守，新野王司馬歆死於亂軍之中。
樊城、襄陽與宛城是荊州三大軍事重鎮，當時樊城是鎮南大將軍新野王司馬歆的治所，襄陽是荊州刺史的治所，宛城是南陽太守與平南將軍的治所。
新野王既死，張昌占領樊城，此時新任刺史劉弘尚未到任，襄陽不足為慮，因此張昌合並諸軍，全力進攻宛城。
其他兩路偏師也各有戰果：黃林進入豫州，派前驅李宮騷擾汝南，但是劉喬已在汝南布防，李宮遭遇劉喬手下將領李楊，被擊退。首戰失利的黃林繞過汝南，進攻豫州弋陽郡，將弋陽太守梁桓圍了個水泄不通；同時黃林派部將馬武南下江南，進攻荊州江南諸郡，馬武在江南勢如破竹，武陵太守賈隆、零陵太守孔紘、豫章內史閻濟、武昌太守劉根先後城破遇害，其餘諸郡也岌岌可危。
另一路偏師由石冰帶領，攻破揚州占領建鄴（今日南京城），揚州刺史陳徽棄郡而逃；石冰乘勝追擊，又攻破了江州。於是江淮震恐人無固誌，徐州臨淮人封雲在阜陵揭竿響應石冰，攻陷徐州諸城。
太安二年張昌之亂示意圖
至此，張昌占據了大半個南中國，勢力波及荊、江、揚、豫、徐五州，疆域之廣與日後的東晉相當，氣焰之盛不亞於日後的劉淵、石勒。
但是在不斷攻城略地的同時，張昌也漸漸顯露疲態。張昌畢竟不是安邦定國的梟雄，沒有深謀遠略。張昌的作戰方式依然停留在流寇的層次，卻始終沒有建立一個穩固的後方，呼嘯而來飽食一頓搶掠一空，然後又呼嘯而去，所過之處皆殘破，這種作法無異是竭澤而漁；
張昌的軍隊也依然隻是烏合之眾，全憑數量取勝，當時流民趨之若鶩，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前來投奔，張昌的軍隊每到一處就製造出一塊災區，新的饑民走投無路，也隻有加入叛軍。因此張昌攻陷的城池越多，戰線拉得越長，他的軍隊就越膨脹，軍需補給就越緊張；
張昌另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則近乎陳勝的翻版。當年陳勝派出去的諸將最後都擁兵自立，張昌派到江南的石冰也隱然有尾大不掉趨勢，至於在徐州起兵的封雲，當然更不可能聽從張昌號令。對於已占領的區域，張昌也沒有著力安撫，反而草率任命部下擔任地方官吏，他的這些部下都是盜賊出身，一到任就橫征暴斂搜刮不止，“當有聖人出”的謊言不攻自破，民心快速流失。
像張昌這種流寇，如果不改弦易轍，注定隻能縱橫一時，一遇良將就會覆滅，就如秦末之陳勝漢末之黃巾。
萬幸，受命平剿張昌的劉弘、劉喬都可以算是良將之疇。五、 靖塵沙
劉弘與劉喬，一出荊州一出豫州，由東西兩路夾攻。豫州局勢尚穩，劉喬可以好整以暇的調軍設防；劉弘遇到的阻力則很大，他要麵對的是張昌主力。
新野王死後，朝廷詔令劉弘接任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劉弘任命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恒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日夜兼程去增援襄陽；劉弘自己則與趙驤一起，率領八千禁軍去解宛城之圍。張昌攻宛城是傾巢而出，區區八千人力小難濟，宛城最終失守，南陽太守劉彬與平南將軍羊伊陣亡。這一失利影響很大，劉弘不得不撤出荊州，屯守豫州汝南郡梁縣。
危亡之際，劉弘安插到襄陽的陶侃、皮初等部發揮了作用，張昌回師圍攻襄陽，久攻不下。此時劉喬已經擊潰黃林，反守為攻，直指江夏郡，張昌軍老師疲，一聽後院起火連忙撤軍回防，陶侃、皮初趁機出城，追著張昌打。
隨後的半個月對於張昌而言就是噩夢，打仗呢是逢打必輸，逃跑呢總是慢上半拍。江夏郡很快被攻破，前兩個月輕易得來的荊州諸郡，在劉弘、陶侃、劉喬三路軍隊的緊逼之下，更加迅速的回到朝廷手中，此後的張昌就像遊魂，在三軍的間隙之間遊走躲藏。
太安二年七月，陶侃在竟陵郡徹底擊潰叛軍主力，迫使張昌隻能龜縮在下儁山做山大王。此時雖然距離張昌最終被擒被殺還有一年時間，但是此役之後，荊州大局已定。
