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楊駿

一、 麵容模糊的晉惠帝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己酉,司馬炎駕崩的當日,身穿毛邊粗麻布喪服的太子司馬衷被群臣迎到了正殿。群臣異口同聲地表示,國家不能一日無君,所以懇請太子即皇帝位。

按照傳統,這種勸進要進行三次,如果有特殊情況,比如即將接替做皇帝的人並非先帝指定的皇嗣,勸進則要進行六次。這種特例在漢朝出現過,漢文帝劉恒被大臣擁立為帝的時候,先向西方向讓了三次,又向南方向讓了兩次,第六次才應允做了皇帝。

司馬衷是大行皇帝指定的太子,隻需三次即可。前兩次勸進,都會被太子婉言謝絕,因為父皇剛剛駕崩,太子哀慟不已,怎麼會有閑心考慮自己的名位。但是群臣不會罷休,他們會建議太子以江山社稷為重,在這苦苦哀求之下,最後太子勉為其難地接受了皇帝的尊號。

隨後,新皇帝司馬衷頒布詔書,宣布大赦,改元為“永熙”,所以後世也稱太熙元年為永熙元年。同日,司馬衷尊奉皇後楊氏為太後,冊立太子妃賈氏為皇後。

此時司馬衷已經三十二歲,自從九歲被立為太子,他足足在東宮等了二十三年。此後他將禦宇十六年,直到四十八歲的時候離奇暴斃,死後諡號為“惠”。“柔質慈民曰惠”,這是一個明褒實貶的諡號,“慈民”隻是托詞,“柔質”才是真的,意思是說這個皇帝柔弱無能,始終被人操縱於股掌之中。曆史上隻有兩個皇帝諡號為“惠”,另一個可憐的傀儡皇帝是漢惠帝劉盈,他一生都畏縮在母親呂後巨大的陰影之中,未過三十就鬱鬱而終。

比起漢惠帝,晉惠帝在曆史上的口碑更加不堪,他的名言“不食粥,何不食肉糜?”以極端荒誕的形式暴露了當政者不知民間疾苦,千百年來一直令人難忘。晉惠帝被人推測為癡障,最有力的證據就是這句傻話。事實上,自古以來當權者說蠢話的例子不勝枚舉,他們未必是出於無知,而是出於無恥。

西晉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這一千七百多年間曾出現過二十餘種晉朝的斷代史書,但完整流傳至今的隻剩下《晉書》。目前所見最早定性晉惠帝智商的也是這部《晉書》,裏麵隱諱的評論晉惠帝“厥體斯昧,其情則昏”。《晉書》麵世四百年之後,北宋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他也采信了這一說法,說晉惠帝“為人戇呆”。

事實上,晉惠帝的真實麵目仍然是一個謎。

《晉書》成書於唐朝貞觀年間,距離西晉已有三百年之遙。時間遙遠本不是問題,修史在中國古代是一件神聖重大的政治行為,自從先秦時期開始,曆朝曆代的政府都很注重史料的收集與史書的修繕,並且專門設有太史、秘書監等專業機構來收集整理當代史料、編繕前代史書。作為古代政府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處於半人半神崇高位置的皇帝,其一舉一動都會被記錄在案,會專門有一本小冊子被稱為“起居注”,用來記錄皇帝的日常言行。

如果原始資料能夠保存下來,那麼晉惠帝是否癡呆就一目了然。隻可惜這些資料都亡佚了,晉惠帝死後五年,洛陽陷落,隨即被匈奴人劉曜一把火燒為平地;晉惠帝死後十一年,西晉滅亡,隻有少數臣子僥幸逃到江南,加入苟且偏安的東晉小朝廷。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晉的史料在它亡國之初就已經殘缺不全。

西晉滅亡後的三百年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亂世,也是中國曆史上最漫長的亂世。在這三百年裏有無數人家破人亡,追根溯源都可以歸罪於當年晉惠帝的無能,歸罪於那些禍國殃民的晉朝王爺。肯定有無數人痛恨晉惠帝、痛恨司馬家兒,可以想象,當時的街頭巷尾必定產生了大量關於晉朝皇帝、皇後以及那些爭權奪利的王爺們的離奇傳說;這些傳說有的被時間衝走了,也有的留下隻言片語,成為後世難辨真偽的史料;

另外,在這三百年間,以江淮為界,南北各自興起並湮滅了數十個政權,這數十個政權間不停地爆發戰爭,並形成南北對峙,前一百年是東晉對峙十六國,後兩百年是南朝對峙北朝。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各個政權之間也會對敵國進行攻詰造謠,等到天下再次統一的時候,官方留下的史料,散佚民間的史料,魚龍混雜,已經難辨真偽。

