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被暗殺的當天，軍統安排情報人員打電話到報社，指使報社次日發表唐紹儀被日軍暗殺的社論。與此同時，蔣介石也發表了致哀唁電：“驚悉少川先生為奸人所害，不幸逝世，殊感震驚，特電慰問，尚祈節哀。”
10月5日，國民政府下令褒揚唐紹儀，撥給治喪費用5 000元，將其生平事跡交付國史館，撰寫出《唐紹儀傳》，以表示政府對這位功勳元老的敬重。
國民政府做了這些粉飾太平的工作之後，似乎撇清了刺唐案件與自己的關係，更讓案情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不久，參與暗殺活動的幾位特工紛紛離奇身亡，直接執行人趙理君也在1942年被蔣介石處死，這更是引起了外界的不斷猜測。
唐紹儀的死在中國近代曆史上是一個謎，讚成者認為唐跟日軍曖昧不清，並稱讚軍統懲治漢奸的舉動；反對者則認為唐勾結日軍的證據不足，他不過是一次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一直到今天，研究民國史的專家學者們還在爭論不止。
唐紹儀的小女兒唐寶榕，在一篇文章中為父親喊冤：當年唐紹儀之所以把家人送至香港，孤身一人留在上海，是因為蔣介石吩咐他留在上海，打探日軍要求和談的條件。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與日本特務會麵。唐寶榕還出示了一個有力證據——孔祥熙親筆函的複印件。
唐紹儀的其他親屬證明了土肥原賢二與唐紹儀見麵之事完全是岑德廣在裏麵搗鬼。岑勾結大漢奸殷汝耕，企圖拉唐紹儀下水，遭到唐的當麵斥責。事實真相如今仍未水落石出，但唐紹儀被殺後，土原肥賢二的“南唐計劃”也隨之流產，客觀上維護了抗日統一戰線的持續，這也讓內部意見不一的國民黨堅定地偏向了主戰派。
幹淨利落的刺陳案
陳籙被刺殺的消息迅速傳出，日偽漢奸政府的大員們終日惶恐不安，生怕這個“中國青年鐵血軍”哪天找到自己的門上。而對於大多數的上海市民來說，這份新年賀禮真是大快人心。
刺唐案的塵埃尚未落定，又發生了另外一件震動上海灘的大事。
1939年2月18日，正是中國傳統節日除夕。已經成為淪陷區的大上海，要比往年冷清許多，看不出一絲喜慶的色彩。靜安寺附近的愚園路上，行人三三兩兩，神色哀戚。
突然，幾輛小車飛馳而來，在668弄25號的三層小洋樓門前停下。幾個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從車上走了下來，他們身上穿著同樣的駝毛大衣，頭上頂著同樣的氈帽，從外表上根本無法區分。
其中一位神秘人在眾人的簇擁下進了小洋樓，換了一身黑色暗花長袍，得意地捋著下巴的胡須，露出了本來的麵目。這位年過六旬的老者，就是“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籙。
陳籙，1913至1928年間，先後出任中國駐墨西哥全權公使、外交部次長和駐法國全權公使等職。其中，他在駐法使節任上任職長達8年，創造了晚清和民國期間任職時間的最長紀錄，並獲得了“法國通”的美譽。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人“以華製華”策略的引誘下，陳籙出任“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的外交部長。
由於陳籙的顯赫身份和政治影響力，他的賣國行為影響頗壞。為了避免他的行為影響更多的不堅定分子，軍統局下決心要鏟除這顆毒瘤，遂將這一任務交到軍統上海站行動組組長、人稱“超級殺手“的劉戈青的手上。
1939年2月中旬，劉戈青從安插在南京汪偽政權中的內線處得知陳籙即將返回上海過年的消息，他立刻在法租界霞飛路上的東昌旅館召開緊急會議，跟手下人策劃刺殺行動的具體方案。
2月18日下午4點，劉戈青收到情報，確定陳籙已經到家，他立刻邀請自己的好友、曾擔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的劉海山前來商議。
巡捕房的消息極為靈通，跟陳籙家保鏢關係也處得不錯，劉戈青想通過這層關係，弄到陳籙家的房屋布置圖。劉海山得知刺殺計劃後，強烈要求加入這次行動，還把陳籙家的地形和房間情形統統告訴了他。
經過一番考慮，劉戈青和劉海山決定將刺殺時間定在傍晚六七點鍾，此時仆役們忙著準備晚餐，出來進去都很頻繁，這個時候進行暗殺不會引人注意。他們還製訂了詳細的暗殺計劃：先把門衛解決掉，接著經廚房進入客廳，用繩子或刀殺死陳籙，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能開槍，否則驚動了左鄰右舍難以脫身。籌劃好這些後，劉戈青通知手下，次日下午4點在愚園路口的滄州飯店會合。
2月19日18時，天上下起了雨。由於這天是農曆大年初一，到陳籙家拜年串門的人非常多。劉戈青帶著手下潛入一家酒吧，等待刺殺機會的到來。一個小時後，雨越下越大，路上行人越來越少。劉戈青一行走到愚園路668弄，兵分兩路直撲25號大門。兩名特工卸下了值班保鏢的武裝，扮成警衛站在門口。其餘人一擁而上，闖進了廚房。