張昌叛亂是西晉後期唯一被朝廷鎮壓的大規模變亂。論參與人數、論破壞程度、論影響範圍，這次叛亂都遠遠超過此前的關中、蜀中。關中、蜀中叛亂曠日持久，這次卻被迅速平定，這不得不歸功於長沙王的知人善用與調度有方。
光複荊州的主帥劉弘可謂大器晚成，他是三國時期曹魏名臣劉馥的孫子。劉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幼年與晉武帝同居洛陽永安裏，既是童年玩伴又是同窗好友，但奇怪的是劉弘並沒有成為武帝肱股大臣。劉弘此前數十年始終與行伍相伴，他年輕時曾是鎮南大將軍羊祜的參軍，羊祜慧眼識英，預測他將來地位不在自己之下；後來劉弘又擔任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把北方邊境治理得“寇盜屏跡”，“為幽朔所稱”，劉弘也因此被封為公爵。
等到長沙王重用劉弘戡靖荊州的時候，劉弘已經是六十七歲的老人。羊祜當年的預言實現了，劉弘果然也做到鎮南大將軍，並且不負眾望，再次將荊州從兵火中解救出來。劉弘在兩晉交替的非常時期撥亂反正，守住這片多戰之地留給後人，其功勳並非後來的守成者所能比擬，失荊州者失江南，若不是劉弘平定上遊，日後東晉能否在江南立足還是一個疑問。
兩晉的封疆大吏，最英雄輩出的首推荊州，西晉有羊祜、杜預、劉弘，東晉有王敦、陶侃、桓溫、桓玄等名臣或梟雄在此建功立業，王敦與桓溫、桓玄甚至試圖憑借荊州強盛軍事實力顛覆司馬氏，篡位自立。其中羊祜與劉弘二人的功業是開創性的，劉弘在曆史上得到的待遇也與羊祜相仿：
一、 當年羊祜被授予權力自主任命荊州大小官吏，劉弘也受命在荊州“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
二、 羊祜在荊州被士民擁護，死後荊州人“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劉弘在荊州“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死後“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
三、 羊祜臨死前推舉杜預，劉弘重用並且舉薦陶侃，杜、陶兩人後來都鎮守荊州，杜預立下了平定孫吳的偉業，而陶侃則是平定東晉蘇峻之亂的元勳；
四、 《晉書》替羊祜、劉弘兩人都立了傳，《羊祜傳》排在西晉列傳第二的位置，僅次於琅琊王氏的王祥；《劉弘傳》排在東晉列傳第二的位置，僅次於琅琊王氏的王導。
西晉末年有一句時諺，“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如果當時少幾個河間王之輩，多幾個劉弘，那麼天下大勢肯定不會演變得如此淒淒慘慘。
徐、揚兩州恢複平靜要比荊州晚半年，此中原因與朝廷的重視程度有關。
徐、揚偏於中原東南隅，與洛陽隔著豫、荊諸州作為緩衝，動亂一時不會蔓延到中樞；出兵荊州已是長沙王能力的極限，他無法另派一支軍隊去遠征江南，而且在荊州平定之後，長沙王隨即陷入了內戰，自身都難以保全，當然更無暇顧及遙遠的徐、揚。因此朝廷對於徐、揚動亂的態度可歸結為四個字：自求多福。
當時受命都督徐州諸軍事的是竟陵王司馬楙，都督揚州諸軍事的是劉準，兩人也全是無能之輩，麵對叛亂叢生的轄區束手無策。值得慶幸的是兩州境內的流民人數、被占領或破壞的區域遠遠不及荊州，境內幸存的政府軍也強於荊州，綜合而言政府方麵的實力並不落於下風，隻是指揮不當與接連敗北失土嚴重影響了士氣與信心，這種客觀形勢是兩州依靠自身力量平定叛亂的前提。
而且揚州另有一支強大的力量可以左右江南的局勢，那就是江南的士族。百年前孫策孫權父子能夠在江南立足並且建立政權，就是因為得到了江南士族的擁護；日後的東晉政權為了在江南站穩腳跟，也花了大力氣去籠絡江南士族，王導甚至專門學習了吳儂軟語去討好江南人，還試圖與吳郡陸氏聯姻，結果碰了一鼻子灰。