今人讀史會發現兩晉南北朝的昏君、暴君多得令人驚訝,其中南朝劉宋、蕭齊的幾個少年皇帝、北齊高家的幾位皇帝,殘暴程度令人發指,可謂完全喪失了人性。這些人之中,有多少是被潑了汙水,有多少是真正的暴君,如今也很難查證了。

無獨有偶,《晉書》除了裁定晉惠帝是癡呆,還裁定另一位晉朝皇帝是私生子。這個不幸的皇帝就是東晉的開國皇帝、晉元帝司馬睿,《晉書》裏說他實際並非司馬家的孩子,而是母親夏侯氏與一個牛姓小吏私通的產物。

這一說法最早出自孫盛的《晉陽秋》。孫盛出生於西晉末年,仕宦於東晉,以史學家的身份留名於後世,《晉書》第八十二卷替陳壽、司馬彪、習鑿齒等晉朝有名的史學家立了傳,孫盛也名列其中。孫盛的主要作品是兩部斷代史,分別是記敘曹魏曆史的《魏氏春秋》與記敘兩晉曆史的《晉陽秋》,如今這兩部書已經散佚殆盡,隻殘留零星篇章。

在《晉陽秋》殘本中有這麼一句話:“又初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欽,而生元帝,亦有符雲。”

這句話明白無誤的指出晉元帝的生父並非西晉第二任琅琊王司馬覲,而是一個叫牛欽的小吏。若是僅僅考慮孫盛與晉元帝是同時代人,親身經曆過兩晉之交那紛紛擾擾的歲月,這話似乎可信;但是如果考慮到孫盛在東晉為臣(孫盛壽命長,他一生經曆了東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簡文帝八個皇帝),卻奮筆直書開國皇帝是個私生子,這未免太不可思議;而更不可思議的是晉朝人的反應,《晉書·孫盛傳》裏評論說“《晉陽秋》詞直而理正,鹹稱良史焉”,可見《晉陽秋》寫成之後在當時廣為流傳,東晉的臣子看了都說是“良史”,孫盛本人也沒有因為宣揚皇帝的血統不正而受到任何製裁,一口氣活到七十二歲才壽終正寢,這豈非咄咄怪事?

懷著疑問,再細細品味這句話,就可以讀出一股熟悉的神棍氣息。兩漢兩晉時期讖緯之說大行其道,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平民百姓,都相信有那麼一幅模棱兩可的古圖,或者是一句晦澀難明的古語,暗藏玄機指示著天下蒼生的福祉。許多人窮盡畢生精力專研此道,製造出更多不知所雲、穿鑿附會的東西,有不少政治人物則借用讖緯來進行政治投機。

比如說陳勝造反之前,先要偽造一份神諭,說“大楚興、陳勝王”;再比如說西漢宣帝劉病已登基之前,也曾出現“公孫病已立”這樣的讖言;後來王莽要篡奪西漢皇位,也偽造了一係列的讖言;東漢光武帝劉秀建國稱帝,也應驗了“劉秀當為天子”的讖言;到了漢末,曹丕接受漢獻帝的禪讓,事先也大造輿論,說這是印證“代漢者,當塗高也”的讖言。

總而言之,讖言已經成為野心家用來製造輿論、標榜天命所歸的工具,其中被利用得最頻繁的讖言就是上麵那句“代漢者,當塗高也”。這句讖言出現於西漢中期,到了兩漢之交,割據蜀中的公孫述認為自己就是那個“當塗高”,忙不迭地稱帝,國號“成家”,沒過幾年就亡於東漢;過了兩百年,漢末亂世,割據淮南的袁術也動了心想當皇帝,於是他也“當塗高”了,在淮南做起了皇帝,建號“仲氏”,過把癮之後就兵敗勢窮,吐血而死;之後又過了一百四十年,西晉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也做起了皇帝夢,他也開始宣傳自己是“當塗高”,幸好還沒來得及稱帝就被石勒消滅,算是保住了名聲。

《晉陽秋》殘本中的這句話也包含著一個讖言,內容是“牛繼馬後”,這個讖言被認為暗示著晉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將有一個姓牛或者與“牛”有關的人物興起,取代司馬氏。

這個讖言是有利用價值的,而且確實有一股勢力在利用這個讖言攻擊東晉皇室,不過肯定不會是孫盛。

端倪暗藏在《晉書》之中,《晉書·孫盛傳》裏記敘了這麼一件事:數年前東晉權臣桓溫北伐,在枋頭這個地方遭遇前燕大將慕容垂,慘敗而歸,事後桓溫一直引以為恨。孫盛在寫作《晉陽秋》時秉筆直書,並沒有替權臣隱諱。書成之後桓溫大怒,當麵威脅孫盛的兒子說:“枋頭之役誠然失利,也不至於如你父親說的得那麼嚴重。倘若這本史書通行於世,小心你們全族的性命!”

