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第二自然”的創造過程，是園林藝術創作的典型化過程。就是說，造園者雖因於“第一自然”，但又總是力求超越“第一自然”；好的園林作品，總是概括的、精練的，可以以少勝多。這就是李漁在“房舍第一”的總論中所說的“忌靡”、“貴精”的原則。
以少勝多，精練、概括，這是中國繪畫、園林、詩詞、傳奇、小說等藝術創作的優良傳統。《易經》“係辭下”中就有“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之說。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曾讚《離騷》“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至劉勰又進一步發揮上述思想，說“興之托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以後的藝術家、美學家一直遵循和發揚這一藝術原則。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就要求畫家要經之眾多而取之精粹。他說：“千裏之山，不能盡奇；萬裏之水，豈能盡秀？太行枕華夏，而麵目者林慮；泰山占齊魯，而勝絕者龍岩。一概畫之，版圖何異？”這就需要選擇，需要提煉，需要概括，需要如石濤所說“搜盡奇峰打草稿”。如何才能把最精粹的東西概括、提煉出來呢？蘇東坡提出掌握對象之“常理”，他認為“山石、竹木、水波、雲煙，雖無常形而有常理”，抓住了它們的“常理”，就能把它們最有特征、最精粹的東西表現出來。像文與可就達到了這一境界：“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園林藝術的創作同樣需要掌握山石、花木之常理，從而選擇、提煉出大自然之最精粹者，收到咫尺山林、以少總多之效。像六朝庾信所築小園，即因自然之理，經過選擇、提煉、概括，小中見大，豐盈充實，意趣盎然。其山為蕢複，地有堂坳，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可稱為小園中之佳構。李漁自己的“芥子園”、“半畝園”等，其中一花一木、一樹一石、一山一水，也都寓含意趣，符合天理，不經過一番選擇、提煉、概括的典型化工夫，是創作不出來的。
而且，造園比起繪畫來，其提煉、概括更有另外一層難處。稍晚於李漁的清代文人張潮曾說：“疊山、累石，另有一種學問，其胸中丘壑，較之畫家為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疏密，可以自主；此則合地宜、因石性，多不當棄其有餘，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又必藉群工之手，是以難耳。況畫家所長，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嚐以畫工之景作實景觀，殊有不堪遊者，猶之詩中煙雨窮愁字麵，在詩雖為佳句，然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隻賴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所可比乎？”但隻要下過一番與繪畫不同的特殊的典型化工夫，就能如文震亨在《長物誌》中所言，做到“一峰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裏”。
李漁十分重視園林創作之典型化過程，他在“山石第五”中提出了“一卷代山，一勺代水”的藝術原則。“一卷”“一勺”者，極盡選擇、概括、提煉之能事也。這是要造園者觀察研究大自然，把大自然之丘壑化為自己胸中的丘壑，然後凝結於園林藝術的創造之中，把萬水千山提煉為“一卷”“一勺”，使“一花”“一石”皆成為大自然之精粹。
關於園林藝術之典型化問題，李漁在談到房舍的建築、屋內的裝修時，也有涉及。例如，他所提出的房舍“貴精不貴麗，貴新奇大雅不貴纖巧爛漫”的原則，以及房舍裝修“宜簡不宜繁”的原則，即是如此。而且，這些原則不隻局限於房舍，也適用於整個園林。所謂“精”、“簡”者，是指要以少勝多，力戒堆砌。正如錢泳在《履園叢話》中所說：“造園如作詩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後呼應，最忌錯雜，方稱佳構。”所謂“堆砌”、“錯雜”者，即不精不簡之謂，也就是李漁所反對的“麗”、“爛漫”。如果一座園林的山石、花木，堆砌、錯雜，侈麗、爛漫，猶如文章多贅詞絮語，則變得無韻無趣。隻有經過提煉、概括，去蕪存菁，才能做到意味無窮，含蓄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