西晉時期北方強盛，北方人以勝利者自居，中原士族視江南士族為亡國之人頗多輕視，南北之間矛盾很尖銳。由中原人為主導的西晉政府對於江南士族的態度也是防範多於籠絡，荊、揚兩州駐有重軍的目的就是震懾江南士族，提醒他們不要輕舉妄動。江南人對於西晉政府也是懷著很深敵意的，他們稱呼北方人為“傖鬼”，被迫臣服於“傖鬼”，江南人始終心有不甘。幾十年來江南人始終有自立政權、與洛陽分庭抗禮的企圖，不停有人據兵自立試圖割據江南，相關的努力直到東晉建立之後還沒有完全停止，《晉書·元帝紀》中記載元帝太興元年（公元318年）十一月“故歸命侯孫皓子璠謀反，伏誅。”
盡管江南士族與西晉朝廷相互對立猜忌，但在對待石冰叛亂的問題上，兩者卻保持了一致的立場。江南士族固然不願意臣服於北方“傖鬼”，但是他們也不能容忍一個流寇成為江南的新主人，何況這個流寇根本不成大氣，無法給江南帶來安寧與秩序，隻會使江南生靈塗炭。
於是就有義興周氏、吳國顧氏、會稽賀氏等江南望族，率領著部典抵抗石冰。這次抵抗運動的謀主是義興人周玘，周玘的父親就是史上有名的回頭浪子周處，周處後來出仕，在關中征討齊萬年的時候戰死沙場，是晉朝的忠臣。據說周玘“強毅沈斷有父風”，此前他“閉門潔己，不妄交遊”，多次推遲官爵一直在家鄉隱居，後來被推舉為秀才，授予議郎職位。
石冰占領揚州，周玘秘密接洽前南平內史王矩，共同推舉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太安二年十二月，周玘起兵斬殺石冰所任命的吳興太守區山。石冰派遣其部將羌毒帶領一支數萬人的大軍去攻打周玘，不料周玘實在驍勇，聚集的軍隊實力強大，反而擊潰石冰軍，臨陣斬殺羌毒。於是會稽賀循、廣陵華潭、丹陽葛洪、甘卓等江東士人紛紛起兵響應，驅逐石冰的官吏。
周玘在東晉之前立有“三定江南”的功勳，威名遠揚，以致於後來晉元帝明知他想謀反，也不得不假於顏色，平定石冰就是其中的“一定江南”（“二定江南”是平定陳敏叛亂，“三定江南”是平定錢叛亂。周玘後來自己也想謀反，沒有成功。周玘和他的兄弟周劄、兒子周勰是東晉初政壇的風雲人物，這是後話，此處不稟）。
幾乎與周玘等人同時，西晉政府軍也展開反擊。當時石冰親自領兵攻打壽春，壽春是揚州都督劉準的治所，廣陵度支陳敏主動請纓，他對劉準說：“這些叛軍本是逃避戍役的百姓，被逼成賊。他們隻是易於擊潰的烏合之眾，我率領漕運兵出擊，再請明公給予支援，必能破賊。”
劉準一聽很高興，於是給陳敏增加兵馬。陳敏麾下原本有大量漕運兵，當下合兵出擊。石冰的軍隊果然隻是烏合之眾，人數雖多卻戰鬥力有限，一遇正規軍就抵抗不住。陳敏與石冰交戰數十次，每戰皆勝，石冰從壽春前線往回逃，陳敏一路追著他打。
第二年（公元304年）三月，陳敏攻克建鄴，將石冰驅逐出揚州。石冰走投無路，到徐州投奔封雲，陳敏趁勝追到徐州。最後叛軍內部發生分裂，封雲的部將張統斬殺封雲，向陳敏投降。
徐、揚兩州叛亂被平定了，隻是那時的中原又已經是亂得不可開交。
徐、揚兩州局勢日後另有波折，平定石冰之亂的功臣陳敏通過此次事件，看穿了朝廷的虛弱本質，他的野心得到部分江南士族的鼓勵，於是又在江南樹起了反旗。但是很快，陳敏就被另一部分江南士族舍棄，兵敗身亡。隨後，洛陽派來了琅琊王司馬睿，揭開東晉曆史的序幕。
太安二年七月，正是劉弘、劉喬與張昌大玩貓鼠遊戲的時候，遠在鄴城的成都王突然上書洛陽，請求去荊州助剿。
這個請求太光明正大了，長沙王找不到不準許的理由，因為無論於公於私，成都王都應該出現在長江中遊的戰場上。
於公，成都王是“大將軍”，都督著“中外諸軍事”，保衛王朝疆土是他不容推卸的職責；
於私，荊州有成都王的封邑。成都王的封邑原本在蜀中成都郡，蜀亂之後成都國沉陷，惠帝在荊州南郡割出華容、州陵、監利三縣，又另立豐都縣，合此四縣設立新的成都國，以華容縣為都（荊州長沙郡也有長沙王的封邑，張昌一造反，把這兩個王爺的地盤都搶了）。