孫盛的兒子很害怕,回家請求父親刪改。孫盛當時年近古稀,卻老而彌堅,他當庭訓斥兒子,表示一字不改;孫盛的兩個兒子與眾多孫兒一起跪下痛哭,懇求老父替全族上百口人的性命著想,孫盛大怒卻又無可奈何,隻好默許。

孫盛的兒子於是修改《晉陽秋》掩飾枋頭慘敗,但是孫盛為人狷介,不甘心屈服於桓溫淫威,他將一部未修訂的《晉陽秋》寄給北方的前燕皇帝慕容儁(注:《晉書》中此處有明顯錯誤,慕容儁病死於公元366年,而枋頭之役發生於公元369年,孫盛寄書之時,前燕皇帝應當是慕容儁的兒子慕容暐寫),讓桓溫鞭長莫及。數年之後,晉元帝的孫子晉孝武帝特意派人去遼東求得北方版本的《晉陽秋》,與江南版本一對照,內容有多處不同。

由此可知,《晉陽秋》其實分南、北兩個版本。南方版本已經被孫盛的兒子篡改過,那麼,北方版本是否就是原本呢?不一定,它恐怕也已被人挾帶了私貨,殘本中那一句“牛繼馬後”的讖言,很有可能就是前燕政權的傑作。

由於史料的缺乏,以上結論隻能是猜測,不過這個猜測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前燕政權在當時有足夠的動機去抹黑東晉政府。

前燕是東晉時五胡十六國之一,它的前身是鮮卑慕容部。西晉時期,慕容部的酋長慕容廆一度臣服於晉朝,被任命為“鮮卑都督”;西晉末年天下大亂,慕容部趁機擴張勢力,並吞了高句麗與鮮卑宇文部地盤。當時北方最強大的政權是羯族人石勒創建的後趙,後趙對前燕一直虎視眈眈。出於遠交近攻的戰略需要,慕容廆對東晉稱臣,接受東晉任命的都督官職與“遼東郡公”的爵位。

公元337年,慕容廆的兒子慕容皝建立燕國,史稱前燕。前燕在建國之初依然表麵臣服於東晉,但隨著後來後趙的日益衰落,前燕的日益強盛,繼續臣服於東晉不再符合前燕的利益。公元349年,後趙發生內亂,前燕趁機發動進攻,向南蠶食;公元352年前燕消滅冉魏,成為北方第一強國。此時前燕的南部邊境已與東晉接壤,雙方沿著淮河一線已經有領土糾紛。

前燕既然已經羽翼豐滿,自然不可能再向東晉稱臣。公元352年十一月,燕王慕容儁在薊城稱帝,他對東晉派來的使者說:“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慕容儁自稱“為中國所推”,言下之意就是說你東晉隻是偏鄙小邦,我大燕才是中原正朔。

說前燕是正朔當然隻是慕容儁自己給自己貼金,在當時世人心目中,偏安江南的東晉小朝廷才是正朔所在。東晉政權與自己同文同種,由西晉宣帝司馬懿的後裔建立,是唯一繼承西晉衣缽的合法政權。這個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哪怕異族統治者使勁漢化自己,努力的推崇華夏文字製度,依然無法取代東晉的正朔地位。當年東晉北伐,軍隊開入關中,關中百姓夾道相迎,有許多八九十歲的耆老哭泣著說:“想不到有生之命還有幸見到王師。”此舉可見民心所向。

不僅普通百姓如此,北方的士人也普遍是這種心理,人所周知的一個例子是前秦名相王猛。王猛曾經有機會出仕東晉,不過他最終選擇了前秦,事實證明他的選擇是正確的,無能透頂的東晉朝廷不可能給他提供施展才華的舞台。但是在內心深處,王猛未必無憾,他臨終叮囑前秦皇帝苻堅:“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這句話固然是治國的真知灼見,但也暴露內心的那一絲遺憾:他王猛滿腹韜略,竟投身於胡戎蠻夷之庭。

孫盛寫作《晉陽秋》的那幾年,是前燕與東晉交戰最頻繁的時期。軍事上,前燕並不落於下風,它接連從東晉手中奪得河北、淮北等地;但在文化認同上,前燕則先天不足,處於絕對弱勢。

就在這個時候,救星來了,在江南獲得廣泛讚譽的《晉陽秋》出現在北方。《晉陽秋》為何到北方來?因為它觸犯了時諱。

由於處於敵對狀態,很少有北方人能夠到江南去,但是好奇心人人有之,《晉陽秋》詳細平實記述了東晉現狀,一到北方必受矚目。想象一下,如果這部書披露“東晉的開國皇帝是個私生子”,說有一個“牛繼馬後”的讖言早就預示了這事的發生。那麼這個爆炸性的秘聞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西晉、東晉之間的繼承關係,打擊東晉政府的“正朔”形象。

