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長沙王
一、 天下未亂蜀先亂
明眼人一望便知，齊王雖死但禍亂未已，河間王勞而無功，肯定不會就此罷休。長沙王沒有足夠的實力抵禦河間王，即使他歪打正著取得執政地位，終究還是會落入他人之手。
長沙王對於自己的力量與處境也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當初齊王有幾十萬軍隊作為後盾，他沒有；齊王有豫州、荊州兩大軍事重鎮引為奧援，他也沒有；他驟得的權勢目前就像無源之水，很容易幹涸掉。這個客觀事實決定了長沙王不可以像齊王那樣獨斷專行，長沙王是“八王”之中行事最謹慎低調，態度最謙和恭謹的一位。
長沙王的謹慎低調主要表現在他對權力欲望的克製，最直觀的體現就是他的官職。
齊王執政期間，長沙王由撫軍大將軍兼領左軍將軍，後來升遷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官秩越來越高的同時手中的實權卻越來越少，這種明升暗降的伎倆是曆代當政者都熟稔精通並且屢試不爽的把戲。
齊王既死，朝中大臣的官職任免權就落入長沙王的手裏，此前趙王、齊王都趁機替自己加官進爵，但是長沙王沒有。
《晉書.惠帝紀》中說齊王死後，惠帝“以長沙王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這個說法有誤。“太尉”是三公級別的一品大官，如此重要的任命不可能不載入傳記，但是《晉書.長沙王傳》裏並沒有記載這一次升遷；考察《晉書.河間王傳》與《晉書.成都王傳》，可知當時的“太尉”是河間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的是成都王；再細讀《晉書.長沙王傳》中長沙王與成都王在太安二年十月（即長沙王執政十個月後）的往來書信，二王都用“太尉”這一官職來指稱河間王，由此可知整個長沙王執政時期，“太尉”一職始終由河間王充任。而成都王是長沙王極力依靠拉攏，試圖結為盟友的對象，長沙王必定不會也不敢與成都王爭奪那華而不實的“都督中外諸軍事”頭銜。
因此，所謂“以長沙王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完全是子虛烏有，長沙王執政之後並沒有給自己升官。此中原因並非無官可升，比如齊王生前擔任大司馬一職就已經空缺，憑長沙王的身份完全可以勝任，可長沙王沒有這麼做。
惠帝朝曆屆執政者全都位極人臣，唯獨長沙王隻是驃騎將軍。驃騎將軍是二品官，比起成都王的大將軍、河間王的太尉要低上一品。很明顯，長沙王刻意保持這點差距，以表示自己的謙遜，不敢與二王並列。
長沙王的官職另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不涉及朝政。
晉朝的權力部門是尚書台與中書省，隻要染指這兩個部門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風吹草動。以往曆屆執政者為了便於操縱政事，都給自己“錄尚書事”。“錄”是總領的意思，“錄”了“尚書事”，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插手政事處理與人事任免。比如楊駿先是“錄尚書事”，後來覺得不滿足就又“錄朝政，百官總己”；汝南王也是“錄尚書事”；趙王未得誌前求“錄尚書事”，被拒絕之後才懷恨發動兵變。
從趙王開始，執政者野心膨脹，區區“錄尚書事”已經無法令人滿足，他們渴望更大權限。於是趙王篡位之前擔任“相國”、“依宣文輔魏故事”，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就像當年司馬懿、司馬昭父子操縱曹魏小皇帝一樣控製晉惠帝；齊王在專權方麵也不遑多讓，“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
長沙王則刻意保持低姿態，避免步齊王後塵，為此他僅僅保留軍職，沒有“錄尚書事”，也沒有兼任文職來幹預政務。
即使沒有兼任文職，也可以通過安插親信的方式來控製尚書、中書、門下三台，不過長沙王也沒有這麼做。當時的尚書令先是王戎後是樂廣，尚書仆射是東安王司馬繇；中書令是卞粹，中書監是東海王司馬越。王戎、樂廣都是前朝老臣，一向圓滑處世，在曆次黨爭之中始終屹立不倒，樂廣還是成都王的嶽父，這兩人對任何執政者都是陽奉陰違，隻求明哲保身的；卞粹則是河間王的黨羽，死心塌地想助河間王成為執政者；而司馬繇與司馬越兩位王爺是長沙王的族叔，輩高年長，自然不也會對長沙王唯命是從。