但是，如果把成都王的主動請纓理解為忠君愛國，又未免失之天真。成都王經不起這麼一問：倘若果真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為何在五月份張昌氣焰正熾的時候毫無作為？論距離，長安離荊州不比鄴城近，劉沈在河間王掣肘之下，尚且試圖帶雍州兵出關，成都王在鄴城唯我獨尊，為什麼當時按兵不動，偏要等新野王死後才突然良心發現，跑去要替新野王複仇呢？
在長沙王心中，他未必願意成都王到荊州去。新野王生前就有與成都王結盟的傾向，令長沙王很不滿意。《晉書·新野王傳》中說長沙王“疑（司馬）歆與（司馬）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此事上文已有論證是子虛烏有，但卻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長沙王不樂意看到新野王與成都王走得太近，這是可以料想的事實。
《晉書·新野王傳》中還說“（齊王）冏敗，（新野王）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從這句話可以看出，新野王確實不是什麼有主見有作為的主，他習慣於找靠山，大概這樣他才覺得有安全感，齊王倒了，新野王就屁顛屁顛地主動依附成都王，想引以為奧援。但是這次結盟大概隻是新野王的一廂情願，《晉書·成都王傳》裏對新野王不著一字，新野王深陷敵圍，成都王也是見死不救。
成都王對這位暗送秋波的族叔顯然興趣不大，他感興趣的是荊州這個地盤。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新野王以庸人之資坐鎮這個人傑地靈的荊楚寶地，暗地裏覬覦的人不知凡幾，平時苦於沒有借口，隻能幹咽口水，新野王一死，這些覬覦者就全殺出來逐鹿了。
成都王還不是最先下手的，範陽王司馬虓出手更在他之前。
早在劉弘初戰失利，退守梁縣的時候，範陽王就不失時機的派出心腹、長水校尉張奕去占據襄陽，領荊州軍政。後來劉弘趕跑了張昌，到襄陽赴任，張奕不僅不出讓城池，反而加強城防，準備攻擊劉弘。
劉弘的“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是由惠帝親自任命的，貨真價實；劉弘也是兩朝重臣一等公爵，手下兵精將足，並且剛打了勝仗士氣高漲，對於張奕這種等同叛亂的矯詔當然不能容忍，劉弘毫不遲疑地圍住襄陽一陣猛攻，擒住張奕哢嚓一刀砍掉。
殺了人之後，劉弘餘怒未消，當即一紙奏章送到洛陽，把事情經過通報皇帝,表麵進行自我批評，為宛城敗兵與擅殺張奕請罪，實際軟中帶硬，把範陽王狠狠告了一狀。
這種情況當然是範陽王理虧，但是長沙王拿範陽王沒奈何，隻能做和事佬，略過範陽王不談。惠帝下旨寬慰劉弘，意思是說宛城戰敗那不怪你，要怪就怪趙驤，張奕之死那是他咎由自取，希望將軍你不要被此事影響心情，在荊州好好幹，雲雲。
成都王請求到荊州助剿就發生在新野王剛死，荊州名分未定的大背景之下，動機與範陽王一樣，也是想渾水摸魚到荊州分杯羹。成都王任命陸雲為大都督、前鋒將軍，使持節督荊州軍事，四十年前，陸雲的父親陸抗曾領著孫吳的軍隊屯守荊州，威名遐邇，為荊州士民所敬服，陸雲年輕時也曾在荊州統領過孫吳軍隊，成都王這次任命顯然是經過深謀遠慮的。
但是，劉弘的果斷決然與陶侃的英勇善戰不僅摧毀了範陽王的陰謀，也粉碎了成都王的企圖。成都王的軍隊還在途中，劉弘派人前來通知，叛軍已潰敗荊州大局已定，貴軍請打道回府吧。
其實當時張昌尚在逃亡，成都王如果硬要進犯荊州，也並非沒有借口，但是張奕下場告訴成都王，繼續向前就意味著一場血戰。成都王原是想去撿漏的，如今撿漏變成攻堅，這就不太妙了。經過權衡，成都王決定收兵。
師出無功，心何以甘？就在這時，太安二年八月，成都王遇到了河間王派來的使者。
長沙王當政期間各藩鎮勢力分布圖
六、 煮豆燃豆萁
河間王再次邀請成都王夾攻洛陽，鑒於上次成都王猶豫得太久，河間王此次下足了砝碼。河間王許諾：消滅長沙王之後，廢黜惠帝擁立成都王為帝，自己擔任宰相。