所以說前燕政權有足夠的動機去篡改《晉陽秋》,將晉元帝汙蔑為一個私生子。

前燕政權不久就滅亡於前秦,但“晉元帝是私生子”這個傳言卻生命力頑強,在北方流傳甚廣,經久不衰。十六國之後,中國曆史進入了南北朝對峙,此時的正朔之爭比先前更加激烈,南北雙方都標榜自己才是正統,彼此口出惡言,南朝寫史稱北朝為“索虜”,北朝寫史稱南朝為“島夷”。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北朝人自然不會有興趣去徹查所謂的“晉元帝是私生子”是真是假。到了公元551年左右,即《晉陽秋》麵世兩百年之後,北齊臣子魏收撰寫《魏書》,書中有晉元帝的傳記,傳記名稱叫《僭晉司馬睿傳》。這個“僭”就是“僭越”的意思,意思是說北方政權才是正朔所在,東晉皇帝都是僭主,是沒有資格稱皇帝的。

魏收也采信“晉元帝是私生子”的說法,甚至以訛傳訛,錯得更加離譜。《魏書》中如此寫道:“睿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琅琊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奸通,遂生睿。”這明顯是在胡扯了,牛金與司馬懿同輩,琅琊王司馬覲則是司馬懿的曾孫,夏侯氏嫁入司馬家的時候,牛金即使還沒病死也已是風燭殘年,兩人怎麼可能通奸?

又過了約莫一百年,唐朝的房玄齡、令狐德棻等人奉唐太宗的命令修撰《晉書》。唐朝脫胎於北朝,令狐德棻等人沒有擺脫那個流傳了近三百年的傳言,也采信了“晉元帝是私生子”的說法,並將這一說法寫入了《晉書·元帝紀》中。

在這一係列錯綜複雜的政治、曆史原因作用下,晉元帝在他去世三百多年之後,最終坐實了“私生子”的名號。有了晉元帝的遭遇,再回過頭來看晉惠帝。他真如《晉書》所言,是個癡呆?

未必。

有可能晉惠帝隻是性格懦弱,所以處處受製於人;有可能晉惠帝隻是不善於言語,並且優柔寡斷,所以無法樹立君威。他的真實麵目經過三百年時光的衝刷、風化,已經模糊不清,又受到那些真偽難辨的史料影響,晉惠帝終於被貼上“癡呆皇帝”標簽,萬惡所歸,漸漸變成一個臉譜。

本書與前人一樣,也把晉惠帝描繪成癡呆。這並不表明作者沒有任何疑慮,而是因為作者找不到任何證據來證實或者推翻這些疑慮,所以隻能因循舊說。

但換個角度來講,晉惠帝皇帝做得如此失敗,眼見身邊至親一個個死於非命而無能為力,他不僅葬送父親開創的太平歲月,而且還將千辛萬苦才得以統一的天下重新推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如此無能之人與毫無自理能力的癡呆有何分別?既然如此,就不要在這個人身上花費心力了,索性鐵了心認定:晉惠帝司馬衷就是一個癡呆。二、 無法肩負的重任

既然是癡呆,那麼司馬衷對做皇帝的感覺就僅限於從東宮搬到西宮,住的地方更寬大了一點,身邊的宮女更多了一點,臣子們對自己的態度更加恭謹一點,如此而已。

真正興高采烈的應該另有他人。

比如說皇後賈南風。她十五歲嫁入皇家,十七年來一直擔驚受怕,皇帝公公一會兒說要廢黜她,一會兒說要廢黜她丈夫,一會兒又派那個不是婆婆的婆婆楊氏來訓斥她,十分可惡。

更可惡的是,那個楊氏與她同年,隻因為嫁得好就以長輩自居,一副頤指氣使的樣子讓人討厭。如果東宮有這麼妖豔的女人用這麼倨傲的口氣說話,賈南風一定會往她的臉上砍兩刀,可是作為兒媳,當時的賈南風隻能忍氣吞聲,這股怨氣即使事後鞭打了幾十個宮女都無法發泄幹淨。

如今守得雲開見日月,老皇帝死了,新皇帝是自己掌中傀儡,再也不用擔心有人對自己不利。賈皇後看著身上繡著日月星辰的褘衣,滿臉掩飾不住的笑意。

再比如說太後楊豔。她十九歲入宮時,司馬炎款款深情都傾注在胡芳胡貴嬪的身上。雖然她以前自負美豔,但是一進這繁花似錦的後宮也不過泯然眾人,她之所以被立為皇後,完全是因為皇帝對從姐楊芷還有舊情。所以司馬炎對她一直恭敬有餘而恩愛不足,有時候,她覺得自己就像是從姐的一個會動的靈位。