因此嚴格來講，長沙王不能稱為執政者，他隻是衛京畿的軍事長官。長沙王給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他極力推崇的執政者是成都王。
長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執政者，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朝中政務事無大小，長沙王都派人趕赴鄴城請示成都王，然後才實行。
尊奉成都王是長沙王的策略。河間、成都二王都虎視眈眈，長沙王沒有實力與之抗衡，隻有合縱連橫，選擇與成都王結盟。那時成都王如日中天，隻要引為奧援，河間王就不敢輕舉妄動，這個天下就可暫時穩固。更妙的是長沙王這種低姿態還可以狐假虎威，當朝廷出台某項會損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時，人們就會發現，這道政令是由長沙王與成都王聯合簽發的，其權威不容置疑。
但是這個策略是以犧牲行政效率為代價的，政出多門的唯一後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亂低效，用《晉書》中的原話就是“百度弛廢”，勝過齊王當政時期。
在如此慘淡背景之下，長沙王仍思振作，他執政期間重點要解決的是平定蜀中叛亂。
蜀中叛亂是元康年間關中叛亂引發的連鎖反應。追本溯源，罪魁禍首仍是趙王，此人禍國之尤，真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要說蜀中，不得不先回顧一下元康以來的關中局勢。
元康初年，以武威太守兼任護東羌校尉的奉高侯馬隆病死在任上。馬隆是個傳奇人物，武帝朝秦、涼兩州的鮮卑人匈奴人羌人氐人叛亂迭起，十多年無法平息，馬隆自動請纓，提三千士卒孤軍深入，迅速平定叛亂。此後馬隆鎮守關中十餘年，關中也因此平靜了十餘年。
但馬隆一死，這個平靜就無法持續了。當時鎮守關中的是趙王司馬倫，他與他的幕僚孫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在處理複雜多變的民族糾紛時隻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
於是關中叛亂又起，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五月匈奴人郝散在並州造反，攻打並州上黨郡，失敗之後逃往關中。八月，郝散在雍州北部的馮翊郡被包圍，投降被誅。
兩年之後，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在雍州馮翊郡及其毗鄰的北地郡再次舉起反旗，與他同時起兵的還有北地郡的馬蘭羌、盧水胡兩個種群。他們攻陷北地郡，殺死北地太守張損，屢次打敗馮翊太守歐陽建。隨後，率兵從長安趕來鎮壓的雍州刺史解係也吃了大敗仗。
王師的接連敗北，助長了反叛者的氣焰，也催生了新的反叛野心。於是雍、秦兩州的羌人、氐人一時俱反，推舉氐人齊萬年為首領。齊萬年則因利就勢，建國號稱皇帝。戰火蔓延整個關中，成燎原的勢態。
由於兵禍，元康六年秋季，關中發生了大範圍的饑饉，同時還爆發了瘟疫。到了第二年，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雍州（從元康三年起到元康七年，雍州的版圖包括了雍、秦兩個州）再次爆發瘟疫。禍不單行，這一年關中夏、秋兩季滴雨未下，到了深秋天氣陡變，突如其來的嚴霜又凍殺了大旱之下劫後餘生的一點莊稼。
於是元康七年的饑饉來勢更加凶猛，波及範圍更廣。當時長安以西赤地千裏，到處都是餓殍，穀價漲到每鬥萬錢的天價，百姓買不起糧食，隻好人相食。而朝廷賑濟無方，當災情上報洛陽的時候，惠帝竟好奇地問朝臣：“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
因此有大量關中百姓在家鄉無法生存，淪為了難民。他們逃難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逃入梁州漢中郡，那裏有富饒的漢中平原，可以乞食；少部分流民向西，逃入涼州。
漢中郡雖然富饒，但是地狹人稠，而關中流民有數十萬之眾，小小漢中郡立刻人滿為患，如果難民長期滯留，漢中很有可能會成為新的災區。
流民們都知道區區漢中養不活他們，於是把目光投向了地廣人稀號稱“天府之國”的蜀中。朝廷起初打算封鎖劍門關，阻止流民入蜀，但是這一政策執行得並不堅決，在受命去漢中處理賑災的侍禦史李苾上書替流民求情之後，朝廷就對流民入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於是數十萬關中流民湧入蜀中，一住就是好幾年。
