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安排在這個城市的一家著名的酒店。王明、克倫和夏子欣然而至。酒店的氣氛有點蒸蒸日上，在這氣氛中王明有一種莫名的激動，因而臉頰上泛出潮紅來。王明一行走進餐廳時，看到威爾遜他們已坐在餐桌前。威爾遜看見夏子，眼睛亮了亮，但恰到好處地又熄滅了。威爾遜一頭紅發很醒目，王明感覺他就像是一群老鼠中的一隻黃鼬。威爾遜起先不說話，看起來有點靦腆，一雙藍色的眸子飄忽不定，顯得有些怯場和不知所措。先是寒暄著，接著是喝酒。當接觸到問題的實質時，威爾遜先生說話了。他幾乎是滔滔不絕，目光犀利得近乎凶狠。每一段話講完後，他便盯著戴眼鏡的翻譯，唯恐錯譯或漏譯了他的話，似乎是要監督翻譯將他的講話原樣托出。
威爾遜先生有著相當令人信服的評論。他說，他去過徽州，也了解徽州，並且對徽州很感興趣（這幾乎令王明他們吃驚）。可以說，徽州是中國保存最完整的鄉村，是中國近代博物館，她展示的，是中國中世紀的生活麵貌。從總體上說，徽州與中國一樣，是陰性的，是被動的。這是基調，因為她是封閉的，是防禦性的，而不是開放的，內省的，她是故步自封的。王明的油畫很好地把握住了這一點，他的畫也是陰性的。最好的藝術都是陰性的，是具有某種內省性和多樣性的。所以王明的畫從基調上說是成功的。但從一個高度上來看，徽州注定是要衰亡的，因為她所代表的現象和文化，隻是一種殘骸，是一種遺留，注定要被一些陽性的東西消滅掉。所以表達徽州最精華的部分，應是表達這最後的光輝。這最後光輝的表現，一定要有悲劇色彩。這種悲劇色彩不完全是一種主觀性，更重要的是她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是有象征意義的，它簡單至極，又涵蓋萬事萬物。他舉例說：一個東西隻要有生命，它就會死亡，就會帶有悲劇意義。威爾遜又說，實際上徽州也即中國，中國的文化也是陰性的，她是防禦性的，她具有不可理喻的悲劇性。王明的畫可以說是基本成功的，它表現了徽州陰性、悲劇性的一麵，並且將其中一些細節性的東西放大給人看，還適當地扭曲變形。威爾遜說，王明那幅《鏡子裏的徽州》，實際上就是一麵銅鏡裏的棠樾牌坊群。銅鏡是陰性的，更有一番妖氣，且是生了鏽的銅鏡。銅鏡當中的棠樾牌坊，更是女性的。負負得正，王明表達的徽州雖然是險的，但由於恰到好處地加以處理，加上嫻熟的技法，因此獲得了成功。
威爾遜的一番評論的確有過人之處。這種過人之處大都是由他所處的客觀位置決定的，畢竟，在藝術這一塊，他們看到的和所經曆的，遠甚於一般人。當然，在思想上，在社會進程方麵，同樣如此。這也決定了威爾遜他們的慧眼獨具。畢竟，他們在很多方麵，都是過來人。但另一方麵，威爾遜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商人，他明顯是狡猾的，在贏得了對手的尊重之後，拋出了他的殺手鐧。他說：但與此同時，這畫也是不成功的，從市場的角度說，過於講究險招，失去了柔和，也失去了你們中國人的“中庸”。從畫中看，主觀的批判與欣賞又是極端的，也是直露的，充滿著艱險的情緒，也就是說，它的平衡感不夠，因而顯得裝飾性不夠，沙龍性不夠，因而收藏的風險性較大，市場的前景並不看好。威爾遜說，所有的大師之作都是有著裝飾性的，即使再驚心動魄的題材，也容易被一個普通的農夫當作一張詩意的布貼畫，掛在客廳的牆壁上。
聽了威爾遜的一番議論，王明心中一團尚不明確的東西變得清晰了，但清晰之後竟有點深深失望，甚至有點不知所措。王明在心裏暗暗地討厭著威爾遜，雖然威爾遜對於藝術很內行，但明顯地，他是想壓王明的價，想壟斷王明，然後再趁機抬價，把王明的畫賣給那些猶太人。不過顯然，王明並不是他戰略的重點，而是順帶的一筆買賣。因此，威爾遜言談之間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股輕蔑。王明感覺出來了。當酒席結束，戴眼鏡的翻譯問起是否願意進一步磋商時，王明很粗暴地說：我這畫不賣，你另尋高明吧！
畫展在熱鬧三天之後變得沉寂了，慢慢又變得門可羅雀。有幾個似懂非懂的猶太人似乎想收購一點王明的畫，但是威爾遜那一番鑒賞意見已經在坊間散布了，他們聽了以後，先是猶豫不決，慢慢地變得望而卻步了。有時候展廳一上午就隻是克倫、王明及夏子三個人。每個人表麵上看似平靜，但內心裏都有點不定。王明像鼓足了勇氣似的對克倫說：真是對不起了，讓你走眼了。咱們還是撤了吧？又故作幽默地說：這就像賣肉似的，等到肉變質了，又飄起滿街的臭味，到時候，撤退也就遲了。克倫笑著說：那不至於吧。又看看夏子說：你說呢？夏子正在走神，沒聽見兩個人的談話，隻是笑了笑，算是敷衍過去。
於是就撤了。仍把畫搬進王明在英國租界租的一間房子裏。等一切忙完了，身體很累，心更累。三個人便來到一個小酒館裏喝酒，話說得少，酒倒喝了不少。王明有點醉意地向克倫說：真對不起了，辦畫展，讓你虧了很多。克倫擺擺手說：不礙事，也就是多跑跑腿，多動動嘴，虧是虧那些讚助商的。王明便沒有說話。夏子這時候說話了。夏子說王明其實你那些畫還是可以賣給威爾遜的，賣不了好價格，起碼不至於虧本呀。王明沒有說話，臉色有點陰沉。夏子說過幾天我去找威爾遜，說你願意了，把畫賣掉一些也好更好地畫一些東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