十四年過去了,楊豔已韶華不再,而宮裏滿眼都是年輕貌美的女孩,一個又一個皇子出生長大,而她的兒子司馬恢隻活到兩歲就夭折了,雖然她從地位低微的王才人手中奪走了年幼的司馬熾,當作自己兒子哺養,但畢竟不是親生的。論才情文蘊,她比不上左芬左貴嬪;論胸襟品格,她比不上胡芳胡貴嬪;論溫婉可人,她比不上諸葛婉諸葛夫人;楊豔隻有身處幽冥的從姐和從姐留下的癡呆太子可依仗,還有一個並不太可靠的輕浮老子作為外援。

一切榮華都在司馬炎的一念之間,倘若哪天司馬炎移情別的嬪妃,廢掉太子另立別的皇子,那她就什麼都沒有了。後宮深不可測,所謂“女無好醜,入宮見妒”,何況是處在皇後這個眾矢之的的位置上呢?每每想到這裏,楊皇後就不寒而栗。

現在可好,楊皇後升級成了楊太後,連皇帝都得向她行跪拜禮,這個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人能夠威脅她的地位了。

而最高興的可能還是老國丈楊駿。前文已經提到,楊駿以前名聲不怎麼好,朝中那些自以為高尚的家夥都有點輕視他。當年他要結交琅琊王氏,想把女兒嫁給王家的美男子王衍,王衍竟以此為恥;楊駿退而求其次,想與大司農鄭默結親,又被一口拒絕;後來好容易把女兒塞給了河東裴氏,親家裴楷卻從不正眼看他。

楊駿十分憤懣不解。論門第,弘農楊氏“四世三公”名滿天下,顯赫兩百年,當年楊家祖先楊震擔任漢安帝的太尉之時,曹魏君主的祖先不過隻是一個君子所不齒的宦官,司馬家的祖先也不過是一個區區二千石,至於琅琊王氏與河東裴氏,都還隻是一介草民;論權勢,楊家接連出了兩位皇後,比太原王氏還多,那些後起小輩憑什麼瞧不起人?

長久以來楊駿一直耿耿於懷。如今可好,天下大權盡在我手,楊駿覺得自己大器晚成,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

司馬炎的梓宮停在含章殿,他的諡號被定為“武”,後人稱之為晉武帝。“武”是一個既可以褒也可以貶的諡號,但放在司馬炎身上明顯是在褒揚,彰示他開國立業,並且平定吳國統一天下的赫赫武功。也因為這些武功,司馬炎的靈位獲得搬進太廟受永世供奉的資格,廟號為世祖。

喪禮的具體操辦有太常、太仆等官員處理,無需大行皇帝和皇帝兩位陛下費心。晉武帝要做的,就是每天安安靜靜地躺著;司馬衷要做的就是扮演孝子,給父親守喪。所謂百善孝為先,天子在孝道方麵必須為天下人做出表率。

司馬炎駕崩,司馬衷服的是“斬衰”。“斬衰”是所有喪服中最重的一種,通常是子女為父親、妻子為丈夫,嗣子為嗣父,重孫為祖父等最近的親屬所穿的喪服。

按照《禮記》要求,“斬衰三日不食”,三日之後可以食粥,但是食量也有嚴格規定:一天早晚兩餐,每餐不超過“一溢米”。“一溢米”相當於一升的二十四分之一,孝子們比如晉朝的和嶠,都是稱好重量才吃的,生怕不小心多吃了一粒米使自己變得不孝。這個飲食的限量等到百日之後逐步放開,一年之後允許吃蔬菜水果,兩年之後允許用醬醋調味,完全恢複正常飲食則要等到喪服期滿。

“斬衰”的喪期有多長呢?答案是三年。這三年孝子不僅在飲食上有限製,生活各方麵都有講究。比如睡覺就不能睡在屋裏,隻能睡在臨時搭建的棚屋裏,這個棚屋被稱為“倚廬”,而且隻能睡在破席子上,不能用枕頭隻能用土塊,不能進行房事,等等等等。總而言之,在古代做孝子是不容易的,不僅在心理上要保持悲痛,還要在身體上飽受摧殘,體弱多病的還真當不了孝子。

從法理上講,皇帝是全天下人的父親,皇帝駕崩要履行的手續,比普通的父親亡故要繁縟千百倍,那是全國舉哀、勞民傷財的國喪,如果嚴格按照《禮記》去做,一場喪禮就可能導致亡國。