元康八年（公元298年）年底，朝廷（當時還是賈皇後主政，張華輔政）終於意識到僅憑關中地方軍與趙王、梁王那些皇親貴戚是不可能平定關中的，於是派出積弩將軍孟觀，率領中央禁軍去關中戡亂。
次年（公元299年）春，孟觀在雍州扶風國的中亭川與氐族叛軍發生遭遇戰，此役生擒齊萬年，長達三年的叛亂就此平息。隨後朝廷改派年輕的、並且素有賢名的河間王司馬顒出鎮關中。
關中雖然恢複了平靜，但是關中流民心有餘悸，同時貪戀蜀中的安逸，不願意返鄉，而當時中樞政壇動蕩，賈皇後正步步緊逼要置皇太子司馬遹於死地，洛陽人人自危，根本無暇顧及那遙遠的、被大江群山阻隔的、蠻夷充斥的西南邊陲。於是這數十萬流民繼續在蜀中乞食，與蜀中原住民摩擦不斷，積怨越來越深。
又過了一年，到了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真正的多事之秋開始了。先是賈皇後殺湣懷太子，然後是趙王發動兵變，大肆清洗朝堂。這一清洗惹出大禍，賈皇後的姻親、時任益州刺史的趙被調回洛陽任職，但趙懷疑這是請君入甕的陷阱，因懼生變，竟舉兵造反，他殺死了繼任的益州刺史耿騰與西夷校尉陳總，打算學習劉備割據蜀中。
趙的叛變發生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年末，當時趙王正在洛陽忙著篡位，他匆匆任命梁州刺史羅尚為益州刺史入蜀平叛，然後就無暇多顧了。
羅尚於是領著一支七千人的軍隊穿越劍門關，他抵達成都時已是永寧元年（公元301年）三月。當時趙已死，不過羅尚並無尺寸微功，殺死趙的是關中流民領袖李特、李流兄弟。
李氏兄弟原本是趙的爪牙，趙能夠反叛成功，依仗的就是李氏兄弟手中的關中流民軍。李氏兄弟有五人，老大李輔、老二李特、老三李庠、老四李流、老五李驤，其中以老三李庠出力最多，殺耿騰殺陳總都由他親自操刀，替趙立下汗馬功勞。沒想到趙不足以成大事，還沒過河就想著拆橋，他忌憚李庠功高難賞，將其誘殺。李庠一死，趙就與關中流民反目成仇，李特領著流民軍攻入成都城，趙倉皇出逃，結果被家仆出賣，死於半路。
李特消滅趙之後向羅尚投誠。羅尚見流民軍人多勢眾，留在蜀中必有後患，於是催促流民返鄉，雙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後約定讓流民再在蜀中待半年，等秋季穀熟，有了資糧之後再啟程。
當時中原鼎沸，趙王在永寧元年年初篡位，引發轟轟烈烈的勤王運動，殺個流血千裏，死十萬，傷者倍之。關中流民看家鄉烽火未熄，都不願意返鄉。一轉眼到了七月，羅尚頻頻催促流民啟程，流民以秋汛方盛、秋糧未收為理由，請求延期到冬季。羅尚覺得這個請求很難令人接受，雙方談判未果，猜忌越來越深。此時廣漢郡太守（注：廣漢郡，隸屬於梁州）辛冉等人眼紅流民的財物，企圖殺流民冒功，同時劫掠流民的財產，他與梓潼郡太守張演（注：梓潼郡，隸屬梁州）在境內大設關卡，勒索過往流民。
廣漢、梓潼兩郡是蜀中的北方門戶，著名的劍門關即在梓潼郡境內，這兩郡一封鎖，數十萬關中流民就被困於蜀中，呈甕中捉鱉的態勢。流民們大為恐惶，紛紛投靠李特兄弟尋求庇護，李特在綿竹安營紮寨，防備官軍偷襲，大戰一觸即發。
李特又派人向辛冉請求延期，辛冉不僅不答應，而且大發官威，他使人到處張貼懸賞告示，求購李特兄弟的首級。李特兄弟卻偷偷將告示改成求購關中流民大小首領的首級，由此激起流民同仇敵愾之心，而流民對官軍的敵意也更加濃厚了。
到了永寧元年十月，按捺不住的辛冉不經羅尚同意，擅自派兵偷襲李特綿竹大營，大敗而歸，戰爭終於不可避免地打響了。
這一打曠日持久，從永寧元年（公元301年）十月打到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年初，羅尚節節敗退，丟掉了梁州、益州大部分的土地。他向洛陽告急，不幸恰逢政客們正鉤心鬥角，做以鄰為壑的勾當。執政者齊王與河間王不和，而蜀中毗鄰關中，所以齊王視之為河間王的地盤，任其自生自滅；河間王則一心想要與齊王爭雄，到洛陽做執政者，所以隻派了偏師進蜀戡亂，結果大敗而歸。蜀中局勢因此就更加不可控製了。二、 秦兵複東來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正月，李特偷偷渡過郫水，繞過羅尚沿郫水設立的一係列防線，出其不意地出現在成都城外。
成都自古都是蜀中的政治、經濟中心，它是東漢初年公孫述偽朝的都城，也是三國時蜀漢的都城。它由太城與少城兩個部分組成，相傳太城與少城都是戰國時期秦惠王攻占蜀國後由張儀建造的，張儀先建太城，一年之後，又在太城西部建立了少城。
當時羅尚在太城，蜀郡少守徐儉在少城。徐儉一看流民軍從天而降，嚇破了膽，獻出少城向李特投降。成都內外的蜀人也紛紛向李特投誠，幸虧太城城防堅固，李特一時攻不下來。
