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的關鍵在於“用之得宜”四字，隻有“得宜”，才能創造出園林的美來。這也就是所謂：用之不當，變雅為俗，使金成鐵；用之得宜，變俗為雅，點鐵成金。
因地製宜的原則，其精義在於闡明了園林美的創造中自然與人工的辯證關係，同時也深刻反映了園林美創造中的一條根本規律。雖然三百年前的李漁對園林美創造中自然與人工的辯證關係和美學規律，不會有今天人們這樣明確、深刻的認識和清楚、圓滿的理論表述；但從他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他已經意識到或領悟到其中的一些根本道理。
大家知道，美從來就不是純粹自然的現象，而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在人類產生之前，那洪荒世界固然無美可言；即使人類誕生之後，那山川湖海、日月星辰、花木鳥獸，假如完全同人類沒有任何關係，同樣也談不上美。火星上的山石土地，至今並沒有成為人類的審美對象；巴西的原始森林，在人跡未至之前，也很難說有什麼審美意義。今天人們所欣賞的泰山的雄偉、昆侖的崇高、桂林的佳麗、西湖的秀美，實際上是對這些自然物進行人化的結果。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美（廣義地說即審美對象）是自然與人力相搏鬥、相融合、相占有、相統一的產物；自然美是如此，社會美是如此，技術美是如此，藝術美更是如此。
園林美是藝術美之一種。園林美的創造，既不能沒有自然，更不能缺少人力。因地製宜的原則正是反映了園林美的創造中自然與人力相克相生、互滲互動從而合二而一的辯證關係。當然。自然與人力，主動權應該在人力這一邊，即使遇到不可抗拒之自然力，人作為“有意識有意誌”的“族類”也可作隨機應變的對待和處理。“因地製宜”這四個字，也充分表現了人力的主動地位。具體地說，即園林美的創造中人對自然總是既因之又製之，在因之中製之，在製之中因之；同時，人在對自然的因之製之的過程中，也受製於自然，服從於自然，師法於自然。李漁對這幾層關係都有相當深入的把握。
首先說因之。李漁認識到，在創造園林美時，為了獲得成功，人必須順自然之性而不戕自然之體，也就是說必須順應和合乎自然的規律，而不是戕害和違反自然的規律。例如，在談到窗欞的製作時，他提倡“宜自然，不宜雕斫”，要“順其性”而不“戕其體”。他說：“事事以雕鏤為戒，則人工漸去而天巧自呈矣。”這正是對“因”字的最好注釋。“因”就是順應、符合，不“順其性”而“戕其體”就沒有美。當然，製作窗欞時的“順其性”而不“戕其體”的原則，首先是為了“堅”，即結實耐用。因為“順其性者必堅，戕其體者易壞。木之為器，凡合筍使就者，皆順其性以為之者也；雕刻使成者，皆戕其體而為之者也”。但是，“順其性”而不“戕其體”，不隻是為了堅實耐用，同時也是為了美觀耐看，即為了收到“人工漸去而天巧自呈”的審美效果。因此，“順其性”而不“戕其體”不隻是實用的原則，同時也是審美的原則。這兩者是可以統一起來的。
現在人們常說，美的必須是合規律的、真的。所謂合規律，所謂真，也就是李漁在這裏所說的“順其性”而不“戕其體”。不合規律性的東西，不“順其性”而“戕其體”的東西，不真的東西，從根本上說不能是美的。中國女人纏足之醜即是例證。“順其性”即合規律性，是美的必要條件，也是美的創造的一條重要規律。
“順其性”而不“戕其體”雖然是李漁在談窗欞製作時提出來的，但李漁並沒有把它局限於窗欞製作，而是把它作為一條普遍原則。事實上，李漁是把這條原則貫穿於園林美創作的各個方麵的。例如，園林總體的布局、設計，房舍的高下、向背，花木的栽種、培育，堂聯齋匾的製作、書寫，以至於挖池、築山等等，莫不“順其性”，注意符合自然的規律。
其次說製之。李漁認識到，順自然之性並不是作自然的奴隸，而是順其性而製之，充分發揮園林創作者的主觀能動性，張揚人的主體精神。前麵我們引述的李漁談房舍“高下”的那段話中，就突出表現了這一思想。雖然造園者不應故意地勉強地製造“高下之勢”，但是卻可以在“順其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主體創造性。在那段話中，李漁認為“因地製宜”作為普遍原則雖然隻有一個，但是具體方法卻可以有很多，甚至提出“總無一定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非可以遙授方略者矣”。這就是說，隻要符合因地製宜的原則，造園者的創造性幾乎可以無窮盡地施展，可以采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達到因之而又製之的目的。李漁舉例性地提出三種方法：一是高者造屋卑者建樓，二是卑處掇山高處挖池，三是高者愈其高而卑者愈其卑。前兩種方法是為了造成園林“高下之勢”的相對徐緩的調和效果；後一種方法則是為了造成急劇變幻的對比效果。這是兩種不同的造園風格，各呈其妙。這舉例性的說明，意在告訴人們，造園者的創造餘地是非常廣闊的，不同的造園者可以八仙過海、各顯其能；能否做到既因之而又能製之，就看造園者是否有才能，以及主觀能動性發揮得如何了。我國造園史上那些有才能的造園家無一不是既能因之又能製之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前麵提到的白居易在廬山結草堂，自不待說；計成為吳又予建園也不用多講；現在我們看一看沈複在《浮生六記》中所記用重台疊館法建造皖城“王氏園”的情況：“其地長於東西，短於南北。蓋北緊背城，南則臨湖故也。既限於地，頗難位置，而觀其結構，作重台疊館之法。重台者，屋上作月台為庭院，疊石栽花於上，使遊人不知腳下有屋。蓋上疊石者則下實，上庭院者則下虛，故花木乃得地氣而生也。疊館者，樓上作軒，軒上再作平台，上下盤折，重疊四層，且有小池，水不滴泄，竟莫測其何虛何實。”這真是善於因之而製之的絕好例證。在東西長，南北短，背城臨湖的地盤局限之下，造園者順其性而製之，極盡巧思，創造出層層疊疊、豐滿充盈、出奇入勝的園林美景來。善於順其性而製之，是園林藝術創作的一條普遍原則，李漁之前和之後的造園家們是普遍加以遵循的。不過，李漁於此有更為深刻的認識，並給予相應的理論闡發。而且，整部《閑情偶寄》中所有論述園林的部分，都滲透著這一基本思想，甚至包括椅杌、幾案的設計、製作、使用，花的種植，鳥的飼養，古董、器皿的擺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