於是有偉大而體貼人意的漢文帝犧牲了自己身後的哀榮,替他的兒子漢景帝,也替後世的一切皇帝解決了難題。漢文帝臨死下了遺詔,囑咐喪禮一切從簡,其中特意提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也就是說將服喪期由三年精簡為三天。

有了先例,兩漢的皇帝就不怕承擔“不孝”的罪名了,從此老皇帝大行之後,新皇帝與臣子都隻需服喪三日,餘下的三年時間,新皇帝隻要在心裏保持哀悼就可以了,這種方式被稱為“服心喪三年”。雖然後世有儒者對這種變通從權頗有非議,但是中國的皇帝與大臣們大多是實用主義者,這種從簡的儀式被很好地保存了下來。

當年文帝司馬昭駕崩的時候,司馬炎就隻服喪三日;現在司馬炎駕崩了,司馬衷也隻需服喪三日即可。

因此司馬衷皇帝生涯的最初三天,應該是穿著粗麻布喪服餓著肚子度過的。期間他有沒有公然喊餓,有沒有索要食物不得而當眾灑眼淚,這不得而知。

到了第四天,司馬衷除下喪服,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參加朝會。朝會隆重莊嚴,儀式繁縟,參考《晉書·禮誌》,可以推想出當時盛況:

天還沒完全亮,全體朝臣就已經在殿旁集合,殿前廣場上燃著燎火(注:古人在屋前院內設篝火用以照明,此篝火亦稱燎火。《詩經》有雲“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即是此謂),朝臣們按官秩、爵位的高低依次坐好。與此同時,皇帝司馬衷已經起床,先到皇後處,接受皇後的祝賀,然後他坐著雲龍車,緩緩從東門來到殿前,皇帝下車,入東閣小坐。

皇帝入坐東閣之後,朝臣們依次進入大殿,依舊按官秩、爵位的高低排列整齊,等候在殿下;環衛宮殿的虎賁、殿內陛下的持戟衛士等也進入崗位;太常指揮下的太樂隊成員,也帶著他們的鍾啊鼓啊一係列樂器,各就各位。幾百人靜候在大殿之內,肅穆無聲,有謁者檢查朝臣的服飾是否整齊、舉止是否得體,如果服飾或舉止失儀的人,謁者則會視其輕重而給予嗬斥,最嚴重的將會被劾以“大不敬”的罪名,逐出朝堂並記錄在案,交由相關人員治罪。

大臣們準備就緒之後,謁者、仆射、大鴻臚依次向皇帝稟報。過了片刻,到了某一個指定的時辰,侍中奏時辰到,於是皇帝走出東閣,在侍中、衛士等簇擁之下,由太常開路,莊嚴穩重的緩步進入大殿。此時鍾鼓齊鳴,百官全部拜伏在地,太常引導皇帝登上大殿,升坐在禦座上。鍾鼓聲暫停,百官起立。

大鴻臚半跪啟奏“請朝賀”,於是掌禮郎用渾厚、清晰的嗓音宣召朝臣依次上殿向皇帝朝賀。朝賀的順序依次是:諸侯王、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

朝賀的過程也頗繁縟費力。以諸侯王為例,掌禮郎說:“皇帝延某某王登。”

該諸侯王出列、跪拜,大鴻臚代表該王跪奏:“藩王臣某奉白璧各一,再拜賀。”

然後太常說:“王悉登。”

一旁就有謁者走過來,引導該諸侯王上殿,來到皇帝禦座之前。

皇帝起身,諸侯王向皇帝跪拜一次;隨後皇帝坐下,諸侯王又跪拜一次,將拜賀的白璧呈上,再跪拜一次,這才算成禮。謁者走過來,引導諸侯王下殿,重新進入朝臣隊列。

全體朝臣朝賀完畢之後,皇帝入內休息片刻,然後重新回到大殿。謁者、仆射跪奏:“請群臣上。”

於是重複先前的那一個過程,在謁者的引導下,朝臣們依次上殿向皇帝敬酒,期間太樂令一直在指揮太樂隊奏樂。

敬酒完畢,皇帝傳命百官就席、傳食,太官令、大司農、尚食等官員已安排好餐食,百官謝恩之後就席,太樂令又開始指揮奏樂。

然後,君臣開始吃飯,之後又有一係列費心費力的儀式需要一絲不苟的執行,一次朝會可能要耗掉一天的時間。

由此可見,朝會是一種耗時又費力的儀式,它的象征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若論實際意義,估計皇帝和朝臣全都沒吃飽),它在視覺上、聽覺上、氣氛上追求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可以令人心懷敬畏。它的作用是體現尊卑有序,維護朝廷與皇帝的威嚴,使臣民產生敬仰與依賴感。