成都岌岌可危了，而成都如果陷落，那蜀中敗局就不可挽回了，可是羅尚回天乏術，他所能做的就是再一次向洛陽告急。
幸好當時的執政者長沙王不比齊王、河間王，他聽到了羅尚的呼救聲。
於是太安二年初惠帝下了兩道詔令：一道是派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去支援羅尚；另一道是派遣侍中劉沈去蜀中取代羅尚，統領益、梁兩州軍事。
長沙王並沒有能力像當年平定關中叛亂一樣，直接派出禁軍良將去蜀中對付李特，所以他借助的是荊州都督新野王司馬歆的力量。
如果新野王有割據自雄的野心，他肯定不願意派荊州的軍隊跑到蜀中去打仗，損兵折將不說，打贏了也無利可得，他肯定會阻撓這道詔令的實施，比如用偏師替代主力，或者幹脆不出兵虛報人數，關中的河間王就是這麼幹的。幸好新野王是個怯懦平庸之輩，因此宗岱得以帶出三萬勁卒，在蜀中建立奇功。
隻是禍福相倚，宗岱後來病死蜀中，等荊州也發生叛亂的時候，新野王就實力不濟了，這是長沙王始料未及的，容後再稟。
詔令下達後，宗岱就率領著三萬荊州水軍從長江逆流而上，進入長江上遊的支流西漢水（即今天的嘉陵江），溯流而上長驅直入蜀中腹地。長江上遊的水道充滿激流險灘，原本奇險無比，但是因為戰火尚未蔓延到此，反而成為進出蜀中最便捷安全的通道。
宗岱水師未至，但是官兵大軍壓境的消息已經傳遍成都內外，已對叛軍構成山雨欲來之勢，在此強大壓力之下叛軍內部發生分裂，許多已經投降李特的蜀人又重新倒向了官軍，羅尚趁機發起進攻，斬殺李特及其長兄李輔，幾乎將叛軍逼上絕路。
幾乎與宗岱出師同時，侍中劉沈也啟程趕赴蜀中，他走的路線與宗岱不同，宗岱走的是南方水路，劉沈走的是北方的陸路，借道關中，由關中入漢中，經劍門關到達蜀中。
但是劉沈最終沒有到達蜀中，他在長安被河間王扣下了。
關中（雍州）、隴上（秦州）、漢中（梁州）、蜀中（益州）從戰國秦惠王時期開始就聯為一體，唇齒相依，而且關中動亂是蜀中動亂的源頭，蜀中動亂又會反過來影響關中好不容易才安定下來的局勢。河間王坐鎮關中，都督雍、秦兩州軍事，按理說，他應該是最關心蜀中局勢的人才對。
可是事實上河間王卻顯得十分冷漠，他僅僅派過一支偏師去蜀中聊盡人事，偏師的統帥是督護衛博，此人並非河間王的心腹，手下也並非強兵勁卒，理所當然的大敗而歸。若說當時他正鉚足了勁要與齊王爭權，所以將關中精銳（由張方統帥的那支軍隊）留中不發，那麼如今齊王已死，他為何不派出悍將張方去平定蜀中呢？要知道當時的李氏流民軍根本不成氣候，他們最後能夠割據建國，建立“成漢”政權，完全是河間王等人姑息養奸的結果。
既然河間王對蜀中亂局漠不關心，長沙王就派出劉沈去主持平叛大局，河間王卻對此反應激烈，他扣下劉沈，自己不救火，還不許別人救火，這又是為什麼呢？
原因無他，依然隻是政客們的鉤心鬥角而已。
自從河間王聽從李含，發兵攻向洛陽，河間王與皇甫商就成為仇人，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時任秦州刺史，他無疑是與自家兄弟站在同一陣營的，所以當時關中局勢很嚴峻，雍、秦兩州之間很有可能也要爆發戰爭。
而劉沈這人無法令河間王放心。劉沈死後進了《晉書·忠義傳》，是晉朝廷的忠臣，此人出生於幽州薊城的世家大族，敦守儒道素有才名，劉沈年輕時先在州郡任職，後來被衛瓘發現並器重，征辟為掾屬，此後逐步升遷。齊王執政時期，劉沈出任齊王左長史，雖然他並非齊王的心腹，但是這一段嶄新的履曆足以讓河間王心生忌憚。劉沈或許不會刻意與河間王為敵，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河間王無法駕禦此人。
劉沈一向以忠義著稱，對朝廷唯命是從，而在洛陽執政的長沙王又被河間王視為潛在敵手。秦、梁、益三州毗鄰，如果劉沈取得了梁、益兩州軍事指揮權，再與皇甫重聯合，河間王在關中的統治就會麵臨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因此要防患於未然，不能放劉沈到蜀中去。至於蜀中戰火越來越熾熱，羅尚的處境日益危險，河間王就不管了。
河間王將劉沈扣在長安做軍師，另派心腹席薳代替劉沈去蜀中。劉沈是由惠帝任命的，持有惠帝的節杖，而席薳卻是河間王矯詔任命的，兩者的權威不可同日而語，羅尚當然不可能聽從席薳的調度，因此惠帝的這道詔令算是作廢，長沙王的苦心也付諸東流。
此事還有一個餘音，就是河間王把劉沈留在長安極力地籠絡，甚至表請劉沈為雍州刺史，長沙王順水推舟，準了河間王的請求。河間王有恩於劉沈，以為他會知恩圖報，沒想到卻是替自己挖了個深坑，幾個月後河間王就差點死於劉沈之手，這是後話容後再稟。
雖然惠帝的兩道詔書隻被執行了一道，但是中央微弱的努力還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太安二年三月，羅尚再次大破流民軍，殺死李特的長子李蕩，流民軍繼任領袖、李特的四弟李流甚至絕望地要向宗岱投降。若非後來宗岱在前線染病暴斃，蜀中穩定指日可待。