這個誘惑太大了，成都王實在無法抗拒。此時的成都王與一年前判若兩人，他的野心已經被勾起來了，對於權力的欲望就像附骨之蛆侵蝕掉他的忠誠與理性。雖然有昔日的謀士盧誌激烈反對，勸他恪守臣節，但是這種陳詞濫調顯然已經無法打動成都王。一年前他曾經試過做忠臣，但是忠誠的代價是一無所獲，而且他還遭到齊王的背叛，失掉了皇嗣的位置。
參軍邵續勸成都王顧及與長沙王的兄弟之情，邵續說：“兄弟如左右手，如今天下不太平，殿下匡扶晉室，必定要與那些亂臣賊子為敵，怎麼可以自斷一臂？邵續我實在想不明白。”
成都王冷笑不已，這十多年來相互暗算使詭計彼此陷害可不都是司馬家兒？我成都王顧及兄弟情誼，他長沙王是否也會顧及情誼，並且恪守臣節呢？
成都王當時對長沙王已經滿懷疑慮，此中的關鍵人物就是前幾個月從洛陽逃出來的諸葛玫。《晉書·應詹傳》裏說“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注：臨漳即是鄴城，晉湣帝名為司馬鄴，晉朝為了避諱，將鄴城改名為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諸葛玫是武帝諸葛夫人的兄長，他的妻弟周穆就是當時太子司馬覃的舅舅，諸葛玫與周穆後來在晉懷帝年間試圖擁立司馬覃，被東海王斬首。
當時諸葛玫在鄴城大造長沙王的謠言，想來隻有拿皇嗣問題做文章，揭露長沙王想篡位——諸葛玫的行為被應詹所不齒，應詹歎息說：“古人樂毅說‘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諸葛玫行事與樂毅背道而馳啊。”
諸葛玫在鄴城成功製造了輿論，成都王乘機假癡不癲，給自己尋找出兵的絕好理由。當時成都王身邊得寵的牽秀、王粹、陸機、陸雲兄弟等人，要麼與長沙王結有宿怨，要麼是夢想著飛黃騰達的攀龍附鳳之徒。他們一致讚同成都王響應河間王，在這些人的推波助瀾之下，成都王馬上決定出兵洛陽，與河間王夾攻長沙王。
“八王之亂”中最名副其實的兄弟鬩牆就此拉開了惟幕。
主意雖定，但成都王一開始並沒有打算直接兵戎相見，他試圖以最小的代價達到與大軍壓境相同的效果，這條捷徑就是暗殺。成都王派了個刺客到洛陽去，結果很不巧，刺客正要動手的時候被長沙王的左常侍，一個叫王矩的家夥給撞見了。王矩一看這個陌生人鬼鬼祟祟形跡可疑，一盤問慌裏慌張前言不搭後語，一搜身，好嘛，懷裏還揣著凶器。
審訊一結束，刺客就被處死了。刺客這一死，長沙王與成都王就徹底撕破了臉皮。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八月，河間王、成都王聯合上書要清君側。長沙王並沒有犯什麼過失，二王抓不到把柄，隻好翻陣年舊賬，把矛頭轉向皇甫商與羊皇後的父親羊玄之。二王說，皇甫商與羊玄之是附逆趙王的膩臣，罪大惡極，長沙王不僅不將其治罪，竟然還委以重任。三人沆瀣一氣，專擅朝政，殺害李含這種忠良，二王忍無可忍，因此發兵到洛陽來誅殺這兩個佞臣，長沙王忠奸不分，請引咎讓政等候處分。
檄文遞了上去，洛陽的反應完全合乎意料。惠帝下詔說，河間王膽大妄為，竟然敢舉兵內向京輦，朕要親率六軍禦駕親征，誅殺這個奸逆。朕任命長沙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抵禦外敵——從這一份詔書可以看出，長沙王還是給成都王留有餘地，他把全部的罪責都堆給河間王。
二王各自點起大軍，浩浩蕩蕩而來。李含已死，這次河間王派出的是老臣索靖，河間王以索靖為遊擊將軍、監洛城諸軍事，統領雍、秦、涼三州兵馬，又以張方為前鋒，領兵七萬，出函穀關東向洛陽；成都王那邊聲勢更為驚人，他糾集了二十萬軍隊，屯集在朝歌，然後他任命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統領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部，南向洛陽。成都王的軍隊旌旗相聯，從朝歌連綿到黃河邊，軍鼓聲傳出數百裏遠，據說自魏晉以來，從來沒有一支軍隊能達到如此聲勢。