但是對於皇帝來講,這種朝會卻是一個繁重的體力活。司馬衷不可能理解這種儀式的重要意義,這些繁文縟節絲毫不能讓他產生絲毫作為皇帝的優越感,隻讓他感到厭煩與疲勞;而朝會的冗長而沉悶也會使司馬衷感到無趣。

很有可能,當臣子向司馬衷行禮的時候,一抬頭,卻看見皇帝正在躲在那十二根冕旒後麵無聊並且不耐煩地打著哈欠,讓臣子麵麵相覷,心中無限悲涼。

皇帝要肩負的儀式義務不僅僅是主持朝會,按照傳統,皇帝每年有一係列儀式要出席,比如每年正月元辰,皇帝都應該到郊外進行象征性的親耕,即皇帝自己動手耕作一塊農田,以祈求當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司馬衷連這種象征性的儀式也沒有能力出席,《晉書·禮誌》上告訴後人:“自惠帝以後,其事便廢。”

事實已明顯,司馬衷根本沒有能力履行皇帝的義務,哪怕是最簡單的主持儀式,他也無法勝任。司馬衷對晉王朝的傷害並非僅僅是大權旁落那麼簡單,他在精神層麵摧毀了群臣,也摧毀了黎民百姓對晉朝皇帝的敬畏與崇拜。

皇帝是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誌,這是曆來朝廷花了大力氣才樹立出來的信仰,但是這個信仰被司馬衷輕而易舉地打破。臣民發現上天派來的代表竟然是如此無能的廢物,則不免要去思考:老天爺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他已經放棄了我們?或者,司馬家的天下氣數已盡?

這種信仰危機後果是很嚴重的,惠帝一朝逆臣多如牛毛,這是原因之一。三、 兩位受驚的祖父

武帝遺詔中允許楊駿“止宿殿中”,給楊駿佩了“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做護衛,並且允許楊駿“持兵仗出入”禁宮的時候。所以楊駿一點都不低調,自從司馬衷登基,他就搬進太極殿,還調來一百名虎賁日夜伴隨左右。

這些舉動給國喪平添幾分殺氣。太極殿裏設有靈位,文武百官每天都要隨惠帝到武帝靈前哭泣,一進靈堂卻看見虎賁環侍,身邊刀光閃閃,令人心懼。

這個驚悚場麵暴露了楊駿內心的虛弱與不安。武帝在世的時候,有這棵大樹撐著,無論楊駿在樹蔭下如何胡鬧,都不用擔心無法善後;如今大樹轟然倒塌,留下一片狼藉,楊駿這才認識到自己是如此單薄瘦弱,他感到非常無助。

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人,都認為這是楊駿咎由自取。武帝晚年看似體弱多病怠於政事,實際上朝廷的走向一直在他的謀劃下亦步亦趨。武帝要將政權、軍權分別交於不同人之手,所以他一方麵讓楊氏權傾朝野,一方麵又委任各宗室成員都督地方軍事、委任太原王氏的王佑職掌中央禁軍。武帝深知楊氏與宗室之間矛盾重重,但是沒有史料顯示武帝曾做出努力,讓雙方和解。外戚與宗室相互掣肘,共同輔佐新君,這才是武帝心中的合理格局。

相關部署從太康初就開始有步驟地實施,前後近十年。鹹寧三年驅逐宗室成員歸藩、太康三年逼死齊王攸、太康八年對於各方都督的重新任命,還有貫穿太康十年的“三楊”兄弟對朝政越來越全麵的控製,都是武帝的刻意安排。楊駿排擠衛瓘,雖說有欺君的嫌疑,但其實也是武帝默許的。

到了武帝快駕崩的時候,新朝堂的格局已經一目了然,朝臣們已經習慣了楊駿在朝堂上裝腔作勢,也已經預料到汝南王即將“都督中外諸軍事”,與楊駿一同輔政。誰曾想變生腑肘,楊駿利令智昏,竟然在武帝彌留的最後時刻使詐,成為唯一的顧命大臣。

一招不慎,全盤皆死。宗室被排除出顧命的行列,自然憤懣無比,而楊駿本人也陷入了騎虎難下的窘境。在他周圍,是一群居心叵測的同僚,正袖手冷笑;在禁宮之外,有一個輩分、地位都很高的汝南王,他的子侄輩都掌握著實權;如果楊駿的思緒足夠遠,他應當還會想到在千裏之外,還有幾十萬大軍在默默操練,這些軍隊的統帥都是姓司馬的,這些司馬家兒或許正在勒馬長嘯,遙望洛陽呢。