此事可以有力證明，晉朝表麵上亡於外患，實質是亡於內亂，與其一味譴責“五胡亂華”的狼子野心，不如先譴責司馬家兒自壞長城。“五胡”在起始階段都隻是烏合之眾，隻要中央調度、地方協同，剿滅他們是輕而易舉的事。“五胡”之所以成燎原之勢，並非那時漢人力不如人，而是漢人忙於內鬥，中央政令不行，各地擁兵自重，見死不救甚至以鄰為壑，最終被各個擊破。
而在長沙王執政時期，晉室山河雖然日漸支離破碎，但是希望還是一息尚存。如果河間王在這時能夠收斂貪欲，派兵入蜀助剿，則光複益州指日可待；而蜀中平定，那麼荊州、江南的民變就不可能發生；如果此時成都王積極回應長沙王，則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洛陽以東、以北諸州就可免於戰火，匈奴人劉淵、羯人石勒就無機可乘。消弭兵禍之後，成都王與長沙王以至親的身份夾輔皇室，實現晉室中興也未嚐沒有可能。
但這隻能是假設了，盡管長沙王表現出相當大的善意，無奈樹欲靜而風不止，作為“八王”之中最有才幹的一位王爺，長沙王的結局最為悲慘。
禍胎依然是李含。
他領著關中軍無功而返，自然是很不甘心，不久洛陽傳來消息，仇人皇甫商不僅沒被清算，反而得到重用，成為長沙王的參軍。李含費盡心機，到頭來枉作小人，還替他人做了嫁衣，氣得差點發瘋。
長沙王重用皇甫商是合乎政治邏輯的。皇甫世家在關中盤根錯節，皇甫商的兄長皇甫重還擔任著秦州刺史，這些都是用來牽製河間王的重要砝碼。
李含也認識到這一點，於是他計劃先鏟除皇甫重，李含對河間王說：“皇甫商被司馬乂所信任，皇甫重終歸不為我用，這是一大隱患，必須除去。”為此，李含設計了一個調虎離山的陷阱：先由河間王上表朝廷將皇甫重調離秦州，到洛陽做京官，皇甫重進京赴任，途中必經長安，河間王隻需守株逮兔就可以將其擒獲。
這個計劃很周全，無奈皇甫重在朝中也布有耳目，河間王的奏章剛到，隨即就有人六百裏加急趕赴秦州通風報信。
皇甫重也不是良善之輩，得悉陰謀豈能忍氣吞聲？他的反應迅速並且劇烈。幾天後，洛陽尚書台收到了來自秦州的露檄（注：露檄就是古代政府用於征戰的公告），內容是檢舉關中都督河間王司馬顒任用李含這種奸佞，將要在關中作亂，秦州刺史皇甫重洞察其奸情，將率領秦州六郡將士為國除害，鏟除李含。
這種擅自興兵的行為當然不可能得到朝廷讚許，而且長沙王此刻並沒有下定決心要與河間王翻臉，但是秦州山高皇帝遠，皇甫重一意孤行長沙王也是鞭長莫及。為求息事寧人，長沙王讓惠帝派出專使，到關中勸皇甫重罷兵。
等使者帶著詔書、節杖，風塵仆仆抵達秦州，為時已晚，雙方軍隊擺開陣型酣戰正歡。原來秦州六郡內部也有矛盾，秦州刺史管轄下的隴西太守韓稚與皇甫重一向不和，河間王乘虛而入，下令韓稚和金城太守遊楷糾合秦州涼州四個郡的郡兵，進攻皇甫重。遊楷出身金城遊氏，與金城麹氏是當地兩大豪強大戶，秦涼兩州有一首民謠形容這兩戶的富足強盛：“麹與遊，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
這一仗表麵上是河間王在利用關西諸豪強之間的矛盾來對付皇甫重，實質是這些有野心的世家大族眼看亂世將起，想渾水摸魚趁機擴充勢力範圍。這一仗曠日持久，從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春季一直打到永興二年（公元305年）夏季，以皇甫重兵敗被殺告終。那時李含、皇甫商兩個始作俑者已經死去，長沙王已經死去，河間王也離死不遠。在此役中獲勝的韓稚、遊楷也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權勢，數年之後，秦州就落入匈奴人之手，這又是個同族鷸蚌相爭，結果被異族撿漏得利的大敗局。
使者勸和未果，灰溜溜回到洛陽。長沙王見地方勢力如此跋扈，視中央權威如無物，又氣又無奈。生完了悶氣，長沙王覺得李含這人留在關中實在是個禍害，就讓惠帝任命他為河南尹，調到洛陽任職。
河南尹負責京畿治安，是握有少數兵權的重要職務，長沙王此舉也含有籠絡的意思。誰曾想李含這人實在鬼蜮，他是帶著陰謀而來的。到洛陽後，李含多方積極走動，主要做兩件事，一件是繼續說動長沙王召回皇甫重，另一件說起來驚心動魄，李含要謀殺長沙王。
李含一到洛陽，皇甫商就密切注意著他的行蹤，很快皇甫商就發現了李含的秘密。有一天，河間王的黨羽之一、侍中馮蓀又來遊說長沙王召還皇甫重，等馮蓀走後，皇甫商向長沙王報告了李含的可疑行跡和陰謀，接著他對長沙王說：“河間王的全部奏折都是李含的主意，不及早除去此人，禍亂將至。此前河間王的借刀殺人之計，也是李含提議的陰謀。”