除了二王，豫州的範陽王也派出偏師加入征討的行列。所以當時的形勢是一邊倒，河間王一方在以天下半數以上的軍隊圍攻孤城洛陽，可謂殺雞動用牛刀，長沙王的覆沒是必然之勢，而且有齊王的先例，時人預測二王將有征無戰。
可是長沙王令所有人眼界大開，他竟然扼守孤城長達半年。
長沙王“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經過半年的努力經營，他在洛陽已經深得人心。
瀕臨絕境的長沙王要做困獸之鬥這完全合乎情理，出人意料的是全洛陽的人竟然也會與長沙王齊心協力。眾所周知，這在惠帝朝屬於反常現象。
洛陽禁軍原本有限，為了平定張昌叛亂，長沙王又派出前軍八千人去了荊州，所以長沙王的軍事實力比當年趙王還要弱小。
惠帝依然是長沙王最有力的王牌，借著禦駕親征的名義，長沙王在洛陽招集六軍。
八月乙醜，惠帝將要出城到洛陽以西的十三裏橋督戰。大駕駐停城東，滿朝文武、洛陽六軍都在場，長沙王向禁軍征詢意見：“今日西討，欲誰為都督乎？”
六軍將士眾口一心：“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
既然眾望所歸，嵇紹當即被任命為平西將軍，使持節都督洛陽諸軍。隨後，惠帝大駕出城，長沙王派出左將軍皇甫商領左軍一萬人先行，去攔截張方。皇甫商順著洛水向西，進入弘農郡，在宜陽設防。
此後半個月長沙王帶著惠帝奔走於洛陽城外各個軍事據點。四天之後的八月己巳，惠帝回到城北宣武場；又過了一天，八月庚午，惠帝到了城東石樓；又過了七天，九月丁醜，惠帝視察黃河上的河橋防禦工事；又過了七天，九月甲申，惠帝棲息於城北邙山的軍營之中。
此時西線戰火已經點燃，張方與皇甫商在宜陽交火，甲申之前兩天，九月壬午，皇甫商大敗，逃回洛陽，張方趁勝長驅直入，逼近洛陽。
西線告急的時候，成都王的軍隊也逼近城東，衝在最前麵的是冠軍將軍牽秀。甲申之後三日，九月丁亥，惠帝抵達城東數十裏外的偃師邀擊成都王，未遇敵軍；四天後的九月辛卯，惠帝後撤至洛陽東效的豆田壁，這時長沙王聽聞牽秀軍在東南方向，於是又向東南搜索邀擊。九天之後，九月丙申，兩軍在洛陽東南數十裏的緱氏遭遇，牽秀被擊敗，撤退。
成都王勢大，牽秀退了，馬上又有石超領著生力軍補了上來，牽秀收拾收拾殘兵，跟在石超身後。
長沙王在東線與牽秀、石超周旋，西線的張方沒有遇到有力抵抗，進入洛陽，竟然把可憐的羊玄之給嚇得一病不起，沒幾天就死了。洛陽城內擁護長沙王的士眾與張方展開巷戰，城中朝臣不論文職武職全部投入戰鬥，三省尚書白天打仗晚上抽空辦公，兩不誤。洛陽東南方的清明、開陽兩道城門被焚毀，雙方死亡過萬。
得知張方入城，長沙王即忙回師救援。此時已是十月，十月壬寅（丙申日後六天），惠帝離開緱氏回宮，石超緊逼在後追趕，攆著攆著，石超還抽空放把火將緱氏行台燒個精光，這一次惠帝走得狼狽，有許多禦用物品沒來得及帶走，都付之一炬了。
回到洛陽，長沙王帶惠帝親臨前線，衝在最前頭的關中士兵遠遠望見皇帝乘輿，都不敢攻擊，紛紛後撤，長沙王趁機發動衝鋒，關中軍當即崩潰解體，張方無法阻止這退潮一般的潰敗，隻好丟下五千多具屍體，撤到洛陽城外。主帥索靖也在此役中陣亡，時年六十五歲。索靖以書法留名後世，他早年與衛瓘同在尚書台，都以善草書知名，世人稱之“一台二妙”，結果“二妙”殊途同歸，都殞命在這“八王之亂”中。
西線的危機解除，但長沙王還沒來得及鬆口氣，東線的石超、牽秀又殺到家門口了。石超到了洛陽東效就與陸機會師去了，牽秀則憋著一口氣，追到洛陽城東中門東陽門外，趕上範陽王也在那裏趁火打劫，於是兩軍合並攻打東陽門。
十月丁未（壬寅日後五天），長沙王與牽秀、範陽王大戰東陽門，牽秀、範陽王再度吃了敗仗，退出城外。
二十萬大軍竟然頻遭敗績，成都王有點坐不住了，他派出將軍馬鹹作為援軍去幫助陸機，馬鹹就是名將馬隆的兒子，可惜他在史籍中唯一的露麵竟然是在打內戰。第二天，十月戊申，陸機集中力量攻打洛陽東北部的建春門。