在武帝生前,楊駿認為他隻是一個苟延殘喘,可以玩弄於股掌之間的病夫;如今楊駿才發覺這個病夫設下了天羅地網,令自己的意誌在死後繼續得以貫徹,楊駿隻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這枚名叫楊駿的棋子任意妄為,破壞了棋局,因此陷入困境有成為棄子的危險。

楊駿的不安在武帝死後第七天,在眾目睽睽之下,歇斯底裏地發作了。

《禮劄》上說“天子七日而殯”,也就是說皇帝死後第七天要出殯,即將梓宮從後宮含章殿運到宮城前殿太極殿。武帝將在太極殿停殯到五月,然後運到峻陽陵下葬,與蟲豸穿山甲盜墓賊為伴。

楊太後、惠帝以及文武百官都到含章殿奉迎武帝梓宮,人群中唯獨不見楊駿的蹤影,他躲在太極殿裏死活不出來,不僅不出來,還嚴令虎賁環衛太極殿。

楊駿如此緊張失態,原因是有流言說汝南王正在糾合禁軍,準備攻打禁宮,清君側。

汝南王是宣帝司馬懿的第四個兒子。

司馬懿有九個兒子,除了長子景帝司馬師、次子文帝司馬昭,最有才幹的莫過於老五瑯琊王司馬伷,他是後來東晉元帝司馬睿的祖父,其次是老七扶風王司馬駿,可惜兩人都短命。

活到惠帝朝的有老三平原王司馬幹、老四汝南王司馬亮、老六梁王司馬肜和老九趙王司馬倫,這四個宗室的元老都在“八王之亂”裏發揮過作用,汝南王、趙王更是忝列“八王”的行列。

但皇帝這四個爺爺都不是好貨色,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先說皇帝的三爺爺平原王司馬幹。史稱平原王司馬幹“有篤疾,性理不恒”,那意思是說這老頭是個精神病患者,有時正常、有時發病。正常的時候還好,就是有點木木訥訥,史書上誇他“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但是這老頭發起病來就整個人都錯亂了,有人拜訪他,會被曬在門外曬一天;到了下雨天他把牛車拉到雨裏,把車蓋打開曬;他的愛妾死了,屍體盛在棺木裏,司馬幹幾天打開看一下,然後奸屍,一直到屍體腐爛不堪了才埋葬。

因為有精神病,所以這個王爺始終沒有參與朝政,得以在西晉險惡的政治環境中獨善其身,司馬幹竟然一直活到晉懷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以八十歲高齡壽終正寢。司馬幹咽氣的時候,他的九個兄弟已經死光,他的侄子輩甚至孫子輩也已死掉十之七八,他死後三個月,洛陽就陷落了,晉懷帝成為匈奴人的俘虜,包括他的兒子司馬永在內的數十名晉朝王爺被石勒活埋。

西晉末司馬家命最好的一個王爺是個精神病,由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事例,我們感到老天爺對司馬氏確實不懷好意。

再說皇帝的六爺爺梁王司馬肜與九爺爺趙王司馬倫,這兩位是為老不尊的典型。

梁王司馬肜“無他才能”,愛好聲色犬馬,以前還因此獲罪受罰,被削了一個縣的封地,惠帝後來派他去鎮關中,更是出了大亂子,這是後話,容後再稟;

至於趙王司馬倫,其為人“素庸下,無智策”,打小不爭氣,被父兄看不起。這人名列“八王”,而且是“八王”之中最可惡一個,後來趙王倫篡位自立,把原本隻發生在中樞的政治鬥爭擴散到了全國,這也是後話,容後詳稟。

由此可知,齊王攸一死,宗室裏麵其實無人可托付後事,矬子裏麵拔將軍,汝南王已經是晉武帝的最佳選擇。

那麼,汝南王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首先他是一個命長的人,武帝駕崩的時候,汝南王起碼已經六十五歲了,在司馬家族中算是高壽;

其次他不是一個嫌命長的人,所以當年弟弟扶風王司馬駿為留住齊王攸,冒顏犯諫觸龍鱗的時候,他隻是冷眼旁觀。

史書上說汝南王“少清警有才用”,怎麼個有才用法呢?史書上緊接著就記載了他帶兵出征,接二連三的吃敗仗。第一次是少年時隨兄長司馬昭討伐諸葛誕,“失利,免官”;第二次是武帝泰始年間都督關中軍事,羌族叛亂,攻殺秦州刺史胡烈,汝南王指揮失當,又被免官。

這兩次重大失利足以說明汝南王沒有將幹之才,可武帝還是不停地把他派出去鎮守四方,不僅汝南王,上麵提到的不成器的梁王與趙王,也一直在鎮守方嶽。這說明晉武帝不會用人,他隻信任外戚與宗室,這一點與兩漢時期唯才是舉的情景實在相差太遠,而司馬家宗室的人才又少得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