當初河間王借刀殺人的痕跡如此明顯，長沙王顧全大局所以佯裝不知，但他沒想到忍辱負重的後果，竟然是招來變本加厲的謀害。是可忍，孰不可忍？長沙王新仇舊恨一起算，在洛陽範圍內清肅河間王黨羽。
清肅的結果是李含、馮蓀，還有中書令卞粹，被斬首於洛陽東市；河間王另外兩個黨羽，諸葛玫與牽秀逃得快幸免一死，當時通往關中的道路已經被封鎖，兩人轉向東北鄴城方向逃竄，到了鄴城之後諸葛玫散布謠言，極力慫恿成都王向洛陽進軍。
李含一死，河間王的鬼蜮伎倆就暴露於天下。河間王索性明火執仗，準備派兵到洛陽來取長沙王性命，但他不敢單獨行事，於是派出使者去聯絡成都王。
這時是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七月，長沙王執政的第八個月份。三、 荊揚有寇
河間王趕上了好時機，當時成都王剛剛在荊州碰了個釘子，正憋著一肚子火要發泄。
這釘子碰得十分曲折，說來話長，但不得不交待一下，因為這個釘子決定了曆史的走向，直接影響日後東晉的建立。
荊州是三國時期唯一魏蜀吳都曾染指,並且動用重兵多次發生大規模會戰的地方。史上有名的幾次戰役，比如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戰（公元208年）、建安二十四年的樊城之戰（公元219年），還有吳蜀之間的夷陵之戰（公元222年），全都發生在荊州。為什麼三國的梟雄們不約而同的重視這個地方呢？原因無他，荊州的戰略地位實在太重要了。
長江發源於巍峨的唐古拉山，它從海拔六千米奔騰而下，其流滾滾，衝過蜀中、巴中，衝出崇山峻嶺之後，就進入了荊州。此時江麵變得開闊，利於航行，但是海拔與下遊依然有數百米的落差，因此水流依然湍急，順流而下，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在江南任何一個地方現身，令人防不勝防。具體這速度有多快？我們可以參考李太白名句“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白帝城在梁州巴郡境內，尚在荊州以西。
所以荊州一直被視作江南的西大門，以前孫吳政權就在此屯有重兵，著名的晉將羊祜與吳將陸抗頗有君子之風的對峙，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發生，當時孫吳流傳這麼一句話“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後來晉國大舉伐吳，功勳最大的是來自益州的水師，由龍驤將軍王濬統帥，王濬在荊州與吳軍交戰，幾乎使孫吳水師全軍覆沒。荊州失守之後，江南敗局就成定局，王濬直指金陵如入無人之境，迫使孫皓黯然出降——從軍事角度而言，得荊州者得江南，說荊州是南中國的東西要衝，這絲毫不過分。
而荊州的重要性不僅限於威懾江南，同時它還是中國南北要衝。
漢江是長江最大的一條支流，它發源於秦嶺，呈南北走向，漢江的大部分流域都在荊州境內，它與長江的彙合處也在荊州。從荊州溯漢江而上，可以抵達漢中，可以出奇兵威脅隴上；而渡過漢江向東北方向進發，就是一馬平川的平原，可以長驅直入奔赴洛陽、許昌等名都大邑。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大舉進攻荊襄，包圍樊城水淹七軍，占領荊州的絕大部分，引起了中原地區極大的恐慌，曹操甚至一度打算遷都——由此可知荊州也是中原的西南門戶。
鑒於荊州非同尋常的重要地位，所以晉武帝臨終特意安排兒子楚王司馬瑋去接管荊州。晉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卷入政治傾軋死於非命，荊州軍事大權幾經易手，最後落到新野王司馬歆的手中，可謂所托非人。
新野王成為封疆大吏純屬偶然，他是扶風王司馬駿的兒子，血緣上離趙王司馬倫比較近，因此得到趙王重用。趙王篡位，新野王被派往鎮守荊州，實際上他的才幹不足以勝任這一要職，史書上說他“謹身履道”“以孝聞”，沒有治國的才能，是個優柔寡斷的庸才。這種人在太平歲月尚且可以濫竽充數，一逢亂世就原形畢露了。
齊王起兵，新野王作為馬前卒，與齊王一同挺進洛陽，齊王投桃報李，給新野王加官進爵，進一步鞏固他在荊州的統治；後來齊王遇難，長沙王上台，新野王擇木而棲，跳向最粗壯的枝頭，頻頻向成都王示好。長沙王對此十分不滿，但是他勢力單薄，對新野王無可奈何。
就在新野王對成都王暗送秋波的時候，益州叛變越演越熾，終於溢出蜀中，蔓延到了荊州。荊州的太平日子到頭了，一個懦弱無能的統帥率先遭遇了這個動蕩不安的時代，這是新野王的不幸，也是全天下百姓的不幸。
叛亂源起於惠帝的一道詔書。
太安二年初，長沙王發現平定蜀中叛變僅憑羅尚孤軍奮戰是難以奏效的，於是定下向其他州郡借兵助剿的方策。本章第二節惠帝派遣宗岱、劉沈入蜀的兩道詔書，即是這一方策指導下的產物。