此役可以算是決戰，雙方都孤注一擲，建春門內是寬闊平整的禦道，這給騎兵衝鋒提供了有利地形（可參考第七章中的洛陽地圖）。長沙王的司馬王瑚帶領數千騎兵做敢死隊，王瑚在每一匹馬身上都係上長戟，數馬並行衝突成都王軍。成都王軍隊的先鋒就是馬鹹，馬鹹沒料到巷戰竟然還有這種打法，首當其衝，陣形一下子被衝散，於是兵敗如山倒，馬鹹本人被王瑚擒獲，斬首。
前軍大敗解體，潰兵如洪流一般衝擊著後麵的軍隊。當時陸機領著主力大軍駐紮在新建的河橋之畔，潰兵山崩地裂一般迅猛襲來，陸機麾下二十萬轉眼之間化整為零。長沙王軍在後麵呐喊追擊，成都王的士兵在前麵慌不擇路的逃，一口氣逃出數十裏，潰兵被七裏澗擋住了去路，情急慌亂之下，潰兵跳入七裏澗的滾滾激流，心存僥幸希望自己能夠遊到對岸逃出生天。結果很多人淹死在水中，據說當日死者相積，澗水為之不流。
此役成都王大傷元氣，損失大將十六人，兵卒數萬。速戰速決的設想破滅了，成都王被迫在朝歌修整軍隊，等待機會。七、 十年羈宦
河橋一役大敗，作為主帥，陸機的死期就到了。
這原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戰爭，之前人人都認為勝利唾手可得，甚至可能有征無戰輕取洛陽。結果他們都錯了，二十萬大軍有一半沉到水底喂了魚蝦，有十六名將軍被長沙王砍下首級，懸掛在天下人皆知的銅駝街上耀武揚威。
如此慘敗肯定得有人負責，不殺主帥，何以謝天下？
陸機對自己的命運無疑也有預感。據說前天夜裏，他做了一個怪夢，夢見座車周圍縈繞著黑色的帷幔，層層疊疊密不透風，就像靈車一樣非常不祥。夢中的陸機在帷幔間穿行，試圖走出包圍，可是那不祥的黑色似乎沒有盡頭。
陸機被噩夢驚醒，天明時分，牽秀帶兵包圍了他的營帳。陸機是聰明人，當然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解下戰甲頭盔，換上寬鬆的布袍，頭上戴起絲帛製成的白色便帽，這身打扮是晉朝人出席喪禮時的常見裝束，陸機知道必死，算是預先替自己吊唁。
陸機出營與牽秀相見，神色平靜自若，他對牽秀說：“吳國傾覆之後，我兄弟蒙受國家隆恩，效力於朝廷。成都王委以此項重任時，我曾多次推辭未果，最終導致今天之難。也許這就是天意吧。”
陸機請牽秀稍等片刻，他有一些遺言要留給成都王。左右拿來紙筆，這是此生最後一篇文章了，陸機心底的悲淒難以抑製，史書上說這封信“詞甚淒惻”。
寫完信，陸機擲筆歎息，追思千裏之外的家鄉，然後從容就戮，時年四十三歲。他的遺言“華亭鶴唳，豈可複聞乎！”流傳了下來，成為後人提醒自己仕途凶險、知足不辱的警句。
陸機看似因為戰敗而死，實際上死亡的陷阱早在身邊埋下，這次戰敗僅僅是將陷阱的蓋子掀開，使他落井而已。陸機走上絕路有一個漫長的積寒成冰的過程，最早的殺機也許在他十五年前來洛陽，甚至更早的時候就已潛伏了下來。
陸機是陸遜的孫兒、陸抗的第四個兒子。孫吳亡國時陸抗已經病死，陸機與四個兄弟分領父親的營兵駐守荊州，在亡國之役中，陸機的兩個哥哥陸晏與陸景死於戰場，因此晉國司馬家與陸機不僅有國恨，還有家仇。那年陸機剛剛二十歲，此後十年他一直與弟弟陸雲隱居於吳郡故鄉，著書立言，聲名鵲起於江南。
倘若陸機一直這麼隱居下去，人生將毫無汙點，他大可像後世的陶潛一樣悠然自在，閑來讀書賞花，月下弄琴清嘯，華亭觀鶴聽鶴唳九天，留於後世的也將全是美譽，而不會有那麼多非議。
但是陸機蟄伏了十年之後還是重新出仕，求宦於昔日的仇敵司馬氏，他人生的悲劇也從這裏開始奏響。這一選擇令人惋惜，近人朱東潤教授就說：“二陸入洛之動機，在我們看來，不盡可解。故國既亡，山河猶在，華亭鶴唳，正不易得。在他們二人，盡可以從此終老，更何必興‘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之歎？”
以隱士終老隻是後人預知陸機結局之後作出的假設，而在當時讓陸機堅持做隱士，是不願，也是不能。