宗岱入蜀之後，蜀中戰局煥然一新（雖然隻是曇花一現），長沙王一高興，就讓惠帝又下了一道詔書趁熱打鐵。這道詔書的內容是向荊楚江揚諸州招募義勇，作為後繼部隊到益州助剿。這道詔書是壬午日簽發的，因此史稱“壬午詔書”，這道詔書惹下了滔天大禍。
“楚風彪悍”是史上有名的，魏晉時期長江中下遊的荊楚江揚一線又是多戰之地，民風勇武好鬥，又因為歸附未久人心思故，所以更加易動難安。孫吳滅亡之初，就有吳人多次試圖複辟，如武帝太康三年九月，“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太康八年“冬十月，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聚眾攻郡縣，自號將軍。十一月，海安令蕭輔聚眾反。十二月，吳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羨縣”。
這些複辟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影響不小。當時孫吳故土流傳著這樣的童謠：“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複”、“宮門柱，且當朽；吳當複，在三十年後”，還有“雞鳴不拊翼，吳複不用力”。這些鼓吹孫吳複興的歌謠能夠產生並且廣為傳誦，說明當地平靜的外表之下，潛伏著許多洶湧的暗流。晉武帝臨終特地在長江中遊、下遊設立兩大軍事重鎮，派出兩個皇子鎮守，也表明了他對此處的重視與擔憂。
時光荏苒，隨著距離孫吳滅亡越來越遠，對於故主的依戀與追思也被時間磨損得越來越淡，但是不安分因素依然存在，新的讖言又產生了，這一次有人預測：“當有帝王，興於江左。”
所以此地本該是鎮之以靜的，但是長沙王此時已經無計可施，隻好飲鴆止渴。別處的都督長沙王都招惹不起，不得已，隻好撿新野王這個軟柿子捏，而當時都督揚州軍事的劉準也是個軟柿子。
詔書下達之後，新野王與劉準果然不敢違抗。阻力來自民間，當時沒有人願意背井離鄉跑到遙遠而陌生的益州去打仗、送死，義勇根本招募不起來。但是這種反抗早在預料之中，“壬午詔書”責令各郡太守強行拉壯丁，並且督促士卒盡快上路，凡在轄境內逗留超過五日，二千石以下官員就地免職。
欲速則不達，催促過嚴效果適得其反。各地太守、縣令為了保住官銜，都親自出馬拉壯丁，然後像押送囚犯一樣將他們驅逐出境。那些被強行征募的士卒半路上紛紛逃亡，絕大部分落草為寇，許多百姓為了逃避役，也紛紛逃亡，其中相當一部分也被迫“屯聚而為劫掠”，成為盜賊。於是荊楚江揚兩州社會秩序大壞，怨聲載道人心思變，叛亂一觸即發。
最後叛亂的火苗是在荊州江夏郡躥起來的，點火的人名叫張昌。
張昌取了漢族人的姓名，實則他是個漢化很深的蠻人。“蠻”是古代中原人對南方諸族帶有鄙視的統稱，中原人自認為是禮儀之邦，看不起異族人，所謂“北戎南蠻東夷西狄”都是這個意思。張昌具體是哪族人，如今已經無法考證了。
張昌的出身並不高，他是荊州義陽郡人，曾在義陽郡平氏縣做過縣吏。雖然身份低微，他卻是陳勝吳廣一類人，武力過人好論攻戰，因此時常被同僚取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暗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
張昌曾找人占卜，卜者騙錢心切，說他將來大富大貴。張昌沾沾自喜，以為民謠中所謂“當有帝王，興於江左”指的就是自己，於是一心盼望亂世。
盼啊盼啊，蜀中果然打起仗，亂起來了，張昌離開家鄉跑到荊州江夏郡，也不知道他從哪裏偷來一些旌旗傘蓋等軍中儀帳，謊稱受朝廷授命招募軍隊，去蜀中為國效力。此時張昌看來是想通過立軍功來飛黃騰達。
隻是這個計劃沒有奏效，原因很簡單，誰會放著太平日子不好好過，跟著你一個來曆不明的家夥去遠方打仗呢？張昌折騰了許久，聚集了千把人，卻都是走投無路想討口飯吃的流民，成不了氣候。令人奇怪的是，張昌在境內招搖撞騙，政府竟然不聞不問，可見當時江夏郡太守弓欽的執政能力也很堪憂。
荊州的形勢正漸漸向有利於張昌的方向變化。荊州境內本來就有不少流民，如今流民數量還在與日俱增，根據其來源新舊，可分為以下幾類：第一類也是最老的一類，是元康年間從關中逃往漢中，又從漢中順著漢江逃到荊州的關中六郡流民；第二類是巴蜀叛亂發生後，順著長江、漢江逃到荊州的蜀中、漢中流民；第三類是“壬午詔書”發布後的逃兵，與逃避役的各郡百姓。流民在曆朝曆代都是安定社會的終結者，他們一無所有，隨時掙紮在死亡線上，為了求生存，他們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而當時新野王也在無意中幫助著張昌，史書上說他“為政苛嚴，蠻夷並怨”，於是在流民問題上又加上了一條民族矛盾。要知道荊州的蠻夷可不好惹，三國時期孫吳政權前後派出幾十萬大軍，花了數十年的時間，才勉強將他們治服。荊州不穩定的局勢嚴重拖了孫吳向北方發展的後腿，《三國誌》裏有這麼一句話：“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意思就是說荊州蠻夷易動難安，不停的叛亂使孫權應對不暇，所以才會放下身段，對曹魏稱臣。如今新野王統禦失度，看來要步孫氏的後塵。
這諸多不安定因素雜糅在一起，嚴重威脅荊州的穩定。如果此時有強兵震懾，新野王與荊州刺史再積極安撫流民與心懷不滿的百姓，局勢猶有可為，可是偏偏這時候，荊州刺史宗岱受命領著三萬精兵到蜀中去了。
然後，上天降下了壓垮荊州的最後一根稻草。太安二年春，江夏郡的春糧獲得大豐收，往年糧食豐收是大好事，但是當年，豐足的糧食卻把方圓數百裏所有饑餓的流民都招引來了。張昌看到那麼多饑腸轆轆的、一無所有的、對人生失去希望的、對朝廷滿懷怨恨的流民，他忽然意識到與其做官兵，還不如造反來得有前途。
張昌於是在江夏郡安陸縣附近的石岩山下招降納叛，他改名為李辰，借助道教的影響力裝神弄鬼，前來投奔的流民日以千計。
安陸是江夏太守的治所，離石岩山僅僅八十裏，而一直等到張昌初具規模的時候，江夏太守弓欽才如夢初醒，派遣郡兵前去鎮壓，可惜養癰長疽為時已晚，官兵大敗而歸。又過了一陣，張昌覺得羽翼已經豐滿，就率眾進攻安陸，弓欽抵擋不住，棄郡逃到南邊毗鄰的武昌郡去了。四、 張昌建國
江夏失陷，新野王有守土之責當然不能置之不理，他派騎督靳滿前去鎮壓，結果铩羽而歸，官兵丟下不少刀槍劍戟，裝備了張昌的部隊。
張昌連破郡兵、州兵，又占據了江夏府庫，兵多糧足威震荊楚。但他的野心並不止於此，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張昌趁機另立政府，試圖與洛陽分庭抗禮。張昌首先製造輿論，他派人四處宣揚：“當有聖人出為民主。”即是說有聖人出世領導萬民了，言下之意就是新的真命天子降臨了，該改朝換代了。
當時朝廷威信掃地，遍地硝煙，流民們自然是怨氣衝天，普通百姓也感到惶恐而迷茫，不知道明天又會有什麼遭遇，所以這種讖言是很有誘惑力的。
等這個讖言擴散到一定程度，許多人將信將疑，另有許多人堅信不疑的。這個傳說中的“聖人”竟然還真的下凡人間來拯救萬民了，而且十分湊巧，這個“聖人”在第一時間被張昌發現了。張昌搞了一個盛大的儀式，將“聖人”迎到了安陸。
兩人一見麵，“聖人”果然長得仙風道骨飄然出塵，而且張昌發現，“聖人”不僅有神仙氣，還有帝王之相。一問“聖人”家世，不得了，果然是高貴的皇室後裔，該“聖人”姓劉名尼，是漢高祖的某某代玄孫。曹魏篡了劉漢的天下，司馬氏又篡了曹魏的天下，世道輪回，如今物歸原主，這位劉聖人奉天承運，前來恢複大漢王朝。
隨著“聖人”的到來，安陸發生了許多怪異現象。在“聖人”居住和活動的地方，總有珠袍啊玉璽啊鐵券啊金鼓啊，這一類皇帝才能擁有的事物自己主動的跑到“聖人”身邊；還有一天，“聖人”的居所突然百鳥雲集，隻聽空中一陣鼓噪，群鳥黑壓壓從四麵八方飛來，棲止於庭院，據說當時庭院中還棲息了一隻碩大無比、五彩斑斕的怪鳥，此怪鳥就是傳說中的鳳凰。
這分明就是天降祥瑞，示意天命所歸啊。張昌於是順天應人，在石岩山修築宮殿，擁立劉尼為天子，國號當然是漢，一切禮儀製度都效仿漢朝，年號定為“神鳳”。張昌擔任相國，他的哥哥張味被封為車騎將軍，弟弟張放被封為廣武將軍，兄弟三人掌握軍政大權。張昌又設立朝廷百官，征召荊州縉紳擔任，有不識抬舉不應招募的，誅殺全族。
事實上神跡都是偽造的，那隻鳳凰先由竹子編成骨架，套上五彩外衣，身旁再灑上無數肉丁，於是就導演出一個“百鳥朝鳳”的祥瑞；“聖人”也是假的，那個“劉尼”根本不姓劉，他真名丘沈，原本隻是江夏郡山都縣的一個小吏。張昌大費周折，無非是想詐取民心，他這一套伎倆並不新鮮，在他之前，已有無數成功與未成功的野心家使用過，在他之後，還將有無數野心家繼續誆惑百姓。因為，民心是可欺的，民意是可操縱的。
人心原本脆弱，在無助與絕望的時候，人們很容易對自己失去信心，而去寄希望於有英雄與聖人出來指導迷津。這種心理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他們有意製造出一種完滿的人間天堂願景，用美好絕倫的實則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謊言去蠱惑處於絕境的可憐人，控製他們的思想與精神，將他們驅趕到戰場，用鮮血與生命鋪就自己通往權勢的道路——古往今來，這種悲慘的例子不勝枚舉，那些冤死的生靈啊恒河沙數。那些謊言千篇一律，幾千年來卻無往不利，誠為可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