說不願，是因為陸機並非甘於寂寂而沒之人，所謂“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古時文人讀書與武夫打仗，都以功名利祿為目的，手段不同殊路同歸而已，陸機少年成名，被譽為王佐之才，當時又年近而立正是建功立業的好年華，怎會甘心埋沒於偏遠海隅？
說不能，則有兩方麵壓力。一方麵壓力來自洛陽，平定孫吳之後，吳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昔日的孫吳臣子也大多隱居不出，不與新朝合作。武帝認為這是一個隱患，於是聽從了淮南相劉頌的建議，著意招攬吳人，“隨才授任，文武並敘”。太康九年（公元289年），武帝再次詔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表現出一種求才若渴的姿態。陸機、陸雲作為江南士人翹楚，自然在征召之列。
另一方麵的壓力來自家族。吳郡陸氏是江東四大家之一，聲勢顯赫人物鼎盛，其中有陸遜、陸抗二人更是孫吳政權的柱石，江南曾流傳諺語說“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孫皓末年，有一天孫皓心血來潮，問丞相陸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凱回答說：“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孫皓因此讚歎說：“盛哉！”
如此盛況已是明日黃花，沒過幾年，吳郡陸氏就隨著孫吳的垮台跌到了穀底，但是陸氏子孫並沒有忘記這曾經的輝煌，先人的顯赫功業成為他們追思寄懷與激勵自己的最好素材，其中陸機、陸雲二人用力最深。《晉書·陸機傳》中全文記載了《辯亡論》上篇，陸機寫作此文的目的就是“論（孫）權所以得，（孫）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此外陸機還寫了一係列讚頌父祖功績的文章，流傳下來的有《思親賦》、《述先賦》、《祖德賦》等，這方麵陸雲也不遑多讓，他也流下了《吳故丞相陸公誄》、《祖考頌》等文章於世。
因此可以想象，陸機、陸雲兄弟一直被族人、世人賦予重振家聲，甚至重振江南士氣的厚望，而兩人也自覺的承擔起這沉重的期望。二陸一生汲汲進取，甚至有時候顯得冒進愚蠢不擇手段，其根源就在於他們肩負的擔子實在太過沉重，而命運對待他倆也確實不太友好。
二陸入洛是在太康十年（公元290年），同行的還有同郡的顧榮，他們三人被為“江南三俊”。當時陸機的心情是複雜不安的，在他流傳下的兩首《赴洛道中作》五言詩中，隻見離家的無奈與不舍、路途的艱難與對莫測未來的憂慮，絲毫不見出仕一展宏圖的喜悅與試圖登閣拜相的雄心。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穀底，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淒自憐。”（《赴洛道中作》其一）
讀一下這首詩，淒淒慘慘戚戚，哪像是出去做官，分明就是去流放。
陸機如此鬱結其實也不難理解。
從春秋時期起，以江淮為線，中華大地可以剖成南北兩大塊，北方為中原諸國，自喻為華夏禮儀之邦；南方為荊楚吳越，被鄙視為南方蠻夷。中原諸國發源於黃河流域，荊楚吳越則發源於長江流域，兩大文明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語言、風俗生活習慣都有較大差異。兩地百姓之間的隔閡較深，中原人總是瞧不起楚人，翻看先秦諸子的書籍，裏麵的楚人總是扮演著愚蠢可笑的角色，吳人越人則是斷發紋身的赤腳蠻夷。這種偏見一直存在著，即使秦末楚霸王項羽得了天下，還要被關中的一個儒